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员后下海的任志强走上了和他的许多战友们不同的道路。对当时刚刚走进改革开放的中国人来说，“市场经济”只能算作一个陌生的新事物。凭着对这个新事物自信十足的理解，不愿服从命令的任志强1984年进入房地产市场，便很快把北京市西城区建委的一个三产公司带进了北京房地产业的第一梯队，也使自己成为年收入过百万的总裁。
§§§第一节 数钱数到手抽筋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文革结束。
1978年，邓小平提出了伟大的改革开放思想，中华民族开始了复兴之路。
1981年，任志强转业，舍弃了到公检法工作的机会，来到了一家小型集体企业北京怡达公司担任副总经理，公司此前的名称是北京青年服务社，是中国农业科学院为了解决青年就业问题成立的一个劳动服务公司。
实际上，还没正式复员期间，任大小伙就搞起了“进出口”生意。
“那时候是改革开放初期，要安排待业青年，实际上当时我还没复员，正在办复员手续，真正退伍前，我做的第一笔生意就是出口兔皮。”
1981年，邓小平同志还没发话说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全国人民都还在为了拥有一个“铁饭碗”而不懈努力着，所以就算任志强嫌钱少，想单干也是不可能的。
北京怡达公司是个小型的集体企业，那到底有多少人？个位数，而且还得包括他这个一人之下四人之上的副总！见过现在那种上午卖油条豆浆的路边摊吗？那时候的北京青年服务社就和它一样的规模，一样的档次。
不过好在是，那时候的人民开始富裕了，特别是北京城里的大款们，都不乐意每天在家自己做早饭吃了。这些款爷富婆们都一律的去大街上，花人民币买着吃。一个月可以挣十几、几十元人民币的大款们是不会在意每天花一毛钱来填饱肚子的，他们还觉得这是件很拉风的事情。
所以当年的北京服务社也是生意兴隆，门庭若市的。这可把任大老板高兴坏了，白天忙着挣钱，晚上忙着数钱。虽然任大板当过兵，体力好，手劲大，但钱实在太多了，终于有一天他把手都数到抽筋了。
我们且听任大老板怎么说：
“当初办企业很艰苦，没有部队的条件好，在部队里最起码不用为吃穿发愁，在服务社，我们当时就想着怎样去赚钱，怎样弄来资金，怎样创造条件，怎样租房子，怎样办营业执照。”
刚开始的时候，任志强早晨4点多就要带头开始炸油饼，晚上还有夜宵什么的。到晚上11点关门以后他和伙计们便开始算账，有时候任志强数着数着就睡着了。
卖油条、夜宵就能挣那么多钱吗？钱多得都数着数着睡着了？
其实不是钱太多，你想想看，一个油饼6分钱，一碗糖浆才3分钱，那时任志强他们收到的全是钢镚儿。数钱时，他们得把一分钱的摞一堆，两分钱的摞一堆，五分钱摞一堆，整整摞了一桌子后再数。
任志强经常数着数着还没数到十堆就睡着了。一打瞌睡任志强就趴到桌子上了，摞好的硬币就倒了，满地都是硬币。
没办法，任志强只能再把钢镚儿重新捡起来一个一个的数。哪像现在找钱找钢蹦，年轻人根本就都不要就把它扔掉了。
“我们那时候就是一分钱一分钱去赚出来的。我们的原始积累并不像有些人说的，好像我们的第一桶金多黑多黑。我们的第一桶金是靠卖油条、卖豆浆、做包子、卖酸奶、卖冰棍一分一分挣出来的。”回忆起当时的处境，任志强仍是感慨万分。
“在部队也屡立战功，转业之后炸油条、卖豆浆，你当时觉得失落吗？”曾有记者这样问任志强。
任志强很坦然地说：“我当兵的第一年就是炸油条。我就在炊事班，既要喂猪又要种菜，还要做饭，所以这些经历对我们来说都不陌生。”
可能各位读者有疑问，任志强在部队的表现很好，个人背景也不错，怎么转了个这么差劲的业了？
任志强自己是这样说的：“当时能做复员决定的人很好，就像我们说下海的人，因为复员以后就不保证你的干部级别，也不由军转办给你提供法定的安置，就是不保证你的工作，复员我就变成一个普通老百姓了，那我就自己找工作。所以我那时候第一份工作就是一个集体所有制的一个小公司，非常小的小公司，我到那儿去的时候不到10人。”
不过就当时而言，国家有关政策规定，如果能够解决部分就业名额，国家将适当地减免一定的税收。因此，在当北京怡达公司副经理的那段时间，任志强率领职员开饭馆，开电器修理店，开理发店，开服装店，从百货到建材无所不包，搞得有声有色。那时候在北京叫解决“五难“问题，包括理发馆之类的，就是服务项目中的五个难题。不过尽管劳动服务公司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并不能充分显露任志强的才智。
有一天，任志强的一个朋友来看望他，当时任志强正从山东拉来一卡车苹果，卸了一夜车，因此满脸灰尘。
