巴菲特经常乘飞机来往于纽约、华盛顿和布法罗之间，他和苏珊之间相处的时间越来越少，两人之间的距离也越拉越远。苏珊对自己的演唱事业越来越上心了。尼尔·希达卡在奥马哈听了她的演唱之后，建议她当个专业歌手，她很受鼓舞。巴菲特在投资界的朋友比尔·鲁安还特意安排她在曼哈顿的几家夜总会试唱，包括特兰普斯夜总会和舞厅夜总会。巴菲特在纽约的朋友发现苏珊唱得很不错。罗克珊·勃兰特之前也是一位歌手，她说：“如果苏珊走在大街上，你根本看不出她是个富家太太。”
当一些公司请苏珊回纽约讨论签约的时候，她已经开始考虑发行专辑和巡回演唱的相关事宜，甚至还同威廉·莫里斯星探公司签订了合约。
1977 年春，当巴菲特忙于收购《晚报》时，苏珊在奥马哈的法国咖啡屋演唱。她和同事们偶尔会在演出结束后回到家中欢饮畅聊。巴菲特有时会和他们待上一小会儿，然后就会躲到书房，让苏珊一个人忙前忙后招待大家。儿子彼得回忆说：“我给他们拍过一张照片，妈妈和咖啡屋的人来家里的时候，爸爸就像个家长，总在楼上书房看书，妈妈和她的朋友们则像一群孩子。”
巴菲特夫妇在生活中的隔阂非常明显。1977 年4 月他们庆祝银婚时，斯坦福·利普西让一位漫画家画了幅漫画，画中的巴菲特和苏珊在结婚蛋糕上面擦肩而过。
他们的兴趣差别是如此大，以至于当孩子们都不在家的时候，苏珊会倍感失落。家中的常客、画家朋友肯特·贝洛斯认为他俩的婚姻是一段“美妙的姻缘”，两人是典型的异性相吸。更多的时候，巴菲特都会把自己封闭起来，专注地阅读《标准普尔股票指南》，忘我地思考有关投资的问题。从情感的角度来看，他和苏珊恰好是两个极端，苏珊对贝洛斯说：“巴菲特只要有一本书和一个60 瓦的灯泡就足够了。”
苏珊想要的肯定不只这些。她很外向，感情世界也很丰富。她乐于体贴别人，为他人着想，对于这一点巴菲特自然体会最深。女儿小苏珊说：“正是因为有了妈妈这个贤内助，爸爸才能有那么多时间专注干自己的事。爸爸做事总是很用心、全情投入。”儿子彼得说得更明确：“妈妈是为别人而活着。”直到深夜，苏珊才有时间一个人静下来听听音乐。
苏珊很少接受媒体的采访。有一次《奥马哈世界先驱报》在采访她的演出生涯时，苏珊说她很感激巴菲特支持她的演唱事业。这篇采访在他们结婚25 周年纪念日之前两天发表了，不过其中苏珊对巴菲特的描述被删掉了。谈起他们的恋爱史时，苏珊说她当时“正疯狂地爱着另一个人”，但最后还是顺从了父亲的意见，发现巴菲特是个“相当不错的人”。不过苏珊没有说为巴菲特而疯狂过，也没说她是否会常常想起过去与米尔顿·布朗的那段浪漫史。20 多年过去了，她还经常谈起如果当初嫁给布朗而不是巴菲特的话，生活又会是什么样子。（这时，米尔顿·布朗已是艾奥瓦州德梅因的一位成功的食品经销商。）
当时，家里只剩下巴菲特夫妇俩了。女儿已经出嫁，在加利福尼亚州欧文市的《21 世纪报》工作。霍华德则从南达科他州奥古斯塔纳大学退学了，他用从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股票中套现的钱购买了掘土设备，在奥马哈附近创办了一家巴菲特挖掘公司。小彼得刚被斯坦福大学录取。
1977 年9 月，苏珊在奥菲厄姆演出了一晚上，那是奥马哈城一家富丽堂皇的多功能剧场。在那个特别的晚上，面对所有家乡的父老，苏珊把自己柔情似水的音乐风格表现得淋漓尽致，她唱了首伤感的歌：《让我觉得我们还在相爱，好吗？》。
没过几天，45 岁的苏珊离开丈夫，搬出了巴菲特在法纳姆大街的家，去旧金山租了套公寓。（儿子霍华德被突如其来的家庭变故弄懵了，彼得则觉得母亲弃家而去是早晚的事。）苏珊告诉自己的孩子，不论是从法律意义上还是在别的方面，她并没有和巴菲特离婚，只是早就想自食其力而已。
这对巴菲特不啻晴天霹雳，他感到惊愕、绝望和无助。他原来有一方恬静的港湾，不论在大海上航行时遇到了什么风雨险阻，都能回到港湾中休憩，让他专心工作。现在他的港湾已经不在了，他的家庭温暖与快乐已经不在了，苏珊对他心灵的温存慰藉也已经不在了，没有人能够代替她的位置。巴菲特对姐姐说：“25 年来，苏珊一直是我心中的阳光和雨露。”
巴菲特不明白苏珊为何要离开家，为何她会感到孤独。在给苏珊打电话时，巴菲特哭成了一个泪人。苏珊安慰巴菲特说，她离开只是两人关系的一种建设性调整，并不是说两人从此就成为陌路人了，他们还可以通电话，还可以一起旅行，甚至像过去一样去纽约和位于拉古纳海滩的别墅度假。苏珊说他们仍是夫妇，关键是“两人各有不同的追求”。
巴菲特的女儿回家陪了他几个星期，小苏珊得到了慈父的呵护和关心，她也很喜欢父亲。当时小苏珊短暂的婚姻也正处于崩溃的边缘。小苏珊的到来给空荡荡的房子增添了无限的生机，她帮父亲收拾家务，免得巴菲特一天到晚只能吃爆米花，脏衣服也没人洗。巴菲特对女儿疼爱有加，对她能够在一下午洗完一大堆衣服赞不绝口。小苏珊回忆说，爸爸并不经常谈起妈妈。
那时他很难表达自己的感受。我记得他坐在椅子上看书，会和我谈谈洗衣服的事。我说：“如果你录一盘磁带，里面有妈妈回来时开门、关门和说‘我回来了’的声音，其实一切都好像没有改变，你会觉得她还在家里。”
那些一向称赞巴菲特夫妇是模范夫妻的亲朋好友对此也感到震惊和痛心。但是，在大多数人看来，巴菲特夫妇并非通常意义上的离婚。虽然苏珊身在加州，但他们几乎每天都通电话。一到圣诞节，他们就和孩子们在位于拉古纳海滩的别墅团聚。春天来临的时候，巴菲特和苏珊还和往常一样去纽约度假半个月。
当巴菲特发现妻子变化并不大时，他的情绪才有所好转。在内心深处，他最害怕的就是改变。巴菲特其实打算要搬到加州南部生活，这样他就离家人都要近一些，但是他最终没有搬，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伴随他多年、对他忠心耿耿的秘书戈拉德·凯瑟，更主要的还是因为他讨厌改变，不愿抛弃熟悉的一切去重新开始一段新的旅程。
