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即使国共关系近于冰点的时候，蒋介石和毛泽东都还保持着克制：蒋介石没有借皖南事变继续大打，毛泽东没有借皖南事变大闹。
国共双方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外敌——日本。蒋介石要顾忌各方的批评，毛泽东要考虑大敌当前。国共大打，“渔翁”日本得利。这样，国共双方都下不了大分裂的决心。
毛泽东的反击，只是在政治上，在舆论上，大造声势，如毛泽东所言，“政治上取攻势，军事上暂时仍取守势”。
蒋介石呢？也只局限于新四军，只局限于说新四军“违抗军令”，这把火没有烧到八路军，没有烧到整个中共。
毛泽东在1月25日致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的电报中，便作出这样“有节”的策略规定：“蒋现尚未提及八路与中共，故我们亦不提及整个国民党及中央军，八路及中共人员亦不公开出面，看蒋怎样来，我们便怎样去，在这点上我们仍是防御的。”
1月28日，毛泽东在党内指示文件中，又提醒给蒋介石留点“面子”。毛泽东写道：“唯在蒋没有宣布全部破裂时（宣布八路及中共叛变），我们暂时不公开提出反蒋口号，而以当局二字或其他暗指方法代蒋介石的名字……”
正是由于蒋介石和毛泽东都在互相指责中保持了克制，使国共关系濒于大破裂的局面，终于得以挽回。
最使蒋介石尴尬的是，就在他的“一·一七命令”发布之后，日军居然便在24日把蒋介石的汤恩伯部队十五万人包围于平汉铁路以东！这表明，蒋介石一旦与毛泽东大决裂，日本便会大举进攻！
日本陆相东条英机在30日发表讲话，声称：“蒋政权内部打架，固然不能抗战，但日本决不能依赖国共纠纷，而是要依赖自己的力量来解决中国事件。”
日本的态度，也使蒋介石不能不考虑和中共重新和好。
不过，国共关系从冰点渐渐升温，要有一个过程。最初，双方都别别扭扭，冷冷淡淡，圆睁怒眼，板着面孔。
周恩来在这阴晦寒冷的时刻，机警地指出：蒋介石一下子下不了台，正在寻找台阶……
毛泽东也很清楚时局的转变。他在2月14日致周恩来的电报中，作出判断：“蒋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受内外责难之甚，我亦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获得如此广大的群众（国内外）。”“目前形势是有了变化的，1月17日以前，他是进攻的，我是防御的；17日以后反过来了，他已处于防御地位，我之最大胜利在此。”“反共不会变，高潮可能下降，剿共可能停止。”“目前国共是僵局（如陈布雷所说），但时间不会久，敌大举进攻之日，即僵局变化之时……”
真是尴尬人偏遇尴尬事。蒋介石正在找台阶下台之际，碰上了棘手的难题：早在皖南事变前十来天，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名单公布了。其中，中共参政员依然是毛泽东等七人。同时还公布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将在1941年3月1日开幕。眼下，3月1日逐渐临近，而中共却表示如果蒋介石不接受“十二条”，他们就不出席会议。蒋介石本来是以国民参政会来装潢民主的，中共不出席会议，理所当然使蒋介石尴尬不堪。
中共的“十二条”，早在1月22日《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中，就明明白白地开列了：
一、悬崖勒马，停止挑衅；
二、取消1月17日的反动命令，并宣布自己是完全错了；
三、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
四、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当新四军军长；
