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课 内 课 外 (1)

　　上学，正经事是从师，学些新知识和新技能，追记学校旧事，重点应该说这个。学，依规定，只有上课，教师讲、学生听一种形式。下课后如何，没有规定。这没有规定有优越性，其荦荦大者有两项：一是学生有了自由，就既可以不务正业，又可以务正业；二是专说读书，就不像50年代到70年代，有些不合教义的书不许看，甚至小红书之外都不许看。于是在师范学校六年，谈到学，就要兼说课内和课外两种情况。

　　先说课内。课程门类很多，原因大概是，学生毕业后要当孩子王，赤子之心空空，要填充各种知识，为人师者就不得不先具备各种知识，包括如何教好孩子的知识。不同课程有不同的性质，因而课时多少，早开晚开，学生重视不重视，某人教，学生欢迎不欢迎，情况就千变万化。只好取其梗概。先点课程之名。照例居首位的是“国文”，今曰语文，所学主要是用文字表达情意的能力，都知道最重要，却不容易，所以课时最多（每周五六课时），时间最长（年年有），学生纵使不喜欢，也不敢轻视。其次，或说同样重要的是“数学”和“外语”（只有英语一种，所以课程之名为“英文”）。数学，都知道是一切科学知识的基础，想在这方面前进，就不能离开它。可惜学得不多，记得只到平面几何和小代数。就我自己说还要加个遗憾，是数学学得少，没学好，后来钻研西方哲学，尤其数理逻辑，总是如读天书，不能甚解。外语何以重要，其时不知道，可是大家都有个模糊的印象，是新时代，想不落在后面，就要学会Yes、no。

　　英语也没学好，但终归是入了门，后来念英文著作，起初多借助字典，也就勉强过关了。三大件之外，或之下，有四门课程可以平行排列，“历史”、“地理”、“物理”、“化学”。学史地，目的，近视的是熟悉古今中外，远视的是鉴往知来，鉴远知近。内容是述说实际情况，不难学；或说只有小难，是辨真伪，如宣扬至高无上爱民如子，应该知道是鬼话，明是非，如说依某教条，乱世可以立即变为天堂，应该知道也是鬼话。这样，我就一贯以为，如果教师上课，能够指点学生不信各种鬼话，开这样的课就有意义，否则不如利用上课的时间，让学生多看几种讲史地知识的书，用自己的理性吸收真实的，扔掉骗人的。显然，这又是理想，同一切理想一样，其中必隐藏着困难，甚至大困难，这是，总会有什么势力，轻，不许你怀疑鬼话，重，要求你宣讲鬼话。所以，再说一回理想，是上好的史地课，应该以事实为沃土，培养见识。在师范学校六年，我随班听了多次史地课，所得呢，也只是考大学未交白卷而已。

　　再说物理和化学，当时很多人说，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意思是就会有饭吃。我没有这样坚强的信仰，只是觉得，这是科学的初步，学了必会有用，何况本校毕业，或万一升学，都要考这两门。可惜是兴趣不高，又资质差，同样是没有学好。也属于科学知识，还有一门课程，名“博物”，因其名而推其实，应该讲授动物、植物和矿物三方面的知识，可是记得外号胡老头儿的胡先生讲，内容只是生物而没有无生物。生物，也只是人所对待，而不及人类学、民俗学之类。此外，有几门课程可以等量齐观，都是陶冶身心的，是“体育”、“音乐”、“图画”、“手工”。体育课有个特点，是走出教室，而且变安坐为跳跳闹闹。有的人也许很喜欢吧？我则一如上其他教室内之课，只是应酬公事，所以六年之久，田径，球类，竟没有一样是占先的。其余三门，音乐，记得只学会按风琴（学校没有钢琴）；图画，手工，则毫无所得。还有一些课程，如“教育”、“心理”、“教学法”，显然是传授当孩子王之术的。

　　此外还有“法制”和“医学”，是传授防治知识的，都讲什么，不记得了。我1925年入学，1931年毕业，中间的1928年是所谓的北伐成功之年，统治权由北洋军阀之手移到国民党之手，正如有文献记载的无数次易代，讨了便宜的一小群人，头脑发热尾随的一大群人，或口说，或兼相信，“这一变可就好了！”事实经常是，“可就好了”如肥皂泡，不久就破灭，只剩下“变”却“真实不虚”。这变而且是多种，如京兆师范学校改为河北省第十师范学校；多年的无党无派的老校长刘汉章下台了，换为国民党员段喆人；县里有了党部，入党表示先进，有不少不甘落后的学生（包括女师范的学生）入了党，男女同为出入党部的员，就有了授受亲的机会，等等。诸多变之中还包括一项课程的改变，是添了宣扬三民主义的“党义”。党之义，千古类同，是要表明，只有某些教条是真理，异于此者都错，应该清而除之。也许其时我已经“攻乎异端”了吧，对于这种以讲理为名而实际不许讲理的霸气总是没有好感。人微言轻，没有好感又能怎样？不过是上课，他讲他的，我低头看桌下的《热风》或《玉梨魂》而已。

