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千山万岭之中，唯一一座得到蒋介石和毛泽东都偏爱的山，是庐山。
在中国千屋万厦之中，唯一一座得到蒋介石和毛泽东都垂青的房子，是美庐。
毛泽东喜爱庐山，住美庐，是后话。
蒋介石也跟庐山结下深缘。有人考证，说蒋介石上庐山二十多次，也有人说三十多次。笔者在庐山上查阅了线装的《庐山续志稿》，见到其中还有专门的《蒋公历年驻山起居日录》，详细记载了蒋介石历年在庐山的活动日程。
蒋介石如此看重庐山，其实是因为那时没有冷气机，而作为国民党政府所在地的南京又是中国的三大“火炉”之一，庐山是一片清凉世界，离南京又不远，自然而然被选为“夏都”。每逢酷暑，不仅蒋介石上庐山，就连国民党政府的各个部门也上山办公，而美庐则成了蒋介石的总统官邸。
蒋介石上庐山，原本住庐山东侧、青玉峡旁、观音桥附近等处的行官。美庐原是英国人赫莉太太的私宅，建于1922年。赫莉太太和她的丈夫都是医生，在庐山上开设“赫莉医院”。赫莉太太的私宅，是当时庐山上最豪华、最宽敞的一幢，宋美龄甚为喜欢。于是，赫莉太太有意将此宅献给中国第一夫人。蒋介石看到此屋后，最初并不中意，但是他颇信风水，以为此屋大吉大利：背有“靠山”，左右也有所依，而前有东谷河，表明“蛟龙出水”……如此这般，蒋介石也就深爱此屋，由励志社出面向赫莉太太购屋，而名义上则是赫莉太太赠屋。于是，此屋改名“美庐”，含义双关：既表明此屋甚美，又表明纪念宋美龄。蒋介石选择了一个大吉大利的日子——1933年8月8日，乔迁美庐。
美庐绿门、绿窗、绿顶、绿柱，楼上有宽敞的阳台，四周有一万五千平方米的花园，幽雅、清新、恬静、秀美。蒋介石在园中植白竹，宋美龄则种凌霄花。
6月4日，周恩来由上海抵达庐山。8日，周恩来前往仙境般的美庐——这与毛泽东和贺子珍在延安所住的黄土窑洞，无疑有着天壤之别。在当时，蒋介石做梦也不会想到，二十多年后毛泽东会成为美庐的主人。
蒋介石在美庐宽敞的青石台阶前，恭候周恩来的到来。
“蒋介石一周恩来”会谈，就在美庐里进行。
国共谈判，从来曲曲折折，从未痛痛快快。照例，这一回也是如此。
谈判一开始，蒋介石就下了一步使周恩来难堪的棋：
上一回说好，由中共方面起草国共共同纲领。为此，在延安的窑洞里，毛泽东和周恩来反复切磋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反复研究着，这才写出了《关于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
无可否认，在起草文件之类方面，毛泽东要比蒋介石在行得多。大约也正是看中毛泽东这位当年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的这一“特长”，蒋介石让中共起草纲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这一纲领，多达五十二条！
本来，周恩来上山，是准备就这五十二条跟“老校长”讨价还价一番……可是，蒋介石就像庐山的云雾一样变化莫测。蒋介石竟然说，这一回不讨论纲领！
蒋介石的一句话，把毛泽东煞费苦心主持起草的五十二条，扔进了废纸篓！
无奈，那时蒋强毛弱，两人的力量之比，犹如庐山美庐与延安窑洞之比。周恩来不得不迁就那反复无常的蒋介石。所幸，周恩来的涵养功夫挺不错，强压住心头的怒火。
这一回，蒋介石撂下共同纲领不谈，却提出了一个新主意，说是国共要合作，那就得成立一个“国民革命同盟会”。
没办法，只好听蒋介石的，周恩来只得就这个“国民革命同盟会”，跟蒋介石切磋起来。切磋的结果，可从中共中央6月17日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查到：
一、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由蒋指定国民党的干部若干人，共产党推出同等数目之干部合组之，蒋为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
二、两党一切对外行动及宣传，统由同盟会讨论决定，然后执行。关于纲领问题，亦由同盟会加以讨论。
三、同盟会在进行顺利后，将来视情况许可扩大为国共两党分子合组之党。
四、同盟会在进行顺利后，可与第三国际发生代替共党关系，并由此坚固联俄政策，形成民族国家间的联合。
关于这“国民革命同盟”，蒋介石跟周恩来在庐山上研究了许久，周恩来又电告毛泽东，毛泽东琢磨了许久。结果呢？还是老样子，扔进了废纸篓！
尽管蒋介石今日这花样，明日那花样，不断翻新着，不过，周恩来的报告巾，有一段“蒋又告宋子文声明”，倒是说出了他的本意：
一、共党目前不要太大，易引起外间恐惧。