与之相反，苏珊住在一套像学生公寓一样简陋的公寓里，屋子里的摆设让人觉得像是小姑娘的房间，例如房间里装有米老鼠造型的电话。她对这样的自由自在感到由衷的满足，尤其是她人到中年才拥有了这份来之不易的悠闲自在。苏珊的一些私生活对巴菲特有所保留，巴菲特也不会强求她告诉自己一切，家里人也都理解苏珊有自己的需求。全家人还是一如既往地保护着巴菲特，希望让他继续干好自己的事业。他的妹妹罗伯塔说：“我们都很想保护巴菲特，我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不过应该是日积月累的结果。”
苏珊其实比任何人都更加呵护巴菲特，她仍在注视着他、关心着他。苏珊编织人际关系网的才能绝对不比巴菲特逊色。她甚至建议奥马哈城的几个女人请巴菲特看电影，或为他做晚饭，其中一位叫艾丝翠·孟克斯，是在法国咖啡屋工作的31 岁的金发女招待。艾丝翠为巴菲特做过几次汤，并开始经常来探访巴菲特。苏珊对她很是支持。如果说在奥马哈有谁的生活方式和巴菲特截然不同的话，那就是艾丝翠。她住在一个嘈杂市场上的一处阁楼里，附近到处是理发店和咖啡厅。她出生于拉脱维亚，小时候来到了奥马哈。她年幼丧母，做侍者的父亲便把她寄养在孤儿院里。认识艾丝翠的人对她的评价最多就是个“劫后余生者”。她是旧货店和廉价商店里的常客。她面容姣好，棱角分明，即便是穿着旧衣服，她也显得楚楚动人。一到冬天，她会裹着阿富汗大围巾，穿着皮毛大衣，牵着自己那条心爱的红毛狗，迎着奥马哈的寒风和鹅毛大雪走在街上，看上去就像《日瓦格医生》中的一个角色。
艾丝翠似乎认识奥马哈城里所有放荡不羁的人，但她喜欢给别人带去帮助和温暖，而且不爱出风头。当苏珊在法国咖啡屋唱歌的时候，她总在演出间隙为苏珊端茶送水。她的本能中有一种对人呵护有加、谦逊善良的美德。
在苏珊搬出巴菲特家一年后，艾丝翠住了进去。巴菲特的这个决定让儿子霍华德感到困惑，也让其他人迷惑不解。画家肯特·贝洛斯知道艾丝翠是旧货店的常客，所以对她找到全市最富有的男人感到大跌眼镜，他大声问艾丝翠：“你和巴菲特到底是怎么回事？”
有人说巴菲特不过是找了个厨子罢了，可事实上他们确实是天造地设的一对。艾丝翠和巴菲特性情相投，他们在一起也能相处融洽。巴菲特会不停地搜寻廉价股票，艾丝翠则去旧货店或超市为这位亿万富翁买回打折的百事可乐。巴菲特待在书房里时，艾丝翠就会待在花园里。艾丝翠喜欢待在家里，这样一来，巴菲特就不用为生活琐事操心了。如果彼得乘夜间火车回家，艾丝翠还会去火车站接他。
也许艾丝翠过去的生活太孤单了，因此她在生活中总能迎合巴菲特，而且一点儿都不觉得丢脸或没面子。当然她有时也会反对巴菲特，不过那种反对完全是轻描淡写的，两人之间的这种关系显得有些奇特。艾丝翠找到了一个伙伴和一种安全感，巴菲特则多了一个家人和一起吃牛排的人。但是艾丝翠自住进巴菲特家起就明白，他并没有打算再婚，因为他在精神上还眷恋着苏珊。不过，艾丝翠给了巴菲特一个温暖舒适的家，还把他的衬衫熨得笔挺，好让他体面地去见苏珊。
起初，艾丝翠宁愿离开奥马哈城也不愿待在空荡荡的家里。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她就习惯了巴菲特的来去匆匆，和巴菲特的家人也变得熟稔起来。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艾丝翠与苏珊的关系非常密切。苏珊来奥马哈时，她们会一起做饭，尽管苏珊不住在法纳姆大街。在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一次年会上，这两个女人并肩坐在一起窃窃私语，她们共享的男人巴菲特则在台上主持仪式。
这个让人难以捉摸的三人组合形成了一种难以名状的韵律美。艾丝翠日复一日地照顾巴菲特的衣食起居，巴菲特离开奥马哈后则由苏珊负责照顾他。他们会一起去纽约和加州看望老朋友。在所有正式场合中，
比如参加半年一次的本杰明·格雷厄姆门徒聚会时，巴菲特总是带上他的妻子。
从表面上看，巴菲特和苏珊的个性都没有变。艾奥瓦州的零售商乔·罗森菲尔德经常与巴菲特夫妇在加州会面，他说：“他俩和别的夫妇看起来没有什么区别。”小苏珊说她父母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没有变。儿子彼得认为这真是一种“超现实主义”的关系，他俩住得相隔1 500 英里，可好像什么都没有改变。
霍华德·纽曼（本杰明·格雷厄姆合伙人的儿子）甚至戏谑地称巴菲特同时占有了两个女人。可是，巴菲特并不是这种玩笑所指的那种“花花太岁”。他对待这两个女人是有准备的，而且对待两人的方法也不相同，就像事先写好的剧本一样。事实上，苏珊和艾丝翠是两种类型的人，这也让巴菲特的朋友们感到有些难以适应。尽管他们后来习惯了这种三角关系，但还是觉得不可思议。
有人想知道巴菲特对婚姻到底有过多少探究（例如，彼得就曾经问过是不是父亲和母亲交往之初就想过要和她结婚，巴菲特对此不予置评），或者他重新找一个贤内助只是为了让自己继续干好工作而已。但是，不管朋友心中有多少困惑，巴菲特还是找到了，或者说创造出了一种对自己有利的解决办法。与苏珊保持关系，虽然相隔甚远但能够给他一种渴望多年的延续感，这是当年他迫不及待地回到奥马哈想要寻找的感觉。这还能够使他免受离婚的创伤，也不必大费周章地去重新界定离婚后的生活状态。