五、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
六、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
七、撤退华中的“剿共”军；
八、平毁西北的封锁线；
九、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
十、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
十一、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
十二、逮捕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
显而易见，毛泽东所开列的这十二条，是蒋介石所万万不能接受的。
其实，毛泽东心里也很明白，蒋介石是不可能接受这十二条的。毛泽东在2月24日致周恩来的电报中，说了一些颇为微妙的话：“用蒋介石的手破了一条缺口的国共关系，只有用我们的手才能缝好，我们的手即政治攻势，即十二条，除此再无别的妙法。”“我们目的，不在蒋承认十二条或十二条之一部分，他是不会承认的（当然对党内外群众都不如此说，仍是要求蒋承认），而在于以攻势打退攻势。”“对于一个强力进攻者把他打到防御地位，使他不再进攻了，国共好转的可能性就有了。”
这就是说，在毛泽东看来，他的“十二条”，乃是一种“政治攻势”。
毛泽东索性把这“政治攻势”闹大：让周恩来以中共七参政员的名义，把这十二条干脆送交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要求国民参政会加以讨论！周恩来还说明，在这十二条未得裁夺之前，中共参政员碍难出席会议！
在这一“政治攻势”面前，蒋介石显得被动。虽说蒋介石想约周恩来一谈，但圣诞节的那次谈话犹在耳边……
于是，蒋介石只好请国共谈判的元老张冲出马。
毛泽东在参政会得了大面子
张冲是周恩来的老朋友了。在反反复复的国共谈判中，他们建立了友谊。
张冲在2月19日、20日两天，来见周恩来，并不断给周恩来打电话、写信，请求周恩来暂且撤回给王世杰的公函，以便给蒋介石一点面子，并由他从中安排周恩来和蒋介石见面。
张冲对周恩来说：“蒋是吃软不吃硬的，结果必致翻脸。”
周恩来答日：“反正已经半翻脸了。下一步不过是下讨伐令，全国清党！至于见蒋，必不能得出什么结果。”
周恩来拒绝见蒋介石，使正在寻找台阶的蒋介石失去了台阶。
可是，国民参政会的开幕日子已迫在眉睫。蒋介石显得十分焦急。
无可奈何，2月25日，张冲只得在早晨急急拜晤周恩来，一口气谈了三个小时。
当天，周恩来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这样描述：
我坚决告他，七参政员公函不能撤回。他苦苦哀求，甚至说：为了国家计，他跪下都可以。我说这不是个人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在新四军问题后，政治压迫，军事进攻，我们确无让步可能。张说：一朝中总有秦桧、岳飞，我们是忠，他们是奸；我们要顾大局，他们是不顾大局的……彼此僵了三小时……张之唯一的要求，是出席参政会。
张冲差一点给周恩来跪下来了，还是不行。
周恩来摇头，实际上是毛泽东在摇头；周恩来不松口，实际上是毛泽东不松口。
张冲要跪下，实际上是蒋介石要跪下；张冲求饶，实际上是蒋介石求饶。
翌日，张冲又来。显然，他又奉蒋介石新的指令而来。
果真，张冲降低了条件，说；“七位中共参政员不出席会议，可否请正在重庆的其中的两位——董必武、邓颖超出席会议。”
周思来依然摇头，说道：“万做不到。这样做，将成为历史上的滑稽剧！”
张冲又退了一步，说：“如果连董、邓都不出席会议，那么可否选毛泽东进入主席团名单？”
周恩来答曰：“这岂不成了单相思！”