　　课程门类如此之多，上课时间如此之久，所得总当不少吧？应该说有所得，至于多少就比较难说。原因之一是门类不同，教师水平和教法不同，自己性之所近、性之所远不同，不同学科，所得就不尽一样，难得一言以蔽之。还有原因之二，是年深日久，又自己记忆力很差，琐细情况已经记不清了。只好说说概括的印象。学官话，尽先说好听的，这是确实得了不少昔日毫无所知的知识，纵使都是未深入的。以数学为例，几何讲多种形状的关系，有所断定，可以用什么办法证明，等等，都是上小学时候不知道的。又如英语，记得课本之外，还念过英国散文名作家兰姆写的《莎士比亚本事》，这就使我以后由厚古而媚外，只怀抱字典而未上补习学校，也就勉强通了。好话说完，还要说些泄气的，是：一、不记得上哪位教师的哪门课，像看京剧《打渔杀家》，盼叶盛章扮的教师爷出场，准备给他个碰头好。这是说，听课，都兴趣不高。还有二、更差的，是烦腻，又不能不入教室，坐在那里装做听。现在回想，这兴趣不高甚至烦腻，一部分应该由自己不上进负责；但也只是一部分，此外就不得不想想我们的教学制度和办法。这问题太大，牵涉到许多方面，难解决，只好不说了。

　　与课程密切相关的还有个师资问题和教法问题，也可以说说。其时，知识分子的待遇不坏，以师范学校为例，有不少教师的月工资在现洋（银元）百元以上，用这样的高薪礼聘有学有识的不难。大体说，以1928年为界，易代前，聘请教师更重视学识，易代后差些，因为要兼考虑党同。教师造诣高，容易获得学生的拥戴。但这是常规，常规之下容许例外，比如其一，也许肚子里大有存储而说不出来，即口才不佳；还有其二，人过于温婉，学生不怕，上课就压不住阵脚。这方面，最突出的是教图画的赵梦朱（名恩熹）先生，他造诣不低，只是生来瘦小白净，上课细声细语，学生吵闹，他无力制止，仍是细声细语，以致上课之后就乱作一团。至今我还有个清楚的印象，他很怕上课，只是为了每月能领工资才不得不上课。也许这印象在我的心中也打个清楚的烙印吧，又因为自己为挣柴米钱而教了十几年书，有时也不愿面对学生，我常常因他而想到生路的艰险，不禁为之凄然。

　　以下说课外。课外活动不少，这里单说读书。首先想到的是今昔对比。今天，就中等学校说，常在耳边响的声音是“学生负担过重，要减轻学生负担”。我们那时候，专就课业说，是常常感到空闲时间过多，无事可做。这分别，是昔日懒散，今日勤勉吗？我看未必是这样，至少不完全是这样。我比较熟悉的是语文，即以语文课为例，说学生负担重，不错，因为他们确是忙。忙什么？忙于“分析”，上课听教师依照教案分析课文，下课解答教师留的习题，其中也总有分析课文中某句的语法结构，或兼辨认词性。这都很繁琐，不容易，不容易就要多费时间和精力，是小事；大事是除了搅昏头脑之外，一点用也没有。没用，为什么还要这样？是因为50年代崇拜苏联，取来这“如是我闻”的真经，之后是：一、不知道这经咒是束缚年轻人思路的枷锁。二、即使略有怀疑，也想不出什么新办法来代替。其结果是忙忙碌碌，把有用的时间用在用处甚微之地。所以与今日相比，我们那时候，选些文章（包括诗词），上课解释一下词句，其余任君自便的办法有优越性，是其一，浪费的时间少，其二，留下不少空闲时间，学生可以自由找书，读。

　　读课外书，要有课本之外的书。其时通县像是没有图书馆，只好在校门之内想办法。学校有个小图书馆，在西路学生宿舍由南数第二排，只占东头坐北向南的一间。寺不大，僧自然多不了。但相对，我的腹内，除一些旧小说之外，可以说是空空如也，所以总可以找到一些可看的，何况书又不只是旧存的，还有新添的。说起新添，就不得不描述一下学校在这方面的民主化（或说半面民主化，因为不要集中）。办法是，不只管理（编目、出借等）由学生负全责，连买书（每月有固定经费）也由学生负全责。记得管理人员也由学生推举，像是还可以无限期连任。不知由于什么，我在这间小屋里呆得时间不短，还不只一次到北京，买“新”书。这新包括三种意义：一是那间小屋里没有的；二是不久前出版的；三是讲新学的。这所谓新学，多一半是新文学（包括翻译的外国名著），少一半是新知识。其时书价不高，一般是几角钱一本，每月购书费多少，不记得了，但总可以进二三十种吧，于是我就总有新书可看。蹲师范学校几年，总共读了多少，都读了什么，说不清了，但有个总账式的印象，是其时出版且流行的新文学作品中，由周氏弟兄到张资平，以至苏曼殊和徐枕亚，外，英、法、德、俄、日，有译本的，大致都看了。

　　所得呢？想实事求是，也说说。其一是更巩固了读书的习惯。记得不只一次说过，我幼年生活穷苦，单调，心也想找个场所活动，或说找些乐趣，多种路都不通，只好看旧小说。日子长了，看多了，也有收获，其中之一，也可以说不容轻视，是安坐，眼看文字，感到也不坏，有时甚至能自得其乐。到师范学校以后，看的课外书，数量大增，品种也多了，也因为内容有另一种吸引力，看的兴趣显然增加了，是手里没有书就像是缺点什么。语云，习惯成自然，我想，是这师范学校养成的读书习惯使我后来走上书呆子的路而没有悔恨。其二是初步有了所知，有了所见。所知，比如与小学时期相比，彼时是没有常识，此时是自信有了些常识，主要是新的科学性质的常识。所见比较难说，勉强说，是：一、偏于思想方法，即有所闻，愿意自己想一想，然后断定是不是像说的那样；二、偏于想后的所得，是常常疑多于信。这样的初步对于后来有不小的影响，是“攻乎异端”比较容易，入《使徒行传》就比较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