这种深思熟虑确实是巴菲特的一大特点。“我喜欢自己的生活，安排好了生活，我就可以安心做我想做的事了。”有一次他对记者这样说道。巴菲特依旧不修边幅，对所谓的社会清规戒律也嗤之以鼻。对于这种奇妙的两女一男的关系他不愿意多谈，在一次公开发表言论时，他简单地评价说，这种关系让三个当事人都受益：“如果你对他们每个人都很了解，你就会理解这种关系了。”
不过，巴菲特在与朋友们的谈话中曾提过艾丝翠是托了苏珊的福。艾丝翠住进巴菲特家后，当年和巴菲特一起经营弹子球生意的唐纳德·丹利来奥马哈拜访过他，丹利自然很想了解艾丝翠的情况。唐纳德·丹利发现他俩晚上睡在一起，巴菲特告诉丹利这两个女人都是他的朋友。唐纳德·丹利说：“我想这对他很重要，他的意思是跟我表明他不会干什么偷偷摸摸的事。”
在儿子彼得看来，母亲离家出走后的头几年里，巴菲特过得很凄凉。彼得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很伤心，也很空虚。”巴菲特的一位女性好友也说他“内心十分焦虑孤独”，但是让这位朋友感兴趣的是他是如何应对这种局面的。只有和巴菲特很亲近的少数几个密友才知道他的悲痛欲绝。据他的儿子回忆说，有时父亲会试着忘记不快，专心工作。他就像一匹“戴上眼罩的马一样”，谨小慎微地安排自己新的生活。
在少年时代遇到坎坷时，当被困在不喜欢的华盛顿时，巴菲特就做起了报童。尽管他现在已经是当年所送的几家报纸的老板了，但是他的工作状态并没有多大的改变。天还没亮，他就迫不及待地起床，好像办公室里还有一大捆报纸等着他去送。在两个女人的悉心照料下，他现在打电话的声音都更洪亮了，就像生活中从来都没有不快一样。他的密友乔·罗森菲尔德从未见巴菲特沮丧过：“他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中了。”
巴菲特并没有因为婚姻的嬗变就在投资上消沉下去，而是愈挫愈勇。20 世纪70 年代后期，就像别人之前很难估计他是如何把握投资时机一样，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哈撒韦陆续进行了多项投资。当股市疲软时，他兴致勃勃地用伯克希尔·哈撒韦旗下保险公司的大量浮存金来买入股票，包括美国阿美拉达赫斯公司、美国广播公司、政府雇员保险公司、通用食品、奈特－里德报业集团、通用媒体、西弗科（Safeco ）保险公司、F·W·伍尔沃思公司等多家公司的股票。
市场上当时有谣言说，只要巴菲特买进某只股票，他就能把股价往上推动10% 。经纪人阿特·罗斯尔说：“通用食品的股价都涨疯了，不过巴菲特不承认他在买进这只股票，等别人在低价位抛售时他又会大单买进。查理·芒格会大声咒骂：‘这帮狗娘养的又在跟风了。’”a
巴菲特一边投资，一边写作。他有几次是为经济杂志撰文，主要还是为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写年度报告。以前巴菲特的内心总有一种渴望，那就是记录下自己的投资进展状况，直到巴菲特合伙公司开张后他才辍笔。现在他多是写些投资、管理和金融方面的书信体报告。
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但他后来重新印制了这些信件。最初这是从他1977 年写的一封信开始的，当时正是苏珊离家的那段时间。这封信介绍的是巴菲特最基本的投资理念，但是估计没有多少人读过它。巴菲特介绍了自己评价股票的方式，就像他评价一个企业一样：他寻找的是自己能够深入了解的公司，其有一个诚实干练的管理团队，有着良好的成长前景，而且股价不高。他对短期套利交易不感兴趣。
巴菲特写这封信的灵感来自70 年代末期华尔街股票交易市场上的奇怪景象。巴菲特推荐的股票遍地皆是，但就是没人愿意购买。1979 年夏天，道琼斯指数下挫到800 多点，甚至比1969 年的平均点位还要低。因为70 年代中期美国经济不景气，所有大报头版都刊登着阴霾笼罩的消息：美元贬值、日元升值、石油输出国组织动作频繁、美国国内能源短缺、民众普遍认为美国在走下坡路。表里不一的尼克松被赶出白宫，但是新入主白宫的吉米·卡特却有德无能。乔治·布什决心力取白宫，但对日益堆积的联邦政府债务感到震惊。他发誓，如果当选，自己在第一届任期内就要实现预算平衡。
5 年前，美国经济也面临着同样的衰退局面，最后华尔街渡过难关，迎来了历史上最强劲有力的一波经济复苏。但是这并不能给人以安慰。金融市场的运行是有周期的，不过只有在回眸的时候才能看清楚。而在市场行情展开的时候，投资者却像被迷雾遮住视线一样，难以预知未来，市场上的每一点变化似乎都是独特的。70 年代末，通货膨胀率高达让人
a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当时在年末公布了大规模的投资交易情况。
头疼的13% ，华尔街的贷款利率也达到了两位数。在内地还出现了一大
批商品投机商，他们买卖黄金、钻石、艺术品、房产、稀有金属、冷冻
食品，并为别人提供如何渡过通货膨胀难关的建议。这些人的观点是：“别把资产都压在股票上。”
巴菲特认为股票代表着美国投资者的未来，因此他备受冷嘲热讽。在1979 年的一封信中，巴菲特写道，他惊讶地发现“养老基金经理们当年只把手头9% 的资金投入了股票，他们本应该着眼于长线投资，这种做法实在是鼠目寸光”。巴菲特还忍不住补充了一句：“我们对伯克希尔·哈撒韦的投资组合充满了希望。”
