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特工之王”从中统到开国上将2

　　伪装潜伏 借刀杀“狗”

　　1930年上半年，李克农遵照党的指示，写信让他妻子赵瑛带着孩子来上海团聚。说是团聚，其实最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给党的事业作掩护，如果长期没有家庭生活，难免引起敌人的怀疑。赵瑛有一份教师职业，但考虑到丈夫革命事业的需要，征得李克农父亲同意后，便带着两个儿子来到上海。这样既可掩护李克农的身份，又可照顾李克农的生活。赵瑛来了之后，经常假借带孩子在外面玩作掩护，暗中为李克农放哨。有时她帮李克农做些文件保管、抄写方面的工作。

　　为了把自己伪装得更深，以便长期潜伏下去为党工作，李克农开始扮演一个新的角色。他在国民党无线电管理局是个中层官员，收入不菲，为了与此身份相适应，他把自己打扮得非常时髦：经常穿西装革履，或穿长马褂，手上戴金戒指，出入酒楼茶楼。为了摆气派给别人看，他家还请了一个叫宋治家（又名宋季仁）的“佣人”。

　　李克农在无线电管理局上班时，宋治家给他送午饭。李克农经常当着众人的面，训斥宋治家。要么说饭菜凉了，要么说口味不好，找到理由就骂他“笨蛋”、“混账”之类难听的话。对此，宋治家表现得十分谦卑，总是唯唯诺诺、低三下四地认错。有的时候遭到训斥，宋治家“委曲”得还会抹点眼泪。主仆之间等级森严，在他们俩身上得到最充分的体现。

　　可是，当主仆两人晚上回到家后，却是另一番情景。关上房门，李克农和宋治家会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提起白天的事，他们会笑得前翻后仰。这时候，一点主仆之相也不存在了。原来，这个宋治家是李克农的安徽老乡、原芜湖民生中学的进步学生，是党组织派到李克农身边工作的地下交通员。宋治家开心地说：“李校长，您真是个天才的表演家。学生除了佩服还是佩服！”李克农夸奖宋治家：“你也表演得不错嘛！”后来组织上安排宋治家到一家印刷厂当排字工，他晚上仍然替李克农做交通员，直到他被登报通缉离开上海。

　　李克农有家有室，又有意装扮成官僚的习气，使他的生活与工作、身份更相符，不但别人不会怀疑他，就连徐恩曾也对他更加放心。这一切，更有利于他为党从事地下工作。

　　1930年12月，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刘伯承从苏联回国，来到了上海。特科领导陈赓指示李克农：一定要把刘伯承安全地送到南京！可不知怎么搞的，刘伯承一到上海就让嗅觉灵敏的国民党特务盯上了。蒋介石知道刘伯承来上海后，亲自下令，一定要活捉刘伯承。

　　在外淮公园外边的一辆美国黑色雪佛莱轿车上，中共中央领导人李立三向李克农介绍了坐在身边的刘伯承。将刘伯承接到安全的地方后，李克农一直在思考如何将他送出上海。一个星期过去了，还是没有找到稳妥的办法，李克农有点着急了。

　　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传来上海警察局侦缉队长邢子春在苏州抓获半个月前刺杀蒋介石的刺客“胡疯子”的消息。这个邢子春曾在徐恩曾的“无线电训练班”学习过，李克农还教过他。从无线电训练班结业后，邢子春没被留在中统，被分配到了上海警察局，还是李克农帮了忙。如今抓到了这么重要的一个刺客，邢子春心里非常兴奋。一直想回到中统系的邢子春，认为这下有了给徐恩曾的见面礼了。可是，他又很担心功劳会被他的顶头上司抢去。所以不敢将刺客直接押解到南京去，而是把他押回了上海。

　　李克农知道这件事后，立即计上心来。他想方设法弄清了邢子春押解胡疯子去南京的日期和经过的地段。12月28日下午四时左右，他们的车“坏”在邢子春他们必经之路上，挡住了邢子胡押送车队的去路。邢子春从吉普车上跳下来，正要发火，却发现对方是自己的老师李泽田（李克农）。