张冲再退一步：“那就在董、邓两人之中，去一个人出席会议也好。”
周恩来挖苦道：“国民党请客，被请者是‘奸党’，而且还要‘奸党’去捧场，岂有此理！”
张冲连忙解释说：“骂你们是‘奸党’的人，不代表中央。我是代表中央说话的。”
张冲所说的中央也就是蒋介石。张冲也请周恩来转告他的中央，亦即毛泽东。
周恩来答道：“一切谈判，我都报告中央的。中央说，中共参政员出席会议的希望是决不会有的。”
即便是周恩来如此严词拒绝，蒋介石在第二天还是说：“参政会开会，中共参政员必不可少。”
蒋介石派张冲“三请”周恩来，周恩来仍拒见蒋介石！
蒋介石无可奈何，又派两批特使，前去动员董必武、邓颖超出席会议，依然无效。蒋介石明白，毛泽东是以中共参政员拒不出席来表示对皖南事变的抗议。也正因为如此，他千方百计要拉中共参政员出席会议。
会议开幕的前一天，蒋介石的侍从室，不断给王世杰打电话，探听消息，询问中共参政员是否出席会议。
3月1日上午，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开幕。当天，周恩来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这样写及中共的胜利：
此次参政会我们得了大面子，收了大影响。蒋亲提主席名单，昨夜今朝连续派两批特使迎董、邓，一百多国民党员鸦雀无声，任各小党派代表提议，最后延期一天，蒋被打得像落水狗一样，无精打采地讲话。全重庆全中国金世界在关心着、打听着中共代表究否出席，人人都知道延安掌握着团结的人是共党中央。毛同志的威信，在两个参政员及我们的态度上表现出来了。
也就在这份电报中，周恩来骂蒋介石为“大流氓”：“如出席，太便宜这个大流氓！”
当然，毛泽东这一着棋，使蒋介石尝到了皖南事变的苦果。3月6日，蒋介石在会上作了《中共七参政员不出席参政会之说明》的长篇报告。这是他出于无奈，不得不对毛泽东提出的“十二条”作出正面答复。蒋介石对毛泽东的“十二条”作出分析：“综观他的内容，大概可分为‘军事’、‘政治’与‘党派’三部分。”蒋介石逐一进行答复。
这样，毛泽东的“十二条”、中共的立场，也就广为人知了。
关于中共，蒋介石称之为“在野党”。他说：“就党派来说现在国内党派，由于历史演进的结果，事实虽有执政党与在野党之分，以及各党大小与历史久暂之不同，但其精神是一律平等，尤其在民意机关国民参政会之内，更应该人人平等。”
照蒋介石这么说，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区别，只不过一个是执政党，一个是在野党，而两党是平等的。这等于完全承认了中共的合法、平等的地位，而不再以为中共是“共匪”了。
蒋介石在讲话中，虽然指责了中共一番，但也不得不作出了保证：“以后决无‘剿共’的军事，这是本人可负责声明而向贵会保证的。”
蒋介石又一次呼吁，请毛泽东等中共七参政员出席会议。蒋介石说：“希望参政员诸君本着精诚团结，共同御侮的精神，恳切向毛泽东、董必武等参政员劝勉，使中国共产党能切实改变他过去的态度与行动，各中共参政员能在参政会内共聚一堂，精诚团结……”
也就在这一天，蒋介石以国民参政会名义，致电中共七位参政员，再一次敦促出席会议。
毛泽东当即在3月8日，以中共七位参政员的名义，致电国民参政会，回敬了蒋介石。毛泽东在电报中虽未指名道姓，却尖锐地指责了蒋介石：“中共参政员，对于历次参政会，无一次不出席，亦为诸先生所共见。唯独本次参政会，则有碍难出席者在。盖中共参政员，为政府所聘请，而最近政府对于中共，则几视同仇敌，于其所领导之军队则歼灭之，于其党员则捕杀之，于其报纸则扣禁之，尤以皖南事变及‘一·一七命令’，实为抗战以来之巨变，其对国内团结，实有创巨痛深之影响。”
毛泽东还列举了一系列事实，说明了不能赴会的原因：“新四军被称为叛军矣，八路军被称为匪军矣，共产党被称为奸党矣，而延、渝道上打倒共产党，抗日与剿匪并重，剿匪不是内战等等惊心动魄之口号，被正式之官府与正规之军队大书于墙壁矣。似此情形，若不改变，泽东等虽欲赴会，不独于情难堪，于理无据，抑且于势有所不能。”