其实任何人都不否认股票很便宜，但是与过去的每次熊市一样，这些基金经理都在等待“局势明朗”的那一天。制造商汉诺威（Hanover） 从市场中抽出了60% 的资金，资深投资顾问维克多·梅隆解释说：“有些问题还悬而未决，局势还不够明朗。”詹尼·蒙哥马利·斯科特公司（Janney Montgomery Scott ）副总裁海因茨·H·比尔也持同样的观点：知道股价很低并不意味着人人都会买进，因为未来的天空很可能继续乌云压顶。《商业周刊》的预言更是让人感到揪心，在1979 年8 月的第一期，它的封面标题让人过目不忘—《股票的终结》。这篇文章写得很有创意，细致入微地刻画了股市的不景气。作者建议人们投资于货币市场、快餐特许经营权或珍贵的邮票等，股票则已经过时了。股价太低，这是“一潭死水”，证明股市不仅人气不旺，而且已经步入了坟墓。巴菲特的观点恰好相反。同一周，他在《福布斯》杂志上撰文批评了这些养老基金经理们胆小懦弱的本性和过时的观点：
未来之事永远没人知道，但是等到大家都看好股市的时候再入场，价格就高了。那些着眼于长远的投资者一直都需要学习如何与不确定性周旋。
这篇文章反映出巴菲特想要解读股市的渴望，而且他希望这种解读比自己在60 年代的思想更加深入。他说基金经理们都把资产集中到了当时年利率为9.5% 的公司债券上。原因很简单：股票没有利息，而且风险太大，这在当时的熊市中更是如此。
但是，巴菲特看到的不仅仅是表面现象。实际上，他认为当时的股票风险是降低了，而非增加了。因为巴菲特不仅仅看到了股票本身的风险大小，也看到了它背后所隐藏的企业的实际经营状况。股票与债券一样，都是对公司所有权的一种证明。股票其实也有利息，那就是企业的赢利，只不过不明显罢了。
比方说，列入道琼斯指数中的某家公司的账面价值增加了13% ，这是某个公司很容易就实现的业绩，但是它的估价可能会低于账面价值。在巴菲特看来，如果闭上眼的话，这只股票其实就是一只“道琼斯债券”，利息为13% ，这比一般公司债券的利率高得多。如果某个投资者有耐心，他一定会得到这13% 的回报率。
即使在熊市中，巴菲特的股票仍在升值。现在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票价格已经高达每股290 美元，使巴菲特的财富增加到了1.4 亿美元。不过有一点让人们迷惑不解，那就是巴菲特的年薪只有5 万美元，他却从不出售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票来套现。他甚至连1 股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票都不舍得卖，他觉得自己的股票弥足珍贵。他也不让公司给股东分红，从他那蒸蒸日上的公司里刮出点儿钱来简直是难于上青天。
因为巴菲特要负担两个家的开支，所以他向奥马哈的一位股票经纪人查尔斯·海德诉苦说：“我的一切收入都来自伯克希尔·哈撒韦，我想再捞点儿外快。”
到了20 世纪70 年代末，他用个人账户买入了一些股票。他在用自己的钱投资时，显得大方一些。比如他曾经买入过特勒丁公司的股权，股权投资的风险是很大的，他要么投资失败，要么大赚一笔。他的一位朋友还说，巴菲特曾经买过黄铜期货，这完全是凭运气在投机。
“巴菲特赚钱太容易了，简直让人感觉有些可怕，”伯克希尔·哈撒
韦的一位雇员说，“他对自己要买的股票先分析一番，然后钱就如潮水般向他涌来了。”当一个朋友建议巴菲特在房地产领域拼杀一番时，巴菲特皱着眉头笑着说：“在股市赚钱这么容易，我为什么非得跑到房地产领域去呢？”经纪人阿特·罗斯尔说：“巴菲特在股市赚个300 万美元只是举手之劳。”
虽然巴菲特已经大富大贵，但他的生活一如既往的简朴清淡，至少奥马哈城里的人是这样看的。他开着那辆老林肯车到位于凯威特广场的办公室上班，和另外5 个人在那里处理伯克希尔·哈撒韦的业务。他的主要消遣就是打打桥牌，翻翻经济学读物，看看电视上的体育比赛和谈话节目。他和艾丝翠出去吃饭通常都到格兰特餐厅，这是巴菲特的小学同学开的一家不起眼的牛排馆。
不过，巴菲特的交际圈、事业和写作业已经逐渐延伸到奥马哈之外。他的40 岁生日是在奥马哈的一个高尔夫球场度过的。在1980 年夏天他过50 岁生日时，苏珊在纽约的大都会俱乐部给他办了一个盛大的聚会，所有来宾都穿着正式礼服。斯坦福·利普西给巴菲特带来了一大包爆米花和很多欢笑。前来道贺的还有他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同学杰里·奥兰斯、中学同学唐纳德·丹利、当年在格雷厄姆－纽曼公司的同事沃尔特·施洛斯、泄露“桥梁收费站”说法的戈茨曼，还有凯瑟琳·格雷厄姆、卡罗尔·卢米斯和马歇尔·温伯格。巴菲特还特地带来了当年第一次创立的威尔逊弹子球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主力歌手苏珊为自己的男人动情地演唱，朋友们纷纷向他道贺，最后是芒格煽情的祝酒词。
当天，在那间大木屋里，大家玩得都很尽兴。巴菲特穿着一双鞋底都几近磨平了的鞋子，梳着大背头，嘴角微翘，看上去就像个地地道道的教授。他依然面庞清瘦，杂乱的眉毛给他平添了几分思想家的气质。实际上，当天参加聚会的人不仅感到快乐，而且心情都很激动，甚至对巴菲特有些崇拜。凡是持有伯克希尔·哈撒韦股票的人都发财了，当时股价已经达到了每股375 美元。
不过，第二年，巴菲特差点命丧黄泉。他和芒格共同的好朋友、基金经理里克·戈林的妻子突然死于非难。在奥马哈的巴菲特给在加州的里克·戈林打了个电话。