　　邢子春问李克农：“老师，你也要去南京吗？”

　　李克农说：“我想送这位先生去南京，这是主任亲自交待的。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车子又坏了！”邢子春透过车窗看到一个头戴礼帽、眼罩墨镜，身穿呢子大衣的中年人，坐在李克农的轿车后座上。邢子春问：“老师，这位先生是……”李克农打断他的话：“不该问的不要问，你怎么忘记咱们这一行的规矩了！”邢子春连忙点头称是。

　　李克农趁机说：“主任交待我，今天必须把这位先生送到南京。我的车坏了，正好你也要去南京，让我们搭个便车行吗？”邢子春赶忙说：“老师不嫌弃的话，那就是给我面子，上来吧。”

　　就这样，李克农与刘伯承上了邢子春的车，一路顺风到了南京。上海的国民党特务和警察把全上海翻了个底朝天，也没找到刘伯承的影子。顺利到达南京后，李克农将下一站接送安排妥当，与刘伯承握手道别。

　　邢子春是一条死心踏地为蒋介石国民党卖命的走狗，这个坏家伙侦破案件还真有他一手，这次抓到“胡疯子”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李克农认为，像他这种死心踏地的走狗如果不除掉，日后必将危害到党中央。经过思考，李克农决定用计除掉邢子春。

　　几天后，李克农给邢子春的顶头上司——上海警察局长丁盛打电话，说接到下面的情报，中共特科领导人陈赓在上海某处出现，要他派人赶紧抓捕。丁盛大喜，把抓捕任务交给了侦缉队长邢子春。邢子春不敢怠慢，立即带人前往指定地点抓捕。因为李克农提供的是假情报，邢子春此行的结果当然只有扑空。

　　没过几天，丁盛又接到李克农电话，说再次获得了陈赓在上海的藏身之处。邢子春是侦缉队长，任务当然还是由他去完成。和上次一样，李克农送给他们的还是假情报，结果当然也和上次一样。一连几次都是这样，抓陈赓的人未到达指定地点，“陈赓”就走了。此后，李克农打电话给丁盛，他故意透露说，徐恩曾怪丁盛“办事不力”，对此丁盛非常恼火。

　　为什么三番五次抓捕陈赓都功亏一篑？丁盛左思右想，最终他认为肯定是出了内奸。而这个内奸，又是谁呢？只能是邢子春！因为每次接到情报后，都是他直接给邢子春下达任务，要求立即去抓捕，只有邢子春具备通风报信的条件。本来丁盛与邢子春就不和，丁盛对邢子春这个下属很是不满。不说别的，单是邢子春抓到刺客“胡疯子”直接押去见徐恩曾，不让丁盛沾一点功劳，他就一直对邢子春耿耿于怀。于是，丁盛借这个机会把邢子胡除掉了，罪名是“通匪”。邢子春死在丁盛的枪下，这条国民党的忠实走狗，到死他也没弄清楚自己为什么会落到这个下场。

　　一箭双雕 智取密码

　　当时中国的东北情况比较复杂，日本人势力很大，东北军是军阀割据时期实力雄厚的一支大部队，对国民党特务机关也是百般防范。蒋介石千方百计想了解与拉拢东北军，但徐恩曾几次派人去收集东北军的情报，都以失败告终。原先派去东北的特务，不是被关东军干掉，就是被东北军的谍报部门收拾，没有活着回来的。蒋介石因此对国民党特务机关非常不满。1930年上半年，陈立夫、徐恩曾为了讨好蒋介石，也是为了给中统争回点面子，再次派钱壮飞去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

　　钱壮飞和徐恩曾说，他要召集李克农、胡底一起商量行动方案，徐恩曾二话没说，坚决支持。这样他们借口为中统办事，实际上在一起开起了中共的党小组会。正好陈赓要北上检查我党地下工作，他们决定一起去。

