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从两江到直隶
同治六年（1867）五月三日，曾国藩别别扭扭地回到金陵，又一次当起了两江总督。可进了城一看，哟，金陵变了。
金陵确实变了。
自打吉字营破城之后，金陵就成了人间地狱，城里的人差不多死绝了，之后好长时间恢复不过来。可是在李鸿章当两江总督这段时间，金陵的大街上繁华多了，更要紧的是，城里居然建起了一个很大的兵工厂——金陵机器局。而且这间厂子正在生产大炮，那是他从没见过的由中国人造出来的西洋大炮。
说到军火，曾国藩绝不陌生。当年初创湘军，他就派人去买过西洋火炮。可老曾是个“大儒”，脑子比较僵，买回来的西洋火器居然看不上，硬说洋枪洋炮不如他的抬枪和“劈山炮”。直到后来老曾知道了洋人还有开花炮和后膛枪，比他那些土枪土炮强得不是一点半点儿，他就派人去上海买这些新式枪炮装备部队，而湘军在接收了这些武器之后好评如潮，不断添置，尤其是吉字营，配备的新式洋枪最多。
在这种情况下，这位思想守旧的“曾夫子”心里已经认可了洋枪的优越性，可嘴上还是不愿意承认“洋枪比土枪好使”。
结果是，他弟弟曾老九的吉字营尽量购买洋枪洋炮，他学生李鸿章的淮军更是清一色新式枪炮，而老曾这个人呢，思想老，嘴又碎，爱唠叨，总是跟别人说洋枪洋炮不行，不值得买。别人听了他这话不过是偷笑罢了，也不当真，而老曾毕竟人不糊涂，既然洋枪洋炮好用，也就只是唠叨几句，下面的部队爱用就用，他也不管。
现在，曾国藩在“洋厂长”马格里和中方总办刘佐禹的陪同下走进金陵机器局，简直如入梦中。看着一排排新造的后装洋枪，六十八磅的新式大炮，蹲在架子上的短炸炮（一种短粗的小炮，因为形状像个蹲在铁架子上的蛤蟆，又叫“田鸡炮”，是那个年头步兵配备的“迫击炮”），还有成箱成箱的子弹炮弹，曾国藩觉得有点儿犯迷糊了……离开金陵机器局，手下人告诉他：在上海还有一间厂子叫做“江南制造总局”，那才是真正的大厂！不但造的枪炮比金陵机器局更多更好，那边还有船坞，可以修船造船。
一句话，勾起了曾国藩的兴头儿，赶紧跑到上海去参观。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好家伙，这个江南制造总局真够厉害！
江南制造总局是两江总督李鸿章、江苏巡抚丁日昌苦心经营的结果。工厂占地七十多亩，包括气炉厂、机器厂、熟铁厂、洋枪楼、木工厂、铸铁厂，后边是库房、货栈、煤厂、办公楼、职员宿舍，规模宏大，林林总总。进了车间，只听得机声震耳，无数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大铁家伙在身边转动鸣响，炼钢炼铁、加工零件、车磨铣刨，把曾国藩整个看傻了……早年曾国藩在安庆的时候，也搞过一个“安庆军械所”，主要是修理湘军手中配备的枪炮。这个军械所里有一对父子工程师，父亲叫徐寿，儿子叫徐建寅，都是奇才巧匠，靠着自学掌握了不少西方技术。
曾国藩这人有点儿保守，对新枪新炮接受得不是那么快，可他对洋人的火轮船却情有独钟，就想让徐寿帮着造一条火轮船。最后倒是造出来了，取了个名字叫“黄鹄”号。但因为安庆军械所器械简陋，人才也不多，这条火轮船造得实在不怎么好，排水量才二十多吨，速度只有六节，徐寿自己也不满意。
为此，曾国藩专门请在美国留学归来的容闳去美国购买机器，想要扩大安庆军械所的规模，但机器很久也没买来，而曾国藩此时也早就离开安庆了。
可想不到自己的学生李鸿章这么有本事，在江苏几年的工夫，居然给他搞出了两个大厂子！尤其江南制造总局更是了不得！曾国藩赶紧给徐寿父子去信，叫他们到上海来，利用江南制造总局的新式机器好好造一条大船！
同治七年（1868）八月，这条真正的大船造出来了，曾国藩给它取名叫“恬吉”。
这是一条真正像样的大船，长一百八十五尺，宽二十七点二尺，排水量六百吨，马力三百九十二匹，吃水八尺，船上装备了九门小炮。当这条“恬吉”轮挂着大清的龙旗驶下江南制造总局的船坞，上海市民万人空巷，争相观看。
其实这条船仍然很落后。
它是木壳明轮船，也就是说，整条船都是木头的，在船身两侧有一对巨大的轮子，单看这个造型，它就比洋人的新式战舰落伍了好几代。这样的船如果当战舰使用，驶出大洋面对列强的铁甲舰，也就只有“束手待毙”的份儿了。
把这条船的图样研究了一通之后，曾国藩得出两个结论：一、明轮船不太行，以后应该造暗轮船。二、自己年轻的时候曾是闻名全国的“考试专家”，三十来岁就被称为大儒、夫子，收了不少学生，可现在拿着造船的图纸却两眼一抹黑，很多东西根本看不懂。看来儒学、科举那一套，以后渐渐用不上啦……这条“恬吉”号火轮船的迅速建成，告诉中国人一个信息：大清国和西方列强虽然在技术上有两百年的差距，可技术上的差距真的能够很快弥补，因为中国人向来聪明又勤快，学技术，并不难。