蒋介石实在被动透了。在中共参政员拒不出席的情况之下，他还不得不选举董必武为常驻参政员。
毛泽东笑谓蒋介石是“阿Q主义”！
蒋介石夫妇笑宴周恩来夫妇
国民参政会刚刚结束，蒋介石便说要约见周恩来——离那血肉横飞的皖南事变不过两个月！
这一回，毛泽东骂蒋介石为“大流氓”了！毛泽东在3月12日致周恩来的电报中说：“蒋介石似非对我妥协一下不可。这个大流氓，实际是欺软怕硬的。”
毛泽东可以说是摸透了蒋介石的脾气。张冲称蒋介石是“吃软不吃硬”，其实蒋介石不是那么回事。恰恰相反，如毛泽东所言，蒋介石是“欺软怕硬”。毛泽东采取那么强硬的态度，中共参政员拒不出席国民参政会，结果蒋介石反而软了，反而要约见周恩来！
这一回，周恩来去了。为了缓和气氛，宋美龄也出面陪同。
那是在3月14日，蒋介石一见周恩来，打哈哈，说道：“两月多未见面，由于事忙，参政会前，因不便未见。”
由于翌日周恩来有一电报给毛泽东，汇报与蒋介石见面的情况，所以如今可以从那份电报中查到蒋介石的原话。
周恩来写道：“蒋谈话目的在和缓对立空气，粉饰表面。”
蒋介石说：“现在开完会，可以谈谈。”
蒋介石问起了毛泽东，向周恩来打听毛泽东的意图。周恩来写道：“（蒋）问延安有否电来，我答没有。他要我电延，问最近意见。我告他，问题总要解决才有办法。”
然而，当周恩来一提起“新四军事件”（即皖南事变），蒋介石便“置不答”。
于是，周恩来只能就一些小问题跟蒋介石谈谈，诸如发军饷、《新华日报》的发行等等。
周恩来问起了叶挺。他说：“闻叶希夷已到，我要见他。”
蒋介石即答：“尚未到。当去查。如到，可见他。”
话不投机，双方敷衍着，冷冷地谈了半个多小时就结束了。倒是宋美龄出面，说是下星期请周恩来吃饭。
这样，蒋介石总算跟周恩来见了面。
周恩来在致毛泽东的电报中，如此估价蒋介石的这一次会见：“其法宝仍是压、吓、哄三字。压已困难，吓又无效，现在正走着哄字。”
在接到周恩来电报的当天，毛泽东便从延安复电。毛泽东并不完全同意周恩来的分析。毛泽东指出：“蒋之表示，不完全是哄，有部分让步以谋妥协之意，因国内外形势不容许他不让步。”
看来，毛泽东对蒋介石的判断，比周恩来更正确些。
十一天后——3月25日，宋美龄出面宴请周恩来、邓颖超，由蒋介石、贺耀祖、张冲作陪。既然是“夫人外交”，又是“餐桌谈判”，气氛自然轻松得多。一边频频劝酒，一边“讨价还价”。论酒量，蒋介石根本不是周恩来的对手；论谈判，蒋介石也略输周恩来一筹。
周恩来刚剐离开宴席，便给毛泽东发电报：“今天见面仍只是表面上的轻微缓和，实际上要看他是否真正做些缓和的事。”不管怎么说，这一回宴请，表明国共关系从大破裂的危险境地挽回了，从冰点开始回升了，从雨雪交加转为阴天，从怒目圆睁到略带微笑。
从此，皖南事变掀起的轩然大波，终于得以渐渐平复。
1941年5月8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写了党内指示文件《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毛泽东总结了蒋介石的手法，日“一打一拉”。毛泽东这样刻画蒋介石：“在反共方面，既要反共，甚至反到皖南事变和1月17日的命令那种地步，又不愿意最后破裂，依然是一打一拉政策。”
毛泽东指出，中共要用这样的方针对付蒋介石的“一打一拉”：“我党的方针，便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打对打，以拉对拉，这就是革命的两面政策。”
毛泽东强调：“和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作战，需要一整套的战术，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既然要“以拉对拉”，蒋介石在“拉”中共了，毛泽东也就来了个“拉”蒋。