　　深得徐恩曾信任的钱壮飞，为陈赓办理相关证件后，即与陈赓、胡底北上，花着国民党提供的经费，干起了一箭双雕的事情：一边调查国民党想了解的东北军情况，一边检查中共中央特科组织在东北与华北地区的工作。回到上海后，钱壮飞、胡底写了一份4万多字的汇报材料。徐恩曾看到这份数万字的汇报之后，大加赞赏：“了不起，哪来这么多的好材料！”他表示要报告给陈立夫和蒋委员长，为他们请功。

　　钱壮飞对徐恩曾说：“主任，这算不了什么。这次真是不虚此行，我们在东北的组织已经建立起来了，以后你可以看到东北地区想看的情报啦！”

　　徐恩曾再次夸奖说：“你们了不起，真是了不起！”欣喜若狂的徐恩曾，脸上的表情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他怎么会不高兴呢？钱壮飞、胡底此次东北之行，不但没出问题，还带回如此之多的重要情报，确实超出了他的意料。他不但个人可以据此邀功请赏，中统形象得以维护，陈立夫也可以在蒋介石面前有所交代了。

　　不久，国民党中央常委秘书长陈立夫指示中统，除了搜集共产党的情报，还要搜集其他党派与地方势力的情报，国民党准备进一步扩大特务组织。李克农利用这个机会，报经中共中央特科同意后，又开始认真“帮助”国民党在全国各地建立情报网点。他表面上是为国民党建网点，实际上是在暗中为中共的情报工作，在创造更多更为有利的条件。

　　徐恩曾是特务头子，他那里掌握着许多绝密情报，尽管钱壮飞与他关系较密切，但有些重要的情报还是无法接触到。国民党特务系统有严格的规定：普通机密电报由机要员译；更机密一些的电报由专人译；凡属绝密电报，只能由负责的长官亲自翻译，不能让第二个人看，更不能让第三者插手。为此，弄到徐恩曾的电报密码本，成为日后掌握重要情报的关键。

　　陈赓指示李克农小组：一定要想方设法弄到徐恩曾那个密码本！

　　李克农接到上级指示，连忙与钱壮飞商量对策。钱壮飞通过观察发现，徐恩曾把他的密码本保护得非常小心，就像护身符一样时时刻刻带在身上，放在贴身的口袋内。一有绝密情报发来，他就进到内室，对照密码本进行电文翻译。别说偷出来，看一眼他的密码本都很难，所以李克农、钱壮飞他们一直没找到机会下手。

　　正当他们为此事犯愁时，机会来了！钱壮飞从东北回来后，徐恩曾见他们任务完成得非常好，高兴之余就放他三天假，让他回上海跟家人团聚。钱壮飞趁机动员徐恩曾也到上海休息一下，周末一起去上海。没想到徐恩曾同意了钱壮飞的建议，要和他一同去度假。钱壮飞赶紧把这一情况告诉了李克农，两人在一起商量出了一条智取密码本的妙计。

　　其实，徐恩曾答应一起去上海度周末，既有点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原来，年轻时的徐恩曾是个好色之徒，平时在南京上班，每逢周末他就到上海吃喝玩乐、嫖女人。他不但在外嫖女人，还包养过不少女人。与王书元姘居后，为了遮人耳目，他在上海为王书元找了一处房子。可是那个地方太偏，王书元老是吵着要他换房子。钱壮飞知道这事后，就向徐恩曾建议：“我在上海的房子，顶层还没人住，可以把它买下来，供你和王小姐使用。反正我又不是外人，我们成了上下邻居，对王小姐也是个照应。”徐恩曾觉得钱壮飞是真心真意为他的事着想，满心欢喜地买下了顶层的房子，以后每次去上海就住在钱壮飞的楼上。