“我的心都要碎了。”里克·戈林说。“我能理解你的心情，”巴菲特说，“我父亲去世时我也有这种感觉，就像有人在我胸口狠狠地捶了一拳一样。” 稍过片刻，巴菲特建议说：“你看这样好吗，你带上儿子飞到查理·芒格在小岛上的别墅去，我们一起在那儿住上三四天散散心吧。”
芒格的小木屋在明尼苏达州的一个湖上，芒格带着他们乘坐摩托艇去钓鱼。当摩托艇转弯时，水从船舷处涌了进来。里克·戈林提醒说小心点儿。不过，芒格没有留心，继续加油门。没过多久船就沉了，巴菲特被卡在船底，差点儿被淹死。身强力壮的戈林设法把巴菲特拉了上来。虽然他们都极力安慰巴菲特，但是巴菲特还是惊魂未定，不停地发抖。芒格也由此得了个新外号—“芒格船长”。
巴菲特为了陪里克·戈林散心而把手边的一切工作都放下，里克·戈林为此十分感动，他说：“他很有同情心，只是很多人都没有机会发现他这个特质而已。这对我而言是一份厚礼，因为他给了我这么多时间。”
除了得到里克·戈林这样的亲密伙伴的崇拜之外，巴菲特的信件开始在华尔街广为流传。银行家们开始复印这些报告，相互传阅。巴菲特第一次在投资界拥有了大批拥趸。巴菲特敏锐地观察到，伯克希尔·哈撒韦开始拥有一批“单股股东”，他们只买入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1 股股票，为的只是弄到巴菲特的这些报告。
芒格说巴菲特只是恰巧经营了一家上市公司，他要是在奥马哈开一家私人公司，肯定会更开心。这话虽然有道理，但是他没有考虑到巴菲特作为一个布道者的收获的乐趣。巴菲特在写那些信的时候找到了自己的舞台。他能抓住伯克希尔·哈撒韦某一方面的问题，例如某个会计问题或是某个保险问题，写出洋洋洒洒的一大篇专题文章。从这个角度来考虑，巴菲特的那些信就是对公司鞭辟入里的分析。一个投资者如果读完了通用汽车公司的年度报告，那么他只能了解通用汽车公司，却看不到公司高管的偏见，因为这样的报告通常是严谨的、实事求是的，就像西伯里·斯坦顿写出的报告一样。而巴菲特的文章充满了他对性、贪欲、人性弱点甚至自身的批判。巴菲特的文章虽然在结构上有哈佛商学院的学院派气质，但语言却有富兰克林《穷理查德年鉴》的平实风格。这样的报告不仅仅适合凯瑟琳·格雷厄姆这样的高管阅读，而且全华尔街和全美国的民众都看得懂。
巴菲特的朋友杰克·拜伦在读信时就有这种醍醐灌顶的感觉。一位来自特立尼达岛的年轻企业家理查德·亚茨刚虽然不认识巴菲特，但他在19 岁时拜读了巴菲特写的信之后，就有一种茅塞顿开的感觉：“我得到了一份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年度报告，真是上天对我的恩赐。”
有人认为这是因为天才的巴菲特无比巧妙地揭示了美国资本主义和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运行规律。商业大亨并不罕见，写信的人更是多如牛毛，但现在出了一个J·P·摩根式的人物，并且用戏剧演员威尔·罗杰斯式的幽默在调侃戏谑。他的笔下妙语连珠，旁征博引，文间常常引用哲学家帕斯卡尔、经济学家凯恩斯、影星梅·威斯特和著名棒球教练优吉·贝拉的名言。你如果不仔细阅读这些文章，就会错误地以为他是个乡巴佬。不过，语言的要素只是其次，最重要的是巴菲特能把一些看似错综复杂的问题条分缕析地解释清楚。
20 世纪80 年代早期，人们发现巴菲特的信件中有三个经常出现的主题，其中之一就是巴菲特非常担心再次发生通货膨胀，他担心政治家们是否真的有能力控制货币发行的节奏。巴菲特总是把通货膨胀视作一种痼疾，其实这种观点是有些褊狭的。“价格和贞操一样，人们可以保护它，但不能在失去之后又重新拥有它。”其实，巴菲特是担心通货膨胀会破坏长期债券的基础，然而事实证明并非如此。
不过，巴菲特的洞察力使他（和许多细心的读者）把通货膨胀造成的损失尽量降低。他对通货膨胀给保险业带来影响的论述很有见地。通货膨胀会使债券的价值受损，而保险公司的大部分资金都投在债券上，这是一种谨慎的做法。巴菲特发现当债券损失上升时，保险公司不愿像往常一样卖掉部分资产来还债，因为不管谁卖掉债券，其都会遭受巨大损失。因此，他意识到，保险公司并不急于收回债券业务上的投资。
购买债券的大量资金来自保险客户和投保者（他们通常是流动的），这些钱不过是暂时存放在保险公司那儿罢了。
保险公司筹资的另一种方法就是接受更多的投保，巴菲特认为这只能导致保险公司无限量地扩张业务，使保费下降到近乎不能带来盈利的地步，最终导致巨额损失。他在信中明确地说明了这一点。伯克希尔·哈撒韦只持有很少量的长期债券，巴菲特说，买了长期债券就相当于在30 年内把自己的“钱”贱卖了。在通货膨胀时期，这就好比一种自杀行为，就像提前几十年给伯克希尔·哈撒韦出厂的纱锭定了价一样。
不过，尽管人们明白通货膨胀的道理，可是谁也无法阻止它的发生。巴菲特痛苦地指出，他接手伯克希尔·哈撒韦的时候，它每股股票的账面价值等于当时的半盎司黄金，15 年以来他殚精竭虑地使股价从原来的每股19.46 美元上升到每股335.85 美元，但现在还是只能用1 股股票买到半盎司黄金。
他认为最好的办法是投资于那些对通货膨胀抗跌性强的公司，例如通用食品公司和雷诺工业公司（美国第二大烟草公司）。巴菲特认为，公众认可度高的消费品可以随着通货膨胀而提高价格，例如卡夫食品旗下的Post 品牌谷类食品和雷诺工业公司旗下的云丝顿香烟（Winston）。他还买入了一些矿业公司的股票，如美国铝业公司、克利夫兰－克利弗钢铁公司、汉迪哈曼机械公司以及恺撒铝业及化学品公司。不过，巴菲特在信中也提醒读者，伯克希尔·哈撒韦和任何人一样，都没有根治通货膨胀的良方。通货膨胀是“一条巨大的企业蛀虫，它不管企业是死是活，每天都会无情地吞噬掉企业的巨大资产”。