这位朋友在当时被人称为高考状元，颇有点天之骄子的优越感。但任志强却不以为然，他从大筐里拽出一个苹果，在押车的军大衣上蹭了蹭就给朋友吃。
任志强还拍拍自己身上那个旧军挎包，兴奋地给朋友说跑一趟山东能挣满满一挎包的钱，还说待会儿要请朋友好好吃一顿。那是这位朋友第一次吃到“红富士”，也是朋友第一次看到那么多钱。
可朋友的那个苹果还没吃完，任志强就裹着大衣靠在苹果筐上发出了鼾声。押一趟车翻山过卡要几天几夜，看着任志强劳累的样子，朋友想，像他这样既有路子又能吃苦，全然没有高干子弟的夸夸其谈，不发财才叫怪事。
过了一会儿任志强突然醒来，看着朋友便惊讶地问到：“你来了，吃饭了吗？”
看来任志强真是累坏了。
后来，具有经营头脑的任志强发现，现代化的电教设备如录像机等商品正是市场的抢手货，于是任志强以人才教育的名义从南方大量地引进电器，1984年，任志强还在北京创下了第一个租军用飞机进行贸易活动的纪录。
谈到当北京怡达公司副经理的那段历史，任志强曾非常诚实地说：“其实早期能够下海经商的大部分人还真是干部子弟，他们能够从父母那里得知中央的最新政策，也能够体会到国家开放的决心，否则他们不会做无谓的牺牲。”
真可谓“乱世出英雄”，谁最先了解未来的发展谁就能够掘到第一桶金。
§§§第二节 入主“华远”
1983年，政府想着伟大领袖邓小平都提出要改革开放了，总得搞点实际行动出来吧。于是，几位高层专家一合计，政府手上别的没有，土地有得是啊，要不开始卖土地吧，还有钱赚，多好！
领导们一听，疾呼，这不行啊，土地是全民所有的，我们没有权利卖啊。
不能卖，就租呗！专家们岂是吃闲饭的，智商都在180以上，在“卖”地被否决后，他们立即提出了“租”地的办法。
领导们听了这建议很高兴，这主意好啊，全国人民都把土地交给我们代管，也不说给点管理费什么的。那我们就把土地“租”出去呗，然后收点“租金”。
于是，政府成了最大的“地主”，可政府没想到“佃户”们后来搞得比“地主”还有钱，但这是后话，暂且不说。
任志强性格倔强，但鼻子还是很灵敏的。《土地有偿转让》文件一出台，任志强就开始琢磨了，这里面肯定能捞一把。精于挖战壕的任志强想，我修个房子应该问题不大吧。
也就是说，当了三年的副总，卖了三年的油条，也数了三年的硬币，任志强觉得累了的同时，也嗅到发财的源头。
于是，任副总决心把头上的这个副字去掉，弄个正职当当。
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猎头公司，也没有人能敏锐地嗅到任副总在商业上的天才。因此，任志强只能靠自己的本事去谋一份大有前途的职业还是比较艰辛的。但是，任志强自有他独特的优势，这个优势在当时还是很靠谱的。
第一，任志强是党员，中国共产党员，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员。
分析一：那时候中国的党员还是相当少的，优秀的党员虽然很多，但如任志强这样经官方认证的还是“稀有动物”。
分析二：那个年代党员自身的素质和觉悟很高的，所以还是有很多单位乐意让党员领导的。
第二，任志强是军人，当过12年兵的军人，并且还是个优秀的军人。
分析一：军人刚打过仗，拯救了水深火热中的人民，那时的军人是人民心中最可爱的人。
分析二：不是战争年代的人在部队枯燥无聊的生活中坚持了12年，任志强这家伙的耐心应该是非常好的。
分析三：优秀的军人脑子应该不笨，学问也不低，又能吃苦耐劳。
第三，华远公司在北京，还是国有企业。
分析一：华远既在北京城，且又是国有，想来任志强的背景还是有一定深度的。
分析二：国企国企，就是国家的企业，全民所有即是谁都不有，那进一两个人，是没有人会担忧影响公司的前途的吧（反正前途不是自己的）。
综合以上三条，你要是华远的老总，给任副总弄个一官半职的，应该问题不大吧。再说了，从一公司副总调到你华远当个部门经理，相当于下调（平级调动还相当于降级了），你还有能什么意见？
总之，在1984年的一天，戴晓明找到任志强，向他了解其手下的一个厂长的情况。
除了任志强手下的厂长的情况外，任志强和戴晓明还谈了很多关于企业发展的情况，比如如何办企业，如何办理注册，如何去寻找市场等等。
当时的戴晓明是刚刚开始组建华远这个新兴企业，因此比他拥有更多在市场中独立经营经验的任志强当场就把戴晓明说晕了，慧眼识英雄的戴晓明当时就非常诚恳的表示，希望任志强能够到华远。
谈话之后，任志强请戴晓明吃了一顿饭，当时大概花了有三四十块钱。对当时的戴晓明来说，这可真是一顿太贵的饭了，因为那时他一个月的工资也就这么多钱。由此可见，当时任志强的钱包是相当鼓的。
其实当时任志强并不了解华远公司是一个什么样的机制，他以为它完全是一个国有的全民机制。那时任志强有一个很基础的条件，那就是他绝不选择完全国有的一种机制。因为他觉得完全国有的企业就像在军队一样，会束缚他的发展。
