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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蒋介石》 作者:叶永烈

第13章 爆发“中山舰事件”

  毛泽东毕竟是农民的儿子,他熟悉农民,热心于农民运动。他在担任国民党的代理宣传部长之后,又兼任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

  1926年3月17日的广州《民国日报》报道,昨日决定开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选定广州番禺学宫作为讲习所所址,毛泽东为所长。

  正当毛泽东忙于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时候,蒋介石却在3月17日的日记中,写下愤懑不已的话:“所受痛苦,至不能说,不忍说,是非梦想所能及者。政治生活至此,何异以佛人地狱耶!”

  也就在3月17日这一天,周恩来从汕头回到广州。机敏的周恩来马上发觉蒋介石神色不对,而且跟国民党右派人物接触频繁。因为他与蒋介石共事已久,颇知底细。

  周恩来当即把蒋介石动向异常的消息,告诉张太雷。那时,张太雷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宣传部长,并担任苏联顾问翻译,周恩来要张太雷马上把这一情况告诉苏联首席军事顾问季山嘉。季山嘉听罢,并没有当成一回事。

  历史证明,周恩来的观察力是那般敏锐,判断是那样准确,而他发出的“预警”讯号又是那么重要!

  翌日——3月18日傍晚,广州文德楼,正在寓所的李之龙,忽地接到一封由专人送来的重要公函。

  二十九岁的李之龙,湖北沔阳人,十五岁时便加入了国民党,十九岁人烟台海军军官学校。1921年底,二十四岁的他,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4年春,他奉命到广州担任苏联顾问鲍罗廷的翻译兼秘书。不久,他进入黄埔军校,成为一期学生。后来,他调到黄埔军校政治部,受周恩来直接领导。1925年10月,他担任海军局政治部少将主任——他原本在海军军官学校学习过。1926年2月,海军局局长、苏联人斯米洛夫回国,由他担任海军局代理局长、参谋长兼中山舰舰长,授中将衔。

  公函全文如下:

  敬启者,顷接教育长电话,转奉校长命令,着即通知海军局迅速派得力兵舰二艘,开赴黄埔,听候差遣等因,奉此,相应通知贵局,速派兵舰二艘开赴黄埔为祷。

  此致海军局大鉴。

  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驻省办事处启

  3月18日

  函中提及的“校长”,便是蒋介石。“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亦即黄埔军校,不久前改用此名。“教育长”,则指邓演达。来人乃海军局作战科科长邹毅所派。

  接到公函,李之龙照办,当即写了两份命令,一份给中山舰代理舰长章臣桐,一份给宝璧舰舰长。

  中山舰,原为永丰舰。当年陈炯明叛变时,孙中山便避难于此舰,蒋介石与孙中山共度患难亦在此舰。孙中山去世之后,为了纪念他,此舰改名中山舰。

  中山、宝璧两舰接李之龙命令,便起锚驶向黄埔。

  19日清晨6时,宝璧舰在一片朦胧之中抵达黄埔。一个小时后,中山舰亦驶抵黄埔。

  既然两舰是“接教育长电话”、“转奉校长命令”而驶往黄埔的,抵达黄埔后当即向校长蒋介石报告。蒋介石不在黄埔。于是,两舰向教育长邓演达报告,而邓演达竟不知有调两舰来黄埔之事!

  此事如此蹊跷,后来经调查,才知是误传命令。

  原来,有一艘上海商船在黄埔上游遭劫,请求救援。于是,3月18日下午4时,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厅主任孔庆睿便命令管理科科长赵锦雯派舰一艘,前往援救。赵锦雯又把任务交给科员黎时雍去执行。黎一经了解,黄埔附近无舰可派,便电话到广州,请该校驻省办事处办理。电话是办事处股员王学臣接的。王学臣又打电话,请示办事处主任欧阳钟。不巧,电话话音不清,欧阳钟没有听明白是何人指示,也就猜想一定是教育长的指示。派舰一艘,也被误听为派舰二艘。欧阳钟知道,此事只有请海军局代理局长李之龙下命令,才能调动兵舰,而单凭教育长邓演达的电话指示还不够,于是他又加上了“转奉校长命令”。欧阳钟的公函送至海军局,李之龙不在局里。作战科科长邹毅接到此公函,派人送到李之龙家中。李之龙见是“奉校长命令”,不敢怠慢,当即照办了……

  邓演达疑惑不解,嘱令两舰原地待命。

  正在此时,李之龙又接到通知,说是联共(布)中央使团要求参观中山舰。

  这个中央使团团长,是资深的联共(布)中央委员布勃诺夫。此人乃十月革命时攻占冬官的五人领导核心小组成员。后来,他担任苏联红军政治部主任。他率由全苏工会主席列普谢、远东区委书记库比亚克等十余人组成的联共(布)中央使团于1926年2月初来华,先抵北京,再去上海,3月13日来到广州。他们得知中山舰是国民党海军主力舰,又有着保护孙中山的光荣历史,便希望上舰参观。——这需要把中山舰从黄埔调回广州市区。

  李之龙打电话请示蒋介石,蒋介石才知两舰昨夜去了黄埔。蒋介石一面同意调回中山舰,一面深为惊疑。

  中山舰于19日下午6时30分返回广州。

  19日这一天,蒋介石在惶惶不安、疑惑重重中度过。他本来就对李之龙代理海军局局长存有戒心,因为他知道李之龙是中共党员,与周恩来过从甚密。

  他接李之龙电话之后的第一个反应便是:中共私调两舰前往黄埔,会不会欲谋害他于黄埔?

  据蒋介石自述,他在接李之龙电话之前,曾三次接到汪精卫的电话,均问及他今日去不去黄埔?

  蒋介石又把苏联首席军事顾问季山嘉跟他的种种矛盾联系在一起,怀疑中共、苏联顾问团联合汪精卫共同陷害他。

  他在3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上午准备回汕头休养,而乃对方设法陷害,必欲使我无地容身,思之怒发冲冠。下午5时,行至半途,自忖为何必欲微行,予人以口实,气骨安在?故决回东山,牺牲个人一切以救党国也。否则国魂销尽矣。终夜议事。4时诣经理处,下令镇压中山舰阴谋,以其欲摆布陷我也。”

  这里提及的“回汕头休养”,是指到汕头东征军总指挥部躲避。

  也就是说,接到李之龙电话之后,他“怒发冲冠”,先是准备到汕头避一下风头,“行至半途”,下定决心,重返广州东山,终于在凌晨4时“下令镇压中山舰阴谋”。

  也就在3月19日,周恩来又一次通过张太雷,向联共(布)中央使团团长布勃诺夫报告:“看来,右派现在准备采取行动了……现在的形势与谋杀廖仲恺前夕的形势相仿,到处是谣言和传单。”

  新来乍到的布勃诺夫,同样未曾重视周恩来发出的讯号……

  3月19日上午,毛泽东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出席第十三次中央常委会。

  毛泽东也“预感到要出事了”。

  当中山舰、宝璧舰驶向黄埔时,毛泽东曾问过李之龙,李之龙答复他:“这是校长的命令。”

  19日夜,第一军各部奉命“枕戈待旦”,毛泽东又要陈延年注意这一异常动向。陈延年乃中共总书记陈独秀之子,当时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则从上海回到广州。他答复毛泽东道:“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只能提高警惕,静观其变。”

  广州,风声甚紧。毛泽东对秘书沈雁冰说道:“莫非再来个廖仲恺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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