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解：
“文景之治”是历史上著名的太平盛世，汉文帝在位二十三年间，提倡农耕，多次减免农田租税，减轻刑罚，废除肉刑，尽力消渳战争，对反叛的侯王们也能以德抱怨……虽说从本质上讲还是为了维护和巩固汉王朝的统治，但在经历了战国至秦末的长期战乱之后，这些政策对经济的恢复和政治的稳定都起了积极的作用。而他的宽厚、俭朴、勤政、爱民，截然不同于骄奢淫佚的暴君，得到后人的高度赞扬。
这篇本纪记载了孝文帝的种种仁政，刻画出一个贤圣有为的封建君主形象。与《项羽本纪》、《高祖本纪》、《吕太后本纪》不同的是，本文没有扣人心弦的紧张情节、尖锐强烈的矛盾冲突，作者只是用舒缓的节奏，按照年代顺序选择关键事件娓娓道来，如和风细雨，似清泉细流，给人以别样的阅读感受。司马迁在此文中并未刻意地描绘沧海桑田的历史风云，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比如与匈奴的几次战事、改革币制、变更经济政策等在此文中被轻轻带过，以至于读者若想详细了解还得参阅《史记》的其他篇章如《匈奴列传》、《平准书》等；此文中还淡化了文帝在位期间许多残酷的政治斗争。司马迁对史料的此种剪裁是耐人寻味的，从表达效果来看，一方面，文帝的仁政、德治被突出强调；另一方面，如前所述，由于本文的舒缓节奏与对历史变迁之感慨的消解（司马迁在《史记》中更多表现的是对历史风云变幻无常的深沉感慨），汉文帝的仁政、德治似乎从变幻的历史风云中被定格，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永恒”之意味，表现出司马迁以之为楷模的立传动机以及对汉文帝仁政、德治的高度评价。
司马迁以文帝为楷模有深意在焉：无论是节俭、仁厚，还是减轻刑罚、消渳战争，都与汉武帝的穷奢极欲、酷吏统治、好大喜功、穷兵黩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那么，本文结尾说：“廪廪乡改正服封禅矣，谦让未成于今。呜呼，岂不仁哉！”自然也是“微言大意”，是对汉武帝“封禅”的批评。
本文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记录了许多文帝的诏书，这其实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巧妙借用，司马迁不以自已的主观议论来评价汉文帝，而是让汉文帝“夫子自道”，以此一方面表现了文帝治天下的才能，一方面反映出文帝仁爱宽厚的内心世界和谦让俭朴的思想品格。这些诏书不是虚伪矫情的官样文章，而是言为心声，情真意切，“且所行政事，又足以副之，非讬诸空言者比也”（李景星《史记评议·孝文本纪》），能深深地感染打动读者。在这篇本纪的结尾，作者还巧妙地借景帝之诏，群臣之议，以“功莫大于高皇帝，德莫大于孝文皇帝”表现了司马迁对文帝的整体评价，饱含赞颂之情。
正文：
孝文皇帝，高祖中子[546]也。高祖十一年春，已破陈豨军，定代地，立为代王，都中都[547]。太后薄氏子。即位十七年，高后八年七月，高后崩。九月，诸吕吕产等欲为乱，以危刘氏，大臣共诛之，谋召立代王，事在《吕后》语[548]中。
丞相陈平、太尉周勃等使人迎代王。代王问左右郎中令张武等。张武等议曰：“汉大臣皆故高帝时大将，习兵，多谋诈，此其属意[549]非止此也，特[550]畏高帝、吕太后威耳。今已诛诸吕，新喋血[551]京师，此以迎大王为名，实不可信。愿大王称疾毋往，以观其变。”中尉宋昌进[552]曰：“群臣之议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诸侯豪杰并起，人人自以为得之者以万数[553]，然卒践天子之位者[554]，刘氏也，天下绝望[555]，一矣。高帝封王子弟[556]，地犬牙相制，此所谓盘石之宗也[557]，天下服其强，二矣。汉兴，除秦苛政，约法令[558]，施德惠，人人自安，难动摇，三矣。夫以吕太后之严，立诸吕为三王[559]，擅权专制，然而太尉以一节入北军，一呼士皆左袒，为刘氏，叛诸吕，卒以灭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虽欲为变，百姓弗为使，其党宁能专一邪[560]？方今内有朱虚、东牟之亲，外畏吴、楚、淮南、琅邪、齐、代之强。方今高帝子独淮南王与大王，大王又长，贤圣仁孝，闻于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报太后计之，犹与[561]未定。卜之龟[562]，卦兆得大横[563]。占[564]曰：“大横庚庚[565]，余为天王，夏启以光[566]。”代王曰：“寡人固已为王矣，又何王？”卜人曰：“所谓天王者乃天子。”于是代王乃遣太后弟薄昭往见绛侯，绛侯等具为昭言所以迎立王意。薄昭还报曰：“信矣，毋可疑者[567]。”代王乃笑谓宋昌曰：“果如公言。”乃命宋昌参乘[568]，张武等六人乘传诣长安[569]。至高陵休止，而使宋昌先驰之长安观变。