当时任志强的态度还是很坚决的，他跟戴晓明提出来的要求就是经营环境和条件要不受国有企业的约束，他的想法是宁做鸡头不做风尾，他宁愿在一个白手起家的小企业里头去做一个领导而不愿意当国有大企业里面的一个副手。
但是后来经过戴晓明解释以后，任志强发现华远虽然挂的是全民所有制的牌子，但实际上是一个编外的企业，所以华远在经营体制上是有其灵活性的。
虽然任志强向戴晓明提出了一些要求，但这期间的任志强其实正在郁闷呢！在计划经济的那个时代，由于任志强所在的公司是集体所有制企业，因此就有“后娘养的”不公待遇。自古能人遭人嫉，公司的红火让一些人不舒服，于是公司的上级主管单位便没收了公司的经营权力，并派工作组接管公司，进行整顿。
正巧，戴晓明的邀请让任志强找到了归属。任志强由此进入了北京市华远人才交流开发公司当经理。那时的经理不像现在满天飞，再说华远公司也算有背景的大企业了，因此任志强的官还属于挺大的。
进入华远是任志强人生一个转折点，同时也是他涉足房地产的一个契机。任志强，成功了找到了供他发挥的平台了。可是，当时的北京华远是个什么样的公司呢？人才交流开发公司又是一个什么样的部门呢？任志强有没有进入他擅长的建设开发部去呢？
根据“中国企业协会网”对北京市华远集团公司的简介，北京市华远集团公司其前身是北京市华远经济建设开发总公司，由西城区政府创建于1983 年10 月，属于预算外全民企业。初办时仅有十几个人，几间陋室和20 万元借款。
也就是说华远集团公司1983年才成立，那么，1984年就进入公司的任志强应该是公司的元老了。
所谓“预算外全民企业”是个什么性质的东西呢？全民企业很好理解，就是全民所有制，就是国企。至于预算外就不是那么好理解了，其实就是说你只是挂个国有的虚名，经营自己搞，赚了钱自己得，亏了也自己顶着。于是发生这个国企借款开灶的事情。
至于只有十几个人的集团总公司，下面还有个叫华远人才交流开发公司的子公司，就让人很难理解了。那时应该皮包公司还不流行，所以不会弄一堆虚人和虚职。再说十几个人也不好分啊！
根据简介，北京华远集团公司的前身是1983年才成立的为华远经济建设开发总公司。所谓经济建设开发公司，顾名思义就是一家房地产公司了。可事实上，1986年，华远公司才开始进入房地产业，以此推断，华远公司是在1986年更名为华远经济建设开发总公司的。
那么疑问就来了，1983-1986年之间，华远公司叫什么名字呢？华远人才交流开发公司？也只有这种假设才能很好的解决上面的几点疑问。
所以事实应该是，华远人才交流开发公司就是华远经济建设开发总公司。而任志强也没有幸运到直接坐上了华远经济建设开发总公司总经理的宝座，他只是有幸被安排到了这个总公司的核心部门——经济建设部门，当了一个部门经理。
但是，从此任志强在他最擅长的行业，开始了他辉煌的奋斗史！
§§§第三节 “免费”坐牢
1984年，任志强辞去了副总经理，去北京市华远经济建设开发总公司建设部搞了个经理当。
不过，正当任经理想像着自己美好的前程，为美好的未来摩拳擦掌时，他自己的组织却整了他一把。
有关任志强含冤入狱后被平反的事情网上有很多种说法，笔者仅以任志强博客上的叙述作一个交代。
1985年的9月30日，正是准备“十一”放假的前一天，当年的这一天也恰恰是阴历的8月15日，中国传统的中秋节，是一个合家团圆赏月的好日子。
上午，任志强接到了区纪律检查委员会的通知，通知他立即去区纪委接受谈话。但是恰好任志强在上午有个事先约好的外商谈判，是关于华威大厦项目的投资建设事宜，一直以公司工作为重的任志强便转告来人说下午再去。
中午，为庆祝中秋节和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华远全公司的人一起在“峨嵋餐厅”聚餐，准备下午就放假了。任志强觉得吃完饭自己就可以去区纪委谈话了。
可正当任志强在吃完饭后准备出发去区纪委时，华远总公司的一位副总神神秘秘的把他叫了出去。任志强没想到，这一去就是一年多的时间。
走出公司大门，任志强看到公司200米开外停着一辆西城区检察院的警车，直觉告诉任志强，这车是来接他的。任志强没说什么，上车后，车便将他直接带到了现在西城区政府的所在地——西城区检察院。
任志强有些纳闷，不是去区纪委吗，怎么来检察院了呢？事后任志强想，也许是因为他自己没有按时去区纪委谈话，区纪委的领导认为他犯了罪要逃跑，于是案件就升级交给检察院处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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