　　徐恩曾在上海的活动，除了和王书元鬼混之外，其他行程基本上是由李克农安排的。这次与过去一样，周末前一天的下午，他与钱壮飞一起坐头等包厢到了上海。

　　接下来照例是李克农请上司徐恩曾吃饭，钱壮飞作陪。吃饭时，李克农悄悄向徐恩曾介绍，南京路新开的怡春院有位新来的姑娘，不但长得漂亮还十分逗人喜爱。听李克农这么一说，徐恩曾立即就坐不住了。这位风月场上的老手，经常吃着碗里还看着锅里。趁着酒兴，徐恩曾提出要到南京路新开的那家怡春院去放松放松。李克农怂恿说：“您一天到晚为党国操劳，周末是该放松放松。怡春院里的姑娘一个比一个漂亮，主座实在应该去玩玩。”

　　“去！”徐恩曾用十分坚决的口气地说：“为什么不去？”

　　李克农在一旁“关心”地说：“那种地方比较乱，你可要当心。贵重物品最好不要带，钱也不要多带，小心为上。”钱壮飞和李克农一唱一和，他“提醒”徐恩曾说：“那个密码本可千万收好，万一出事，特别是在怡春院出事，上级追查下来，您可担待不起！”

　　徐恩曾觉得两位部下说的话都有理，他们这些“提醒”都是为他好。犹豫了片刻后，徐恩曾将密码本从内衣口袋里掏出来，交给了钱壮飞：“你暂时替我保管一下。记住，一定要保管好，掉了可是要掉脑袋的！”钱壮飞说：“您放心，我知道它的分量。”

　　徐恩曾一离开，李克农和钱壮飞就抓紧这个难得的机会，立即用照相机将密码本翻拍下来。有了这个密码本，李克农他们就可掌握国民党许多机密。事实证明，这个密码本在后来发挥了重要作用。

　　智取密码本得手后，李克农向陈赓报告：东西已经到手！陈赓指示：慎重使用，保证关键时候发挥作用。

　　危难建功 回到红军

　　1931年初春，中共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和陈昌浩化装成阔佬，从上海乘轮船前往汉口。顾顺章奉中央之命护送他们经武汉去鄂豫皖苏区。顾顺章一副管家模样打扮，跟随他的两个侍从其实都是中央特科的同志。

　　在武汉，顾顺章与红四方面军派来的同志接上了头，顺利地将张国焘、陈昌浩两位领导交给了红四方面军的人。他的任务已经完成，本该回上海去，但他却对随行的两位特科人员说：“你们先回去，把情况向家里汇报一下。我在武汉还有点事要办，三天后回去。”他把特科的另外两位同志打发走，自己却留在武汉。对此，中央特科的同志大惑不解。

　　顾顺章是上海宝山县白杨乡人。他个头不大，身体肥胖，鼻梁很高，眼光凶恶，杀气腾腾，满口上海话，颇有上海滩江湖中人的习气。早年，他曾在上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做钳工，一年后，凭着自己善于察言观色、见风使舵的本领和精明强干的办事能力，赢得了公司老板的赏识，在公司下属烟厂捞得一个工头的位置。大革命时期，顾顺章投身到工人运动中，是个表现比较突出的“勇敢分子”，曾经负责纠察队，热衷于买枪，打叛徒、工贼和流氓。1925年“五卅”运动时，他因表现勇敢而加入中国共产党。因为在上海工人中有点小名气，后被调到上海总工会工作。第二年被组织上选派到苏联与陈赓一起学习政治保卫。1927年返回上海，参加了周恩来领导的上海武装起义，担任工人武装纠察队的总指挥。“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到武汉从事隐蔽战线工作，也取得了一定成绩。在同年的“八七会议”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党中央从武汉迁往上海后，组建中央特委，他是特委委员，负责中央特科的日常事务。

　　顾顺章不回上海，其实是想在武汉捞点外快。他年轻时曾学过魔术，也在一些场所表演过魔术赚钱。武汉新市场游艺场的老板几年前在上海开过娱乐场，与顾顺章过去就认识，因为上海的生意不景气才移师武汉。顾顺章在上海动身之前就与这位老板联系上了，想借此机会在武汉表演几场魔术，赚点钱花。这位老板知道顾顺章的魔术有一定的市场，就满口答应让他来表演。