1941年6月12日，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叶剑英共同署名的一份中共内部文件，明确指出：“目前我党方针是拉蒋抗战。”
毛泽东在7月8日致刘少奇的电报中，则这样概括蒋介石的方针和中共的对策：“乘机取利，制日制共，是蒋的方针。因此我们对蒋还是既不让又不攻的方针。”成天跟蒋介石打交道，毛泽东对蒋介石的剖析，可以说入木三分了。
蒋介石出任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
蒋介石“拉”毛泽东，毛泽东“以拉对拉”，也“拉”蒋介石一把。国共关系也就在这你“拉”我“拉”之中，得以缓和。
不过，这时的国共关系，不冷也不热，不好也不坏。
就在这时节，两桩在凌晨发生的突然事件，改变了世界的格局：
一是1941年6月22日凌晨4时，一百九十个师、三千七百多辆坦克、四千九百多架飞机、一百九十多艘舰艇，趁着人们正在酣睡的时刻，突然朝苏联扑来。一个半小时之后，即清晨5时半，德国驻苏联大使这才在莫斯科向苏联政府递交了宣战书……
二是1941年12月7日凌晨，大批日本飞机突然飞临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主要海空军基地珍珠港，击毁击伤美机二百六十多架、美舰十八艘。翌日，美国对日本宣战。同日，英国对日本宣战。
这两桩发生在凌晨的“不宣而战”的事件，导致德国、日本、意大利和美国、英国、苏联的公开对抗。既然中国是日本的敌国，中国也就成了美、英、苏的盟友。
12月8日凌晨，正在重庆郊区黄山乡别墅的蒋介石接到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董显光的电话，获知日军偷袭珍珠港，急急忙忙赶往重庆。上午8时，蒋介石召集国民党中央常委特别会议。蒋介石说：“我国对日宣战，已无问题，手续亦甚容易……”
说来令人难以置信，自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战全面爆发以来，已有四年半时间，日军已经吞噬了中国的大部分国土，蒋介石政府尚未对日正式宣战呢！直至此时，才发表正式文告，对日、德两国宣战，即《对日宣战之文告》、《对德宣战之文告》。
不过，蒋介石倒颇有头脑，建议中、美、英、苏四国在亚洲建立某种军事同盟会议。当天下午，蒋介石召见美、英、苏驻华大使高思、卡尔、潘友新，把宣战书和建议书交给了他们。
美国总统罗斯福热烈支持蒋介石的建议。美国正在与日本交战，很希望能把日本的主要兵力拖在中国。英国首相丘吉尔也认为蒋介石的建议不错。只是斯大林称正忙于对德作战，尚顾不上东线的日本一一其实，那是因为苏联和日本在1941年4月签订了《中立条约》，日本答应不进犯西伯利亚一线。
既然是蒋介石建议，蒋介石也就充当东道主。12月23日，东亚联合军事会议在重庆召开。美国派出勃里特少将、马格鲁德少将，英国派出韦维尔元帅、邓尼思少将，中国派出何应钦、商震，会议由蒋介石主持。
这是蒋介石第一回主持重要的国际性会议，也是中国第一次以大国形象出现在国际舞台上。
德、日、意三国，日“法西斯轴心国”。既然德、日、意三国结盟，那么反对他们的国家势必也要结盟。
由美、英、苏、中四国领衔，1942年元旦，二十六个国家代表齐聚美国华盛顿，签订反对法西斯轴心国的《联合国家宣言》，结成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于是，这二十六个国家日“盟国”，又称“反轴心国”。后来又有十九个国家加入这一统一战线。
在签署宣言时，四个领衔国放在最前面。美国总统罗斯福所拟的草稿上，最初的四国顺序是美、中、苏、英，中国名列第二，后来才改成美、英、苏、中。虽说这么一来，中国名列第四，但不管怎么排，蒋介石政府毕竟进入了“四强”之列，蒋介石也就进入了同盟国“四巨头”之列，与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并列齐名了。蒋介石在国际上的声望，猛然升高了。