昌至渭桥，丞相以下皆迎。宋昌还报。代王驰至渭桥，群臣拜谒称臣。代王下车拜。太尉勃进曰：“愿请间言[570]。”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不受私。”太尉乃跪上天子玺符[571]。代王谢[572]曰：“至代邸[573]而议之。”遂驰入代邸。群臣从至。丞相陈平、太尉周勃、大将军陈武、御史大夫张苍、宗正刘郢、朱虚侯刘章、东牟侯刘兴居、典客刘揭皆再拜言曰：“子弘等皆非孝惠帝子，不当奉宗庙[574]。臣谨请（与）阴安侯列侯顷王后与琅邪王、宗室、大臣、列侯、吏二千石[575]议曰：‘大王高帝长子[576]，宜为高帝嗣。’愿大王即天子位。”代王曰：“奉高帝宗庙，重事也。寡人不佞[577]，不足以称宗庙[578]。愿请楚王[579]计宜[580]者，寡人不敢当。”群臣皆伏固请。代王西乡让者三，南乡让者再[581]。丞相平等皆曰：“臣伏计之[582]，大王奉高帝宗庙最宜称，虽天下诸侯万民以为宜。臣等为宗庙社稷计，不敢忽。愿大王幸听臣等。臣谨奉天子玺符再拜上。”代王曰：“宗室将相王列侯以为莫宜寡人[583]，寡人不敢辞。”遂即天子位。
群臣以礼次侍。乃使太仆婴与东牟侯兴居清宫[584]，奉天子法驾，迎于代邸。皇帝即日夕入未央宫[585]。乃夜拜宋昌为卫将军，镇抚南北军。以张武为郎中令，行[586]殿中。还坐前殿。于是夜下诏书曰：“间者诸吕用事擅权[587]，谋为大逆，欲以危刘氏宗庙，赖将相列侯宗室大臣诛之，皆伏其辜[588]。朕初即位，其赦天下[589]。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590]，酺五日[591]。
孝文皇帝元年十月庚戌，徙立故琅邪王泽为燕王[592]。
辛亥，皇帝即阼[593]，谒高庙。右丞相平徒为左丞相，太尉勃为右丞相，大将军灌婴为太尉。诸吕所夺齐楚故地，皆复与之。
壬子，遣车骑将军薄昭迎皇太后于代。皇帝曰：“吕产自置[594]为相国，吕禄为上将军，擅矫[595]遣灌将军婴将兵击齐，欲代刘氏，婴留荥阳弗击，与诸侯合谋以诛吕氏。吕产欲为不善，丞相陈平与太尉周勃谋夺吕产等军。朱虚侯刘章首先捕吕产等。太尉身率襄平侯通持节承诏入北军。典客刘揭身夺赵王吕禄印。益封太尉勃万户[596]，赐金五千斤。丞相陈平、灌将军婴邑各三千户，金二千斤。朱虚侯刘章、襄平侯通、东牟侯刘兴居邑各二千户，金千斤。封典客揭为阳信侯，赐金千斤。”
十二月，上曰：“法者，治之正[597]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598]。今犯法已论[599]，而使毋罪之父母妻子同产[600]坐之[601]，及为收帑[602]，朕甚不取。其议之。”有司[603]皆曰：“民不能自治，故为法以禁之。相坐坐收[604]，所以累其心[605]，使重犯法[606]，所从来远矣。如故便[607]。”上曰：“朕闻法正则民悫[608]，罪当[609]则民从。且夫牧民[610]而导之善者，吏也。其既不能导，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反害于民为暴者也[611]。何以禁之？朕未见其便，其孰计[612]之。”有司皆曰：“陛下加大惠，德甚盛，非臣等所及也。请奉诏书，除收帑诸相坐律令。”