　　顾顺章为什么对金钱那么渴求？因为他吃喝嫖赌什么都来，这就需要一大笔钱。而组织上发的那点钱，是远远不能满足他这种生活需求的。当他在汉口法租界的德明饭店住下来后，就直奔游艺场与那位老板谈分成问题。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后，双方商定对半分成。紧接着，在新游艺场就竖起了一个醒目的广告：著名魔术大师莅临武汉演出！

　　连演三场，场场爆满。顾顺章没想到赚钱这么容易，他决定抓住机会加演几场。就在他得意忘形地赚钱时，一个叫尤崇新的中共叛徒认出了他，中统驻武汉特派员蔡孟坚带人将顾顺章抓获。

　　4月下旬，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传来，顾顺章叛变了！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后叛变，严重威胁党中央机关和领导人的安全。钱壮飞获悉后，立即派其女婿到刘杞夫上海告知李克农。李克农设法转告中共江苏省委，江苏省委紧急报告给中央特科。周恩来接到陈赓、李克农的报告后，立即会同江苏省委书记陈云及特科的聂荣臻、陈赓、李克农、李强等人通知中央机关及领导人和地下党同志及时转移，使敌人暗算落空，此事受到中央嘉奖。李克农机智勇敢与敌人斗争，被誉为“党的秘密工作四杰”之一。

　　毛泽东后来曾深有感触地说：“李克农等人是立了大功的，如果不是他们，当时许多中央同志，包括周恩来这些同志，都将不存在了。”关于顾顺章事件，在下一章有关钱壮飞的内容中有详细介绍，在此不赘述。

　　顾顺章叛变后，上海的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李克农无法在上海再呆下去了，他奉周恩来指示撤往中央苏区。几经周折，这年深秋他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首府瑞金。到苏区后，他很快到邓发担任局长的苏区中央国家政治保卫局报到，被安排在江西省保卫分局工作。当时苏区出现了肃反扩大化倾向，1931年底周恩来到苏区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制止肃反扩大化，李克农坚决执行中央政治局关于纠正肃反扩大化的指示，纠正了不少冤假错案，解救了不少无辜的红军指战员。

　　结束了江西保卫分局的工作后，李克农调回瑞金，担任中央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长，同时兼任红军工作部部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他随中央红军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1935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李克农出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局局长。此时国家政治保卫局已撤销，中央对外联络局主要负责对西北军、东北军及白区工作的联络事宜，实际上是具体负责实施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李克农受命作为中共代表，要深入东北军开展联络工作。

　　张学良是“东北王”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儿子，“九?一八”事变后听从蒋介石命令，采取不抵抗政策，把东三省拱手让给了日本人，因此背上了“不抵抗将军”的恶名。撤出东北后，张学良的部队到西北打共产党军队，剿共三个月，损失三个师，数千名官兵被俘。在这种情况下，东北军中的反对内战情绪，抗日情绪高涨。这就为做张学良的统战工作，奠定了基础。

　　如何与张学良建立联系？如何才能更好地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李克农向周恩来建议，在西北军的战俘中办学习班，向他们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再派回东北军去做统战工作。周恩来批准之后，他举办了“解放军官政治学习班”，选了100多名被俘军官参加这个班，班长高福源是个有正义感的爱国军人，被俘前是张学良部619团团长。

　　李克农多才多艺，自编自导了话剧《你走错了路》，供学习班的人观看。高福源等人看过后，台下一片抽泣声。军官们跟着高福源一起高喊：“打回老家去！”、“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此后，高福源主动提出要见李克农。高福源见到李克农后，直截了当地说：“李局长，如果你信得过我，不怕我跑掉，就放我回去，我去说服张司令停止与红军作战，共同抗日！”李克农对他说，主要是担心他回去后的安全问题，高福源表示为了民族的生存，愿意以死一试。李克农认为高福源是张少帅的爱将，担任张学良的贴身侍卫多年，张不至于加害高福源，就同意高福源回东北军了。