1942年1月3日，是蒋介石终生难忘的日子。这天，盟国第一最高区域统帅部成立。这一统帅部之下设中国战区，罗斯福提议蒋介石出任中国战区盟军统帅部最高统帅。
中国战区除中国外，还包括越南、泰国等。
蒋介石在这天的日记上，这么写道：
我国签字于共同宣言，罗斯福总统特别对子文表示：欢迎中国列为四强之一。此言闻之，但有惭惶而已！
翌日，蒋介石电复罗斯福，表示“同意就斯职”，并决定设统帅部于重庆。为了表示对美国的感谢，蒋介石还致电正在美国的宋子文，洽请罗斯福遴选美国高级将领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
1月5日，蒋介石在重庆就任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
蒋介石在他的《元月反省录》中，以欣慰的笔调写道：
二十六国共同宣言发表后，中、英、美、苏四国已成为反侵略之中心，于是我国遂列为四强之一，再自我允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之后，越南、泰国亦划入本区内。国家之声誉及地位，实为有史以来空前未有之提高，甚恐受虚名之害，能不戒惧乎哉？
不久，美国参谋总长马歇尔派出了他的好友、陆军中将史迪威出任中国战区盟军统帅部参谋长。
自从出任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蒋介石对于抗日也就变得积极。他以驻云南的国民革命军第五、第六、第六十六三个军，组成远征军，开赴缅甸，协助英军抗日。这在国民党的作战史上是空前的。
不过，蒋介石在与史迪威的合作中，却常生芥蒂。
原本，罗斯福总统遴选史迪威，出任中国战区总参谋长，可谓最佳人选。史迪威比蒋介石年长五岁，高高的个子，一团头发像一顶船形帽似的戴在头上。他是美国佛罗里达人，毕业于美国西点陆军军官学校，却居然能讲一口汉语，也认得中国的方块字。他给中国士兵训话时，会用汉语说起中国宋朝名将岳飞如何抗击入侵的金兵，也会讲越王勾践如何卧薪尝胆，终于复仇的故事……
史迪威能够成为“中国通”，是因为他早在1919年就来到中国，担任驻华美军的语言教官，特地取了“史迪威”这中文名字。他在中国干了三年后回国，于1926年至1928年再度来华，担任美军驻天津第十五步兵团的营长。自1935年至1939年，他担任美国驻华使馆武官，对中国的抗战极其熟悉。这一回，是他第四次奉派来华，身份更高了。他向蒋介石报到时，逐一说明了自己的多项职务：美国总统代表、驻华美军司令官、中国战区总参谋长……
这位史迪威将军，天生傲慢，又天生尖刻。在蒋介石看来，他是统帅，史迪威不过是参谋长；在史迪威看来，他固然是参谋长，更是美国总统的代表。
史迪威要全权指挥那支在缅甸的国民党远征军，蒋介石却非要在重庆遥控指挥不可。史迪威骂蒋介石指挥无能，蒋介石则认为史迪威越权。史迪威见到蒋介石的光头中间有一条棱，看上去像花生，便在背地里称蒋介石为“花生”，而把蒋介石手下那一大帮将领，称之为“一篮子花生”……
不管史迪威怎么奚落蒋介石，蒋介石毕竟是最高统帅。蒋介石向来就主张“三个一”。最高统帅的头衔无疑大大提高了他作为中国最高领袖的声誉。
宋美龄作为中国的“第一夫人”，于1942年11月飞抵美国。她在美国住了半年多。英语流利的她，擅长外交。她在美国奔走，呼吁支援中国抗日。她曾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美国报纸对她一片盛赞：“议员们被她的优雅风度、妩媚和智慧迷住了！在议员们长达四分钟的起立欢呼之后，她才开始讲话……”
毛泽东以“感冒”为由第四次拒晤蒋介石
就在蒋介石就任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之际，毛泽东于1月8日给周恩来发来电报：“我们方针是巩固自己，沉机观变。”