正月，有司言曰：“蚤[613]建太子，所以尊宗庙。请立太子。”上曰：“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享[614]，天下人民未有嗛志[615]。今纵不能博求天下贤圣有德之人而禅[616]天下焉，而曰豫[617]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谓天下何？其安[618]之。”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庙社稷，不忘天下也。”上曰：“楚王，季父也[619]，春秋高，阅天下之义理多矣，明于国家之大体。吴王于朕，兄也，惠仁以好德。淮南王，弟也，秉德以陪朕[620]。岂为不豫哉[621]！诸侯王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贤及有德义者，若举有德以陪朕之不能终，是社稷之灵，天下之福也。今不选举焉[622]，而曰必子，人其以朕为忘贤有德者而专于子，非所以忧天下也。朕甚不取也。”有司皆固请曰：“古者殷周有国，治安皆千余岁，古之有天下者莫长焉[623]，用此道也[624]。立嗣必子，所从来远矣。高帝亲率士大夫[625]，始平天下，建诸侯，为帝者太祖。诸侯王及列侯始受国者皆亦为其国祖。子孙继嗣，世世弗绝，天下之大义也，故高帝设之以抚海内。今释宜建而更选于诸侯及宗室[626]，非高帝之志也。更议不宜。子某最长[627]，纯厚慈仁，请建以为太子。”上乃许之。因赐天下民当代父后[628]者爵各一级。封将军薄昭为轵侯。
三月，有司请立皇后。薄太后曰：“诸侯皆同姓，立太子母为皇后[629]。”皇后姓窦氏。上为立后故，赐天下鳏寡孤独穷困及年八十已[630]上孤儿九岁已下布帛米肉各有数[631]。上从代来，初继位，施德惠天下，填抚诸侯四夷皆洽欢[632]，乃循[633]从代来功臣。上曰：“方大臣之诛诸吕迎朕，朕狐疑，皆止朕，唯中尉宋昌劝朕，朕以得保奉宗庙。已尊昌为卫将军，其封昌为壮武侯。诸从朕六人，官皆至九卿。”
上曰：“列侯从高帝入蜀、汉中者六十八人皆益封各三百户，故吏二千石以上从高帝颍川守尊等十人食邑六百户，淮阳守申徒嘉等十人五百户，卫尉定等十人四百户。封淮南王舅父赵兼为周阳侯，齐王舅父驷钧为清郭侯。”秋，封故常山丞相蔡兼为樊侯。
人或说右丞相曰：“君本诛诸吕，迎代王，今又矜[634]其功，受上赏，处尊位，祸且及身。”右丞相勃乃谢病免罢，左丞相平专为丞相。
二年十月，丞相平卒，复以绛侯勃为丞相。上曰：“朕闻古者诸侯建国千余（岁），各守其地，以时入贡，民不劳苦，上下欢欣，靡有遗德[635]。今列侯多居长安，邑远[636]，吏卒给输费苦，而列侯亦无由教驯其民[637]。其令列侯之国，为吏及诏所止者[638]，遣[639]太子。”
十一月晦，日有食之。十二月望[640]，日又食[641]。上曰：“朕闻之，天生蒸民[642]，为之置君以养治之。人主不德，布政[643]不均，则天示之以菑，以诫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见于天[644]，菑[645]孰大焉！朕获保宗庙，以微眇之身讬于兆民君王之上[646]，天下治乱，在朕一人，唯二三执政犹吾股肱也[647]。朕下不能理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648]，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过失，及知见思之所不及，匄以告朕[649]。及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650]谏者[651]，以匡朕之不逮[652]。因各饬其任职[653]，务省繇费以便民。朕既不能远德[654]，故憪然念外人之有非[655]，是以设备[656]未息。今纵不能罢边屯戍[657]，而又饬兵厚卫[658]，其罢卫将军军。太仆见马遗财足[659]，余皆以给传置[660]。”
正月，上曰：“农，天下之本，其开籍田[661]，朕亲率耕，以给宗庙粢盛[662]。”
三月，有司请立皇子为诸侯王。上曰：“赵幽王幽死[663]，朕甚怜之，已立其长子遂为赵王。遂弟辟强及齐悼惠王子朱虚侯章、东牟侯兴居有功，可王[664]。”乃立赵幽王少子辟强为河间王，以齐剧郡[665]立朱虚侯为城阳王，立东牟侯为济北王，皇子武为代王，子参为太原王，子揖为梁王。
上曰：“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666]，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667]。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668]，而上无由闻过失也。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其除之。民或祝诅上以相约结而后相谩[669]，吏以为大逆，其有他言，而吏又以为诽谤。此细民之愚无知抵死[670]，朕甚不取。自今以来[671]，有犯此者勿听治[672]。”