二、共党应首先取得全国信用。
三、共党不要使蒋太为难，以便将来发展。
蒋介石还向周恩来提及关于毛泽东未来的安排。这是一个敏感问题。
蒋介石说道：“朱毛两同志须出来做事。”
蒋介石的意思是毛泽东、朱德不要“坐镇”延安，应该到南京来，在蒋介石手下混个一官半职。
有趣的是，蒋介石居然称毛泽东、朱德为“同志”！这在几个月前是不可想象的。
当然，蒋介石要“朱毛两同志”“出来做事”，自然有他的算盘。他甚至把话说得更清楚，要安排朱德、毛泽东“出洋考察”。
怪不得此前就传出毛泽东“出洋”的“马路消息”！
蒋介石的“出洋考察”，其实早有先例：当年，蒋介石借廖仲恺被刺案，迫使政敌胡汉民“出洋考察”；眼下，蒋介石正要杨虎城将军“出洋考察”一一5月27日，周恩来正是和杨虎城及夫人谢葆真一起从西安乘欧亚航空公司的飞机飞往上海。后来，杨虎城将军在6月29日偕夫人一起“出洋考察”……
蒋介石如今要毛泽东、朱德“出洋考察”，无非是“驱逐出境”！
周恩来理所当然拒绝了蒋介石这等无理要求。
这一回，庐山上的谈判倒退了！蒋介石、周恩来庐山会谈
周恩来在庐山和延安之间穿梭。带着庐山的雾气，他在6月18日回到延安，和毛泽东商讨蒋介石提出的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的问题。
刚刚有了眉目，蒋介石于6月26日又给周恩来发来电报，邀他再上庐山。于是，周恩来带着在延安起草的新文件，和博占、林伯渠一起，于7月4日到达西安。
就在周恩来一行到达上海的那一天，形势急转直下。
那一天——1937年7月7日，成为中国现代史上划时代的一天。所谓“八年抗战”，就是从这一天算起。
这天夜里10时，位于北平西南十五公里处、宛平县境内的卢沟桥，一片紧张气氛，正在那里进行军事演习的日军，声称有一名士兵失踪，需进入城内搜索。国民党军队理所当然地拒绝这一要求。8日凌晨4时，卢沟桥畔响起了激烈的枪炮声，日军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当地国民党驻军二十几军吉星文团长率部奋起抵抗，史称“卢沟桥事变”。
7月8日晨，北平市市长秦德纯急电庐山，向蒋介石报告“卢沟桥事变”。
这一回，蒋介石的态度比六年前“九一八事变”时要好得多了。他在当天，致电国民党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明确地指出：“宛平应同守勿遐，并须哞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
这与“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发给张学良的“我方应不予抵抗”的《铣电》，迥然不同。
毛泽东也迅速作出了反应。延安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
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要求立刻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反攻，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
全国上下应该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希望与估计。
就态度而言，毛泽东比蒋介石更坚决；就影响而言，蒋介石比毛泽东更大——因为国民党的军权在蒋介石手中，而国民党军队在当时比红军要强得多、大得多。
也就在这一天，毛泽东致电蒋介石，全文如下：
庐山蒋委员长钧鉴：
日寇进攻卢沟桥，实施其武装攫取华北之既定步骤，闻讯之下，悲愤莫名！平津为华北重镇，万不容再有琉失。敬恳严令二十九军，奋勇抵抗，并本三中全会御侮抗战之旨，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红军将士，成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迫切陈词，不胜屏营待命。
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徐向前叩翌日，彭德怀等“率人民抗日红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又发表致蒋介石通电，表示：“红军愿即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请授命为抗日前驱，与日寇决一死战。”
这份电报公开表明，为了抗日，红军的红帽子要换成“国民党帽子”了。