国共关系不好不坏，不冷不热，相对稳定。蒋介石跃为国际领袖，毛泽东则在延安一边“沉机观变”，一边“巩固自己”。
毛泽东正是为了“巩固自己”，在延安作了一系列报告，开展了著名的延安大整风：1941年5月作《改造我们的学习》；1942年2月1日作《整顿党的作风》；1942年2月8日作《反对党八股》；1942年5月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毛泽东的这一系列报告，强调要整顿中共的党风、学风、文风，亦即整顿“兰风”。
中共自1921年7月创建，至1935年1月遵义会议，经历了“一右三‘左’”的“左”摇右晃。自从遵义会议后确立了毛泽东为中共领袖（名义上的中共总负责为张闻天）之后，忙于东征西战，坐不下来。直至此时，毛泽东抓住了国共关系相对稳定之机，“巩固自己”，开展延安整风，整顿思想、整顿组织、整顿军队、整顿文艺。对于中共而言，延安整风，使中共经历了一个脱胎换骨的过程。毛泽东呢？他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把他的思想、理论系统化，形成了众所周知的“毛泽东思想”。
就在国共关系平平稳稳的日子里，忽然从蒋介石嘴里传出不平常的信息：他要邀请毛泽东去西安，在那里跟他见面！
屈指算来，这是蒋介石第四回邀请毛泽东了：头一回，邀毛泽东到南京见面；第二回，请毛泽东来武汉；第三回，约毛泽东赴西安；这一回，又是要约见毛泽东于西安。
蒋介石发出这一信号，是在1942年8月14日，蒋介石在重庆约见周恩来。
蒋介石说起一个星期以后他要去西安：“想在西安约毛泽东先生一晤。请你速电延安。”
蒋介石说毕，又赶紧说道：“当然，如不便则不必，如不便则不必。”
蒋介石把这句话重复了一遍，为的是他知道毛泽东轻易不会离开延安的——前三回毛泽东不来，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周恩来当即电告毛泽东。周恩来以为，“在态度上看不出有何恶意”，但是“其目的未可测”。
蒋介石为什么又邀毛泽东会面呢？1942年9月15日毛泽东在致周恩来的一份电报中，曾对抗战以来的国共关系，作了总的分析：国内关系总是随国际关系为转移。第一次反共高潮发生于德苏协定、苏芬战争及英美反苏时期。第二次反共高潮发生于德苏协定继续存在、英美关系仍未好转而轴心则成立三国同盟时期。自苏德战起，英美苏关系好转，直至今天，国共间即没有大的冲突。这个时期，又分两段，在英美苏未订具体同盟条约及滇缅路未断以前，蒋的亲苏、和共决心仍是未下的；在此以后，他才下决心。
毛泽东提及的“滇缅路”，即云南至缅甸的滇缅公路。当时，这是蒋介石的咽喉之路。因蒋介石偏居于西南一隅，英、美的军用物资沿滇缅公路源源不断运往重庆。4月29日，日占领了缅甸腊戍，切断了滇缅公路，卡住了蒋介石的咽喉。虽说英美从此改为空运，但一则空运运量有限，二则飞机要飞越喜马拉雅山，运输十分困难。因此，蒋介石不得不倚重经苏联而来的陆路运输。
亲苏必亲共，蒋介石也就希冀改善与中共的关系。
这么一来，国共关系要从不冷不热转热，从不好不坏转好，蒋介石也就向毛泽东递上了橄榄枝。
蒋介石先是在7月21日约见周恩来，提出重开国共谈判。毛泽东在7月31日致刘少奇的电报中，这样谈及国共关系的新趋势：
最近恩来见蒋谈得还好，蒋已重新指定张治中、刘为章和我们谈判，另指定卜士奇任日常联络，蒋之联络参谋继续来延安，都是好转征兆，但不能求之过急。
这样，正是在国共关系好转之际，蒋介石提出了与毛泽东晤面。
毕竟张学良的遭遇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太深了，周恩来深知毛泽东是不可能去西安见蒋介石的，于是，向中共中央提出两种方案：
第一方案，毛泽东称病，派林彪为代表到西安去见蒋介石；
第二方案，要求蒋介石带周恩来去西安，周恩来再由西安飞延安，陪一位中共中央代表前来西安见蒋，这一代表可以是林彪或朱德。