　　1936年1月，高福源先到洛川，见到了东北军67军军长王以哲，向他报告了此次回来的目的。王以哲也是爱国人士，立即密报张学良。张学良第二天亲自从西安赶到洛川接见了高福源。张学良对高福源发了一通火后，再没有更多地责怪他。后来，正是在高福源牵线下，李克农与张学良将军举行了秘密会谈。李克农成为中共第一位与张学良接触的代表，他向张学良介绍共产党团结抗日的政策和主张，与东北军达成口头协定，并建立了电台联系。

　　“西安事变”爆发后，李克农任中共代表团秘书长，协助周恩来、叶剑英等同志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为争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任职“八办” 大显神威

　　抗日战争时期，李克农担任过多处的八路军办事处主任或负责人。他工作卓有成效，出色地完成了办事处的保卫工作。

　　1937年8月，淞沪会战正在进行。此时李克农奉命去上海筹建红军驻上海办事处。他化名李震中，对外一直以“十七路军驻沪军需主任”的名义在上海活动，宣传统一战线，支持淞沪抗战。

　　在上海期间，他把一份要求释放的政治犯名单送至国民党当局，要求国民党当局无条件地释放一切政治犯。李克农还协助毛泽民把共产国际援助红军的一批巨额美钞安全地运送到西安。西安的红军联络处用这笔钱为红军买了一批枪支、弹药、药品以及其他紧缺物资。

　　8月27日，李克农离开上海，奉命赴南京担任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处长。办事处的领导及工作人员有叶剑英、童小鹏、钱之光等人，地点在鼓楼附近的傅厚岗66号。

　　一天，李克农应国民党政府大本营邀请，到五台山参观高射炮阵地。参观结束后他准备回去，在路边碰上一个戴草帽的老汉，老汉看了李克农一眼，然后将一个小小纸团丢在地上。李克农捡起纸团一看，上面有两行铅笔写的小字：“日本特务要刺杀白总长，务请转告他切切不可大意！”纸条上说的“白总长”，是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总长白崇禧。李克农一时想不起这个老汉是谁，但情况紧急，来不及多想，他派手下的情报员刘纪夫与白崇禧的机要秘书谢和赓（中共地下党员）秘密会面，将情报转告了白崇禧。

　　白崇禧得知日本特务要害他，加强了防范措施。9月19日晚，日本特务动手了。他们侦察得知白崇禧住在清凉山，事先破坏了广州路至清凉山一线的路灯，七八个特务到了清凉山，与白崇禧的警卫们发生枪战，双方都有伤亡。此前白崇禧已离开清凉山住到了净觉寺，日本特务扑了空。第二天白崇禧知道此事后，说要特别感谢李克农。李克农救了白崇禧一命，这为后来周恩来开口请他同意中共在桂林设立办事处打下了感情基础。

　　李克农担任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处长期间，还营救了不少被关押在国民党监狱的中共干部。当时国民党不承认关了很多共产党“政治犯”，准备将这些共产党秘密处决。李克农依据国共签订的协议，据理力争，要求国民党向中共移交“政治犯”。9月26日，原福州市委书记陶铸和其他六位同志被“八办”人员从南京中央监狱接回。至当年11月，在他们的努力下，“八办”共营救出1000多名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

　　退守武汉后，李克农担任八路军总部秘书长兼中共代表团秘书长，同时他还兼任中共长江局秘书长。在此期间，李克农除了日常工作，还负责武汉办事处的情报工作。

　　1938年4月上旬的一天，周恩来把李克农叫到办公室，交给他一个重要的任务，去武汉火车站迎接一位神秘人物。执行任务时，他才知道这个神秘人物原来是张国焘。周恩来告诉他，一定要在武汉截住张国焘，然后做工作说服他，希望他留在党内，不要做出叛党的事来。

　　从西安开来的火车停在武汉，李克农等三人上了车。三双锐利的目光，沿着车厢挨个搜索。终于，在靠后的一节车厢里，找到了张国焘。张国焘斜躺在座位上，歪着脑袋，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他的警卫员张海已被特务缴了手枪，坐在对面。两边紧贴着两个国民党便衣特务，像是在等人来接应。