大敌当前，同共同仇，卢沟桥的枪声，促使了蒋介石和毛泽东迅速接近——尽管他们之间还有着这样那样的分歧。
日本内阁会议则在7月11日发表就“卢沟桥事变”作出的决定：
这次事件，完全是中国方面有计划的武装抗日，已无怀疑的余地。我们认为，不但必须最迅速地恢复华北的治安，并且有必要使中国对非法行为，特别是排日、侮日行为，表示道歉……
日本内阁的颠倒黑白的决定，在中国激起了公愤。
8月13日，周恩来、博古、林伯渠来到了国民政府的“夏都”——庐山。
这时，庐山上大员、名流云集，其中许多人胸前都别着圆形白底蓝色“五老峰”徽章。这特殊的徽章，是特殊会议的特殊通行证。这特殊的会议名日“庐山谈话会”。出席会议的有国民党ql央要员、国民政府高级官员、各界名流，共二百三十一人。谈话会在庐山牯岭市街附近的牯岭图书馆大礼堂里举行，会议由蒋介石、汪精卫主持。
虽说周恩来上了山，如他所言：“庐山谈话会的时候，共产党没有份。我同林伯渠、博古同志三个人不露面，是秘密的。”
周恩来还说，这个谈话会“不是大家坐下来开圆桌会议，一道商量，而是以国民党做主人，请大家谈话一番”。
战火正在山下燃烧，抗日成了庐山谈话会的中心议题。就连国民党内的亲日派头目汪精卫，此时在谈话会上也大谈抗日：
自“九一八”以来，精诚团结，共赴国难，成为全国一致的口号……最近卢沟桥事件突发，危急情况更加严重，根本方法仍是精诚团结，将全国的心力物力融成一片。
在宴会上，汪精卫还发表了一通十分动听的祝酒词，
我们现在耳朵里听着卢构桥的炮声，眼睛里见着前线战士的拼命与战地人民的受苦，实在没有可以开颜相向的理由，但是想起在环境艰苦中，培养元气，生机不断，精神不死，实在可使我们感激奋发。谨此理由，满举一杯，祝各位先生健康。
蒋介石呢？7月17日，他在庐山谈话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演说。下面的这一段话，在当时几乎是家喻户晓的：
如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这段蒋介石语录，当时写遍中国的大街小巷。这是蒋介石对于抗日的最明确的表态。
也就在这次演说中，蒋介石自己思想转变的过程，倒十分真实：
我们要应付国难，首先要承认自己国家的地位。我们是弱国，对自己国家的力量要有忠实的估计。国家为进行建设，绝对需要和平，过去数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对外保持和平，即是此理。……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的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
蒋介石这段话，说了自己为什么“过去数年中不惜委曲求全”，即采取“不抵抗主义”的原因。
蒋介石的另一段话，说出了这次采取抗日态度的原因：
我们的东四省失陷，已有六年之久，继之以塘沽协定。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我们五百年故都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如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也将成昔日的东四省。北平若变成了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的整个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
蒋介石这番演讲，极为重要，表明他抗日的决心。
照理，这一回庐山国共谈判应该顺利，但事实上却出乎意料地变得异常艰难。
谈判在蒋介石、邵力子、张冲和周恩来、博古、林伯渠之间进行。周恩来带着由他起草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上山，蒋介石改了两句，却又扔在一边。蒋介石在许多问题上“加价”，弄得周恩来颇为为难。
其中最明显的是关于红军改编后的指挥权问题。
上一回，蒋介石提出红军改编之后，由“政训处”指挥。
周恩来当即表示疑惑不解，问道：“委员长，政训处如何能指挥部队？”
蒋介石傲然道：“我是革命领袖，我要他们指挥，他们就能指挥。”
这一回，蒋介石又改口说：“政治机关只管联络，无权指挥。可以周恩来为主任，毛泽东为副主任。”
显而易见，蒋介石故意提出的“周正毛副”，是中共所无法接受的。
周恩来无奈，在山上给蒋介石写了一信：
此与来（注：周恩来自称）上次在庐所面聆及归陕向党中诸同志所面告者出入甚大，不仅事难做通，且使来一再失信于党中同志，恐可是碍此后各事之进行。