在周恩来看来，第二方案，如派出的是朱德，蒋介石也许会同意。
毛泽东采用了第一方案，又兼及第二方案。
毛泽东要“称病”，称什么病呢？这一时期，毛泽东身体不错，不大生病。上一回，毛泽东没有去武汉，称的是牙病；这一回，毛泽东则称感冒——虽说时值盛暑，似乎不大会感冒。
8月1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给周恩来发来电报：“毛现患感冒，不能起程，拟派林彪同志赴西安见蒋，请征蒋同意。如能征得蒋同意带你至西安，你回延面谈一次，随即偕林或朱赴西安见蒋则更好。”
据云，这份电报是康生所拟，经毛泽东同意后以中共中央书记处名义发出。
周恩来接到电报后，即把中共中央书记处电报的意思告诉蒋介石侍从室，让其转告蒋介石。
不过，毛泽东斟酌再三，以为蒋介石已经“三请”，此次还是以一见为好。何况当时蒋介石“看不出有何恶意”。于是，毛泽东在8月19日致电周恩来，改变了主意；“依目前形势，我似应见蒋。”
毛泽东还告诉周恩来，他是否见蒋，中共中央还在研究之中，未作最后决定。
周恩来仍以为，蒋介石和毛泽东会面的时机尚未成熟——再说“张学良第二”的可能性并非没有，因为不久前的皖南事变记忆犹新。在收到毛泽东的电报后，周恩来于当天致电毛泽东：“最好林或朱先打开局面，如蒋约林或朱随其来渝，亦可答应，以便打开局面，转换空气；一俟具体谈判有眉目，你再来渝，便可见渠。”
毛泽东阅周恩来电报，还是以为以见蒋为好，“有益无害”。
毛泽东8月29日、9月3日两度致电周恩来，与他切磋此事：“蒋到西安时，决先派林见蒋，然后我去见他。依目前国际国内大局，我去见蒋有益无害，俟林见蒋后即确定我去时间。”“乘此国际局势有利机会及蒋约见机会，我去见蒋，将国共根本关系加以改善。这种改善如果做到，即是极大利益，哪怕具体问题一个也不解决也是值得的。蒋如约我到重庆参加10月参政会，我们应准备答应他。”“林彪准备在蒋电约后即动身去，我则在林去后再定去西安日期。”
周恩来反复考虑之后，于9月5日复一长电给中共中央书记处，详陈己见。周恩来仍然以为：“见蒋时机尚未成熟。”
周恩来陈述了如下理由：
（一）蒋虽趋向政治解决，但他之所谓政治是要我们屈服，决非民主合作；
（二）蒋对我党我军的观念仍为非合并即大部消灭；
（三）蒋对人的观念仍包藏祸心（即打击我党领导，尤其对毛，西安事变后尚想毛、朱出洋，时至今日犹要叶挺太太劝叶悔过自新，吾屡次请回延不理，此次我在电答时提到愿回延接林或朱出来亦不许），因此可说他对我党我军及民主观念并无丝毫改变。
次之，在局势方面，并非对我有利：
（一）蒋对局势的看法，一面承认日寇有续攻中国可能，而英美一时无大力援华，且反内战，但何（应钦）等却看到苏联今日处境需要对华让步，英美亦须中国拖住日本，他正好借此依他的想法解决西北及国内问题。
（二）中共‘七七’五周年宣言，本是我党历年主张的发展，而他却认为由于苏联让步，中共亦不得不屈服。
（三）毛出为谋改善根本关系，而蒋则利用此机会打击地方和民主势力，以陷我于孤立。
因此，蒋毛见面的前途可能有两个：一、表面进行得很和谐，答应解决问题而散。
二、约毛来渝开参政会后，借口留毛长驻渝，不让回延（此着万不能不防）。若如此，于我损失太大。我们提议林出勿将话讲死，看蒋的态度及要解决的问题如何，再定毛是否出来。
周恩来的电报，是打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由康生收下。
毛泽东见到周恩来这一电报，以为有理，遂打消了与蒋介石会晤的念头。这样，毛泽东第四次婉拒了蒋介石的会晤之邀。
不过，毛泽东在8日给周恩来的电报中，仍表示：林彪见蒋时，可表明“我极愿见蒋”。毛泽东以为，“目前似已接近国共解决悬案”的“好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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