大清国和列强的差距，在制度上，在思想上。
“恬吉”轮下水之后，曾国藩这个两江总督把自己关在小房子里，开始思考一系列的问题：在两江之内要不要建立更多的工厂？这些厂子是否在制造枪炮轮船之外，生产些更实用也更能赚钱的东西？
西方列强都是靠工商业发财的，中国将来也要走这条路。可大清国的国情特殊，官府强横，商人柔弱，怎么才能让商业发展起来呢？
经过反复思考，曾国藩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公举总商承揽，由官稽查”，简单地说，也就是“官督，商办”。
可这东西能不能实行，怎么实行？千头万绪，曾国藩一时还没理清……正在这时，从中原战场传来消息，东西两路捻军相继被“剿灭”了。
自从接了曾国藩的差事上了前线，李鸿章一开始也打了不少败仗，可他对自己这位曾老师的战略策划能力坚信不疑，始终抱定“防守运河，以图圈制”的战略不动摇，结果仗越打越顺，终于在同治六年十一月和同治七年六月底先后击败了东、西捻军。
大仗打完了，李鸿章又立了大功。而李鸿章的老师、剿捻计划的真正制订者曾国藩，当然也得论功行赏。结果曾国藩从两江总督升任了直隶总督。
直隶省，是大清国幅员最广的省份，同时也是清朝政治和军事中心的根本要地。北京城不就在这儿吗？所以直隶总督是各“总督”之首，曾国藩能当这个差事，也算是把官做到顶了。
不对呀，慈禧太后不是已经准备让曾国藩“退休”了吗？怎么忽然又重用起来了？
呵呵，曾国藩也反复考虑过这个问题，而且一直没想透。
其实说穿了也简单：剿捻的最终胜利，又一次证明了曾国藩真正是个“超级战略家”，在这方面，大清国上至慈禧下到前线将领，真就没有一个人能比老曾更强。慈禧对老曾原本是有些轻视的，认为仗打完了，这种“犟牛”用不着了，可现在看来，这头湖南老牛还真有本事。
人懂事，又有本事，为什么不用用他呢？急着把他弄下去干吗。
于是慈禧太后不但没让老曾退休，反而又一次提拔了他，让他到直隶省来整顿吏治，发展经济，顺便练兵。
2．天津教案
同治八年（1869）正月二十七，曾国藩到了保定，正式上任。
这时候曾国藩的身体已经不行了。到直隶任上一年时间，患上了“眩晕症”（可能是严重的高血压），右眼已经瞎了，左眼也只剩下了微弱的视力，没办法，只好上奏请假调养。想不到准假的奏折刚批下来，还没开始“调养”呢，忽然传来消息，天津发生了严重的教案！
天津是个繁华的通商口岸，在这里生活居住的洋人很多，各种外国势力也强。
在天津城外的望海楼，法国传教士修建了一座规模很大的教堂。为了得到中国人的好感，这个望海楼教堂也像很多教堂一样办起育婴堂，收养无家可归的孤儿。
同治九年（1870）夏天天气炎热，望海楼教堂办的育婴堂有很多孤儿染病而死，结果附近的老百姓渐渐生疑，早就在人群中流传的“洋人诱拐小孩儿，挖出心肝下酒，剜出眼珠化银子”的谣言又到处漫延开来。
不久一个叫武兰珍的女人在诱拐孩子时被当场抓获。审讯时，她招供说自己使用的迷药都是望海楼教堂的教民“王三”给的。天津知府张光藻一听有了证据，立刻带着武兰珍来教堂认人，想不到在教堂里根本找不出“王三”这个人，以前武兰珍所描述的教堂里的情形又完全不对，“席棚栅栏”等物一应全无，所有教民也一个都认不出来。
眼看这个武兰珍似乎根本没进过教堂，纯粹是顺嘴乱咬，张光藻无奈，只好先回去了。想不到他刚走不久，围观的百姓和教堂里的教民起了口角，很快就打了起来。
这时候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带着秘书西蒙找到了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让他派军队镇压百姓，崇厚不肯。丰大业就掏出手枪在三口通商衙门大堂上开了两枪，所幸倒没有伤人，崇厚赶紧躲了起来。丰大业和西蒙离开三口通商衙门，回来的路上正碰到在教堂外维持秩序的天津知县刘杰，两人起了争执，丰大业竟又向刘杰开枪，结果误伤了刘杰的家人。结果在场的老百姓全都急了眼，当场把丰大业和西蒙给打死了，又火烧望海楼教堂和育婴堂，焚毁法国领事馆，打死神父、修女多人，还有几个路过的外国人也被打死，前后总共有二十个外国人送了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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