在华尔街，通货膨胀引发了人们对企业资产的疯狂购买。公司也和个人一样，火急火燎地要把现金换成纸币以外的其他资产，这导致了20 世纪80 年代早期的兼并狂潮。许多久负盛名的公司，诸如德尔蒙特、国民航空公司、七喜、斯图贝克汽车公司和纯品康纳公司都被人以高价买断。这使得亿万富翁巴菲特对华尔街提出了最为尖锐的批评。
在他看来，企业经理人的虚荣心会使他们达成一些愚蠢的交易。这些秉持“适者生存”法则的经理人个个精力旺盛，可往往像动物一样“有勇无谋”。他们会根据自己城堡的大小来评价自己的实力，而不像巴菲特一样有严格的收益评价标准（巴菲特认为这才是唯一明智的评价标准）。这些经理人不像巴菲特那样会在低价位买下公司的一小部分股份，而是喜欢花一大笔把整个公司一下子都买下来。不过不用为他们担心，这些狂妄自大的经理人自认为是优中选优的人才，有能力付出高昂的代价。
很多公司高管的做事方式就像童话故事里的情节一样幼稚，一个美丽的公主吻了一下他的额头，那位被变成癞蛤蟆的王子就变回了原来的英俊面容。因此，他们自以为自己的天才之吻能给公司换回巨大的利益……这样的吻我们见多了，但是奇迹却很少出现。
这段话是巴菲特在1981 年的报告中写的，当时正值兼并狂潮的初期。第二年，他忍不住再次提笔。许多公司的高管开始通过发行新股的方式来募集资金，进行收购活动。巴菲特对这种天真幼稚的做法进行了无情的批驳。他首先指出，这些看似在兼并其他公司的高管不仅在买进资产，其实也在卖出自己的资产。由于发行新股，现在所有股东拥有的公司所有权的比重都减少了。为了掩盖这个事实，首席执行官们的说法是“A 公司买入了B 公司”。但是，“细想一下，真实情况应该是‘A 公司出售了自己的部分资产来交换B 公司’，这一说法虽然难听多了，却和现实情况更加吻合。”
那么他们为什么要用这种障眼法呢？大多数股票，包括收购方的股票价位都很低。在这种情况下，收购方其实是在用自己并不心疼的货币来买东西，就像美国人在巴黎购物一样，因为美元的价值被低估了。当他买下其他企业时，他同时也把自己公司的一部分廉价出售掉了。
巴菲特建议这些管理层和董事们应该“擦亮眼睛”，问问自己是否愿意以这种低价出售整个公司，如果不愿意，那为什么还要卖掉其中的一部分呢？
管理上如果有小错误但是不能纠偏，那么日积月累，千里之堤会溃于蚁穴的。（赌城拉斯韦加斯就是靠人们的财富转移建设起来的，人们也以为小赌一把也输不到哪里去。）
最让巴菲特有切肤之痛的，是这些公司高管们是用股东的钱来扩建自己的帝国，而他们的首要职责本应是为股东服务。巴菲特认为，这样的经理人“最好到政府部门去任职”。
巴菲特形象地把公司的高管们比作官僚，因为他知道这样能够形象地揭示出他们身上的痼疾。不过在生活中巴菲特与许多首席执行官都是好朋友，经常和他们一起吃饭，因此他在写信的时候尽量保持小心谨慎，不提及他们的名字。尽管如此，巴菲特还是与业界的朋友们疏远了。（关于白领阶层犯罪，他写道：“用笔偷一大笔钱比用枪抢一点儿钱要安全得多。”）
巴菲特谈论得最多的话题，就是公司经理人和股东之间的关系。巴菲特认为，替别人打理财产的压力是很大的，这是他在1980 年说的，当时修改后的一项联邦法律要求伯克希尔·哈撒韦必须让旗下的罗克福德银行独立经营。巴菲特计算了一下，这家银行占伯克希尔·哈撒韦总资产的4% ，于是他让股东们选择是增持公司股票还是银行的股票，或者两种各占一些，完全由股东自己决定。唯一没有选择权的是他自己，他得接受别人选剩的所有股票，因为切蛋糕的人必须享用别人挑剩下的蛋糕。
本着同样的精神，1981 年由查理·芒格提出构想，巴菲特设计了一项独特的企业慈善计划。对于公司每100 万股股票（当时卖到了每股470 美元），股东可以自行选择一个慈善团体，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将为每股股票捐献出2 美元。也就是说，如果有人持有100 股公司的股票，他就能决定让谁接受这200 美元的礼物。在其他上市公司里，通行的做法是由股东们出钱，由公司的高管或董事来选择慈善团体。巴菲特觉得这种做法太虚伪，其实高管们往往会花股东的钱为自己在母校博得声誉。巴菲特认为：“许多公司高管对政府怎样分配纳税人的钱感到不满，自己却随意支配股东的钱。”
巴菲特用自己的言行思想改变着伯克希尔·哈撒韦，使它变成了一个富有巴菲特色彩的公司。实际上，他正在把伯克希尔·哈撒韦塑造成一个具有之前合伙企业性质的上市公司。近2 000 名股东中有一部分是原来合伙公司的合伙人，当然大多数人都不是。他写那些信的目的之一就是吸引并组织一个股东群体，让他们像之前的合伙人一样紧随他的脚步。
巴菲特这一独特的方法值得介绍。在当时的美国，股票的高换手率不仅常见，公司高管还鼓励这种做法。在大多数公司高管的眼中，股东是一个不固定的流动群体，借用投资学家菲利普·费舍尔的话说，这些股东就像在高速路休息站停车吃饭的人一样多变。而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股票的换手率却很低，巴菲特在信中也提到了这一点，这也正是他所希望的“咖啡屋”模式：“我们希望股东对我们的服务和菜单感到满意，以后每年都成为回头客。”
在全家前往拉古纳海滩的途中，巴菲特假想收信人是出国一年的妹妹罗伯塔，他会草草地在黄色便笺上写下7 500 字的长信，告诉罗伯塔公司发生的变化。这些信由朋友卡罗尔·卢米斯编辑后发表在《财富》杂志上，信里全是他自己的观点，听起来就像在与人交谈一样，其规劝之词让人感到通俗易懂。