蒋介石依然我行我素，不把中共放在眼里。
那些日子，毛泽东正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讲授《实践论》、《矛盾论》。接到周恩来发自庐山的电报，毛泽东对蒋介石的反复无常，怒气冲冲。他决心对蒋介石采取强硬态度。
7月20日，署名“洛、毛”的电报，从延安发给庐山上的周恩来：
周转林：
甲，日军进攻之形势已成，抗战有实现之可能。
乙，我们决心采取蒋不让步不再与谈之方针。
丙，请你们回来面商之。
此处的林，指林伯渠。
接到毛泽东、张闻天的电报，周恩来、博古、林伯渠随即下山，飞往上海了。
周恩来等在上海会晤了宋庆龄，向她通报了国共谈判的情况。7月27日，周恩来等飞抵西安。
蒋介石密邀毛泽东赴南京
毛泽东派了周恩来等上庐山，诚心诚意前来谈判，蒋介石要摆架子；当毛泽东令周恩来等拂袖而去，蒋介石却又忽地电邀毛泽东本人前往南京！
蒋介石是那么难以捉摸！
人们常常以为，在重庆谈判时蒋介石才给毛泽东发来邀请电报，其实早在1937年8月1日，毛泽东便已收到蒋介石托张冲发来的紧急电报，密邀他和朱德、周恩来即飞南京，共商“国防问题”。
刚刚在庐山上谈崩了，怎么又会邀毛泽东到南京会谈呢？毛泽东一时弄不明白蒋介石的用意，急急给周恩来发电报。
周恩来于8月2日给张冲发了电报，告知毛泽东的意见：如开国防会议，则周恩来同朱德、叶剑英去；如系谈话，则周恩来同博古、林伯渠、叶剑英去。
这就是说，毛泽东作为中共领袖，非到关键时刻，是不会去南京跟蒋介石见面的。
翌日，毛泽东又致电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告知：“国防计划宜由周、朱、叶携往面交，不宜由电报拍往。”
毛泽东在电报中还指出：
此次赴宁须求得下列问题一同解决：
一、发表宣言。
二、确定政治纲领。
三、决定国防计划。
四、发表红军指挥系统及确定初步补充数量。
五、红军作战方针。
8月4日张冲复电周恩来，说此次赴宁开国防会议。
这时，周恩来正和朱德在陕西云阳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接张冲电报后，他俩于8月5日来到西安。9日，朱德、周恩来和叶剑英飞往南京，出席蒋介石召开的国防会议。
朱德作为红军总司令，在南京公开露面，而且出席国防会议，这表明红军不再是“匪军”，已经赢得了合法的地位。
借开国防会议的机会，国共又开始了谈判——南京谈判。本来，这一回谈判，预计也不会太妙。正在这时，一桩新的突发事件，使国共之间的马拉松谈判一下子加快了步伐。
那是8月13日，三十多万日军在统帅永野修身及上海派遣军总司令松井石根指挥下，大举扑向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熊熊战火，已经烧到国民政府所在地——首都南京跟前了。蒋介石再也无法“委曲求全”，终于痛下抗战决心。14日，国民政府发表了《自卫抗战声明书》，坚决表示：
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唯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
抗日战争从此全面展开。
蒋介石的历史轨迹颇为令人寻味：日军每进逼一步，他就向毛泽东靠拢一步。
“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如今，大敌当前，兄弟携手。从这个意义上说，是日本“促进”了国共合作！
于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国共谈判变得顺利了，蒋介石也不再耍脾气了。
毛泽东在8月18日以中共中央书记处名义给周恩来发来电报，提出同国民党谈判的十项条件。
当天，蒋介石在谈判中迈出了一大步——同意发表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22日，这一任命正式发表，意味着国共公开合作。
这时，朱德和周恩来已经急急离开了南京……
中共首脑聚集洛川私塾窑洞
在延安之南有一座小县城，名叫洛川。在洛川城东北方向十公里，有一个不起眼的小村，名叫冯家村。全村只有一条街，四五十户人家而已。不过，小村靠在延安一西安公路之侧，交通倒很方便。
朱德和周恩来离开南京，途经西安，马不停蹄地直奔这个小村。
自1937年8月22日至25日，在冯家村西北角的一所私塾里，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里举行扩大会议。这次会议颇为重要，史称“洛川会议”。