　　李克农带着张国焘下车，张国焘死活不肯住到八路军办事处。李克农一边派人向周恩来报告，一边悄悄地让张海将张国焘的行李（担心里面装有中央重要机密文件）搬到了“八办”，目的是防止张国焘向国民党泄露中共机密。

　　在武汉期间，为争取国民党杰出译电专家杨肆，李克农做了大量工作。杨肆供职于国民党交通部电政司密码检译所，这个单位实际上是专门负责监听日本电讯往来的情报机构。李克农通过杨肆的堂弟、共产党员杨述的关系，和杨肆见了面。杨肆还把另一位密码专家王维钧也一起带来了，李克农与他们很快谈得很好。杨肆、王维钧等人与中共接上关系后，将密码所破译的情报源源不断提供给中共方面，为中共方面的抗日做出了重要贡献。

　　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想方设法挖杨肆，杨肆不愿去。李克农找他谈话，说服他到了军统工作。以后他每隔一星期就把军统破译的情报交给重庆地下党。1940年杨肆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中共方面为了保护他，指令八路军重庆办事处主任周怡与他单线联系。杨肆在抗战中破获了日本海军太平洋舰队的十二种密电码，日本关东军的十七种密电码等重要密码，受到嘉奖，1943年被国民党破格提拔为特种技术研究室主任，授少将军衔。这是后话。

　　1938年10月25日武汉大撤退前，周恩来前往衡山途中，碰上白崇禧的车抛锚，日军骑兵离他们已不远，周恩来让白崇禧上了自己的车，一起离开危险区。在车上，周恩来提出要在桂林设立八路军办事处，白崇禧同意了，但要求共产党方面不在广西挖桂系的墙脚，即不要广西地方上和军队中发展共产党。周恩来承诺能做到这一点，白崇禧为此派自己的机要秘书谢和赓回桂林，与桂系第三号人物、广西省长黄旭初打招呼。要求黄旭初对八路军办事处以礼相待，保证办事处人员的安全。

　　李克农到桂林后，立即开始对国民党桂系的上层做联络工作，先是通过白崇禧的介绍，去拜会了广西省长黄旭初。黄旭初对共产党有戒心，问李克农：“广西有没有共产党？”李克农坦诚地说：“当然有，说没有那是在骗你，我就是共产党。不过我们共产党不会找你的麻烦。”接着李克农又安排夏衍、徐特立去拜访了黄旭初。共产党的坦诚，使黄旭初最终打消了戒心。

　　11月下旬，八路军在桂林设立办事处。该办事处得到了白崇禧的关照，工作开展得非常顺利。办事处为八路军和新四军筹措了大量紧缺军用物资，也为延安输送了大批爱国青年。李克农还特别注意团结国民党民主派和桂系内部的进步人士，主动与他们联系，他和李济深、李任仁、陈邵先等人，建立了很深的友情。

　　李济深是国民党元老，他利用自己职务的便利，为办事处做了不少事。李克农在桂林时，广西大学学生闹学潮，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广西当局逮捕了20多名学生，其中不少是中共地下党员。李克农请李济深帮忙营救学生，李济深让秘书找到他在保定军校时教过的学生黄旭初，黄旭初把学生全部释放。

　　1941年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1月初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国民党特务要对广西的八路军办事处人员和一些进步民主人士下手，李克农得到情报，特务要对夏衍下手，他通知夏衍马上离开桂林。一天早上，李克农接到要李济深送来的一张小纸条，上面只有四个字“克农快走”。李克农知道，国民党方面要对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动手了。

　　李克农当机立断，下令销毁了一些机密文件，1月21日带领办事处的其他工作人员分别乘轿车和卡车，带着物资向重庆撤离。在数位国民党元老的压力之下，特务不敢造次，桂系当局执行的是“礼送出境”政策，所以他们很快便离开广西，进入贵州。在贵阳他们遭到国民党的刁难，几经周折到达重庆，从重庆再准备去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