这些书信还以公司报告的名义印成册，封面上有一条竖黑带。里面没有喜诗糖果的巧克力照片，没有其他首席执行官那样故作沉思状的巴菲特和芒格的照片，也没有光彩夺目的图表，有的只是实实在在的文字。
从某种角度来说，巴菲特的年度报告之所以写得好，也是因为他读得多。这样的报告是典型的广而告之文体，文中并不披露公司的实际经营状况，却很能吸引新的投资者。许多公司的年报里只有首席执行官们言不由衷的一番致辞，甚至可能是别人代写的。巴菲特每年都要看几百份公司年报，但就是找不到与公司高管谈话的感觉，也无法了解公司的实际经营状况。
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你们的董事长认为股东有权从首席执行官那里得知公司的实际运营情况和他的评估结果。你们是这样要求私人公司的，也应该这样来要求上市公司。
巴菲特对有些首席执行官经营业绩不理想就偷梁换柱的做法感到很愤慨。当企业经营状况不佳时，他们就采用一种“弹性更大的评估体系”，也就是说，“他们先把箭射到一个白色的箭靶上，然后再把靶心按照箭头所在的位置画上去，他们用这样的办法来向股东交差”。
巴菲特写的介绍会计学专业知识的书很能给人道义上的警示。因为华尔街的公司往往注重报表是否好看，所以很多首席执行官会把自己公司的报表先“打扮”一番再拿出去。这种做法的危险之处在于：首席执行官其实是在自欺欺人。许多首席执行官的经营目标并非公司经济效益的最大化，而是报告数字的最优化。巴菲特警告说：“强调会计数字好看而忽略实际经济实力增长，长此以往只能是鸡飞蛋打、一事无成。”
那么，一个企业的首席执行官到底应该对公众说些什么呢？理论上讲，他们该像经理们向他汇报经营业绩那样向股东汇报实情。巴菲特希望肯·蔡斯能坦白地向他报告纺织厂的经营情况，巴菲特自己也需要同样坦诚地向社会投资者汇报情况，尽管两者的繁简程度可能不尽相同。
实际上伯克希尔·哈撒韦的报告很少美化自己，它只是向阅读者提供充分的信息，让他们自己去评估。与当年经营合伙公司时一样，巴菲特一再向投资人说明，他不一定能确保公司一如既往地取得成功。巴菲特像个虔诚的教徒，只有忏悔后才会觉得心安理得。如果说他的报告还有不够完美之处，那是因为他有点儿自以为是。而且，他坦言失败和言不由衷的自我忏悔有时候显得有些牵强。不过，他的谦逊并不是为了欺骗别人，至少不是为了欺瞒股东。
1982 年，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票价格大涨到每股750 美元。这个数字可以反映出伯克希尔·哈撒韦在投资组合上的盈利，同时公司离开华盛顿这个重心转移到别处发展的时机也已经成熟。当时的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克尔一直在努力紧缩银根。这一政策首先带来了经济停顿，然后又是一波通货膨胀。到了1982 年，保罗·沃克尔自认为可以降低利率了。当时白宫是一派乐观景象，里根躲过了暗杀并开始实行减税政策。
在此之前，整个华尔街一直惶恐不安。现在，就像躲在地下室里偷吃猫食的人撕去伪装获得解放一样，经纪人和银行家又满怀自信地回到办公桌前。1982 年夏天，利率不断下调。在6 月国库券的利率还高达
13.32% ，到了8 月就跌到了8.66% 。刚开始，股票对这种刺激并没有反应。在8 月股市连跌8 天，道琼斯指数跌到15 年来的最低点777 点。8 月13 日周五，道琼斯指数回升了11 点，但是持乐观态度的人还是占少数。到了第二个周一，道琼斯指数又回升了几个点。周二上午10 点41 分，亨利·考夫曼，这位素有“悲观博士”之称、永远以忧郁姿态露面的所罗门兄弟公司的经济学家来了一个360 度大逆转。的亨利·考夫曼表示，与过去安慰别人的情况不同，他现在认为利率还会继续下跌。这番表态使得股市投资者信心大涨，道琼斯指数在一天内猛涨了38.81 点，是到当时为止历史上单日涨幅最大的一次。第二天的《华尔街日报》预言说：“有人认为这是20 世纪80 年代经济腾飞的先兆。”人们的信心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到了当年9 月的第一个周一，道琼斯指数大涨了100 点，到了10 月又上扬了100 点。到了1983 年，经济增长恢复到正常水平，通货膨胀率下降到3% 。全世界的人都发现，石油不是太少，而是多得卖不出去。债券市场仍然兴旺，长期利率从两年前的15% 下降到了11% 。股市持续稳步上扬，这是自20 世纪60 年代以来都很少见的情况。自从60 年代股市疯涨行情结束之后，新股发行受到冷落，现在又蔚然成风。华尔街的
共同基金交易也火爆起来。到了第二年5 月，道琼斯指数已经攀升到了1 232 点，比《商业周刊》宣判股市死刑时高出366 点，《商业周刊》现在又说股市已经复活了，不过其在高位做出的判断比在股市低位高了整整42% 。“华尔街到处流传着这家杂志重新发现了股票价值的惊人消息，”《巴伦周刊》的艾伦·阿尔本戏谑地说，“它当时的报道引起了一片恐慌，寡妇们在哭泣，孤儿们在流泪，股票交易所的地板上扔满了股票销售
单据。”