当时，洛川正处于国民党统治区与共产党红区交界的地方。县长是国民党的，县城里也驻扎着少量国民党部队，而四周的农村却是红军的天下。
选择冯家村这个小村开会，为的是安全、保密，而且交通方便。笔者实地访问过冯家村。那个私塾，实际上只是两孔青砖砌成的窑洞而已。窑洞前有一个小小的院子，种着一棵桑树。这两孔窑洞，一孔成了毛泽东的办公室兼卧室；另一孔则成了会场，小课桌并在一起，放在窑洞中间，四周围着一圈长板凳。
长板凳上坐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及候补委员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朱德、任弼时、关向应、凯丰、张国焘，还坐着各方面的负责人彭德怀、刘伯承、贺龙、张浩、林彪、聂荣臻、罗荣桓、张文彬、萧劲光、林伯渠、徐向前、周建平、傅钟等，共二十二人。
会议所面临的，正是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曾面临的两大问题，即抗日问题和国共合作。
会议由张闻天主持，毛泽东作主题报告——这在当时已确立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的中共，每逢这类会议，总是这样进行，据当事人傅钟后来回忆，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日“山雀满天飞”。毛泽东的意思是趁抗日之际，趁国共合作之际，把中共党员如山雀般撒出去，满天飞，飞向全中国！
毛泽东还说，中共主力如果上华北前线，要像下围棋那样做几个“眼”，“眼”要做得活、做得好，只有这样才能战胜日军。
毛泽东强调，红军虽然马上要换“帽子”，但是戴“国民党帽子”之后，依然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穿国民党军服的红军！
毛泽东向来主张“党指挥枪”，换“帽子”之后的红军，仍必须绝对服从中共的领导——虽然表面上是受蒋委员长的领导。
不过，由于国共合作，中共对于军队的领导体制不能不作相应的改动：中共的最高军事领导机构原本叫“中革军委”，全称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自1936年12月7日起，出任“中革军委”主席（原主席为朱德，在朱德之前的实际负责人为周恩来）。眼下，实行国共合作，那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势必要取消。于是这次会议决定改设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仍简称“中革军委”。这个“中革军委”，毛泽东为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副主席。这个“中革军委”和国民党的军事委员会旗鼓相当。
当同民党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宣布对红军的改编以及对朱德、彭德怀的任命之后，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革军委”在洛川会议上也作出相应的决定，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及副主席朱德、周恩来共同署名于8月25日发布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
宣布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将前敌总指挥部政名为第八路（军）总指挥部，以来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
这一命令清楚地表明，“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实际上是属于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是属于毛泽东领导的。
值得顺便提一笔的是，在洛川会议举行的日子里，一位来自上海的青年女性，经西安前往延安，途经洛川。此人后来竟成了毛泽东夫人。她原名李云鹤，艺名蓝苹，进入红区改名江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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