在伯克希尔·哈撒韦持有的股票中，《华盛顿邮报》股票的平均买入价为每股5.6875 美元，现在其价格已经上涨到每股73 美元；联合制衣公司当时的买入价仅为每股5 美元，那时除了伯克希尔·哈撒韦外无人愿意购买，它在年底的收盘价达到了每股38 美元；IPG 广告集团的股价从每股6.375 美元涨到每股52 美元；政府雇员保险公司被买进时是它经营最惨淡的时候，现在它的股价已经大涨了9 倍；两年前买进的时代公司现在股价翻了一番；雷诺工业公司的股价涨了17% ；通用食品公司涨了40% 。不过，巴菲特买卖股票也有失手的时候，伯克希尔·哈撒韦在折扣零售商弗兰多公司上损失了300 万美元，在绿色食品生产商斯佩里－哈钦森公司上也损失了一些，这两只股票都是他在70 年代买进的。巴菲特在一些金属类股票的套利中表现也不尽如人意。但是总体而言，伯克希尔·哈撒韦原来连一分钱的股票都没有，到了1983 年，公司名下的股票总市值已经高达13 亿美元，这一业绩已经十分出色，而且所有这些业绩都是巴菲特从纺织厂的资金中集腋成裘地创造并累积起来的。
伯克希尔·哈撒韦自己的股票当年也十分看好。当年股票的开盘价为每股775 美元，春天时只差15 美元就涨到了每股1 000 美元；在9 月30 日，股票的报价为每股1 245 美元，比道琼斯指数还高。巴菲特刚接手时，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价为每股18 美元，那时候道琼斯指数为931 点，现在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价已经涨到当初的50 多倍，开始与道琼斯指数比肩而行。道琼斯指数那年收盘时为1 259 点，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价更是上涨到每股1 310 美元。巴菲特的身家也因此上升到了6.2 亿美元。根据《福布斯》杂志的说法，他成了当时最富有的美国人之一。
股东们要求巴菲特进行拆股，理由是大多数人都认同的逻辑，那就是低价股对投资者似乎更有吸引力，更能激发大众的购买兴趣。但巴菲特在1983 年的信中拒绝拆股，理由是把比萨切成许多块并不能增加它的实际尺寸（不信你可以拿一个比萨来试试）。当然拆股肯定能吸引更多新的投资者，增大交易量，至少在短期内可以提升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价，但它只是把某个投资者占有的企业财产分配给另一个人而已。如果有人出更高的价，别人也会被迫跟着买进。但从总体上讲，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东并不会变得更富有，因为他们拥有的企业，如喜诗糖果公司、《布法罗新闻报》，其股票实际价值并没发生什么变化。“这些耗资巨大的做法充其量只能决定让谁吃饼或不让谁吃饼，却不能把饼做大。”实际上，如果把增加的经纪人费用都计算在内的话，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东只会变穷，不会富起来。经纪人自然喜欢股票的“高换手率”，但是巴菲特却嘲讽说这种频繁的交易只对“服务生”有利，因为顾客多了他们可以多收小费。
巴菲特的观点虽然有些极端，但是他坚持一点：凡是与“股东利益至上”原则相抵触的方法他一概不用。其他首席执行官多数都没有这样强的原则性，他们在这些方面甚至连想都没想过，但是巴菲特对此很在意。他希望打造一个志同道合的股东群，他们和他一样，都关注公司的长期价值。如果有人因为与价值无关的原因买入股票，比如说拆股，那么说不准什么时候他又会把股票卖出去。巴菲特尽量不让这样的异教徒成为他的伙伴。这也可以体现出他对伯克希尔·哈撒韦的深厚感情，这毕竟是他苦心经营的“职场”。
在1983 年的年度报告中，巴菲特公布了几项原则，目的也是为了吸引和稳定他想要的投资人。表面上，这些原则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细读之后人们就会发现，其实巴菲特和芒格承诺对投资人开诚布公并对他们的金钱负责。这种企业家精神与19 世纪进行创业的实业家奥利弗·蔡斯的风格很相近，却与巴菲特自己所处时代的精神不一致，这个时代的企业家似乎更加急功近利。巴菲特关注的是具有良好成长性的企业，而不是频繁地买进卖出，或者用名目繁多的财务或其他手段把比萨切成很多小块（将股票的价格拆分得很低）。我们通过巴菲特厌恶的这些手法可以看出他在投资上是很保守的。他坦言自己不愿意借债，也不想玩只有花架子的投资游戏，尽管这种态度可能会让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赢利前景变得更光明。
不管价格多高，只要我们还能从中获得一点好处，只要我们还对劳资关系感到满意，我们就无意卖掉伯克希尔·哈撒韦拥有的好公司，也不愿发行股票和债券。我们希望不要在分配资金时犯下错误……弃车保帅的做法并不是我们的风格。
在风平浪静时说这番话也许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20 世纪80 年代的金融界可谓风起云涌，美国遍地都有恶意收购、垃圾债券和杠杆收购。很多大企业家再也不会像奥利弗·蔡斯那样白手起家、艰苦创业了，而是成了华尔街上的赌徒。那时的热门词语就是“流动性”，不仅是股票，就连整个公司都在被随意转手、肢解、重组。这段时期的信仰稍纵即逝，信誉只是做做表面文章，动荡不安则是必然结果。如果奥利弗·蔡斯复活，大家可以想见他会吓成什么模样。如果他有机会再读读自己公司的年报，他会不会认为这个世界已经变得不可理喻呢？
Buffe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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