九月，初与郡国守相为铜虎符、竹使符。
三年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十一月，上曰：“前日（计）〔诏〕遣列侯之国，或辞未行[673]。丞相朕之所重，其为朕率列侯之国。”绛侯勃免丞相就国，以太尉颍阴侯婴为丞相。罢太尉官，属丞相。四月，城阳王章薨。淮南王长与从者魏敬杀辟阳侯审食其[674]。
五月，匈奴入北地，居河南为寇[675]。帝初幸甘泉[676]。六月，帝曰：“汉与匈奴约为昆弟[677]，毋使害边境，所以输遗[678]匈奴甚厚。今右贤王离其国，将众居河南降地，非常故[679]，往来近塞，捕杀吏卒，驱保塞蛮夷[680]，令不得居其故[681]，陵轹[682]边吏，入盗，甚敖[683]无道，非约[684]也。其发边吏骑八万五千诣高奴，遣丞相颍阴侯灌婴击匈奴。”匈奴去，发中尉材官[685]属卫将军军长安。
辛卯，帝自甘泉之高奴，因幸太原，见故群臣，皆赐之。举功行赏，诸民里赐牛酒。复晋阳、中都民三岁[686]。留游太原十余日。
济北王兴居闻帝之代，欲往击胡[687]，乃反[688]，发兵欲袭荥阳。于是诏罢丞相兵[689]，遣棘蒲侯陈武为大将军，将十万往击之。祁侯贺为将军，军荥阳。七月辛亥，帝自太原至长安。乃诏有司曰：“济北王背德反上，诖误[690]吏民，为大逆。济北吏民兵未至先自定，乃以军地邑降者[691]，皆赦之，复官爵。与王兴居去来[692]，亦赦之。”八月，破济北军，虏其王。赦济北诸吏民与王反者。
六年，有司言淮南王长废先帝法，不听天子诏，居处毋度[693]，出入拟[694]于天子，擅为法令，与棘蒲侯太子奇谋反，遣人使闽越及匈奴，发其兵，欲以危宗庙社稷。群臣议，皆曰：“长当弃市[695]。”帝不忍致法于王[696]，赦其罪，废[697]勿王。群臣请处王蜀严道、邛都，帝许之。长未到处所，行病死，上怜之。后十六年，追尊淮南王长谥为厉王，立其子三人为淮南王、衡山王、庐江王。
十三年夏，上曰：“盖闻天道祸自怨起而福繇[698]德兴。百官之非，宜由朕躬[699]。今秘祝之官移过于下，以彰吾之不德，朕甚不取。其除之。”
五月，齐太仓令淳于公有罪当刑[700]，诏狱逮徙系长安[701]。太仓公无男，有女五人。太仓公将行会逮，骂其女曰：“生子不生男，有缓急非有益也[702]！”其少女[703]缇萦自伤泣，乃随其父至长安，上书曰：“妾父为吏。齐中皆称其廉平，今坐法当刑。妾伤夫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704]，虽复欲改过自新，其道无由也[705]。妾愿没入[706]为官婢，赎父刑罪，使得自新。”书奏天子，天子怜悲其意，乃下诏曰：“盖闻有虞氏之时，画衣冠异章服以为僇[707]，而民不犯。何则？至治也[708]。今法有肉刑三[709]，而奸不止，其咎[710]安在？非乃朕德薄而教不明欤？吾甚自愧。故夫驯道不纯而愚民陷焉[711]。诗曰‘恺悌君子，民之父母’[712]。今人有过，教未施而刑加焉，或欲改行为善而道毋由也。朕甚怜之。夫刑至断支[713]体，刻肌肤，终身不息[714]，何其楚痛而不德也，岂称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
上曰：“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今勤身从事而有租税之赋，是为本末者毋以异[715]，其于劝农之道未备[716]。其除田之租税。”
十四年冬，匈奴谋入边为寇，攻朝那塞，杀北地都尉卬。上乃遣三将军军陇西、北地、上郡，中尉周舍为卫将军，郎中令张武为车骑将军，军渭北，车千乘[717]，骑卒十万。帝亲自劳军，勒兵申教令[718]，赐军吏卒。帝欲自将击匈奴，群臣谏，皆不听。皇太后固要[719]帝，帝乃止。于是以东阳侯张相如为大将军，成侯赤为内史，栾布为将军，击匈奴。匈奴遁走。
春，上曰：“朕获执牺牲珪币以事上帝宗庙[720]，十四年于今，历日（县）〔绵〕长[721]，以不敏不明而久抚临天下[722]，朕甚自愧。其广增诸祀墠场珪币[723]。昔先王远施不求其报，望祀[724]不祈其福，右贤左戚[725]，先民后已，至明之极也。今吾闻祠官祝厘[726]，皆归福朕躬，不为百姓，朕甚愧之。夫以朕不德，而躬享独美其福，百姓不与焉[727]，是重吾不德。其令祠官致敬，毋有所祈。”
是时北平侯张苍为丞相，方明律历[728]。鲁人公孙臣上书陈终始传五德事[729]，言方今土德时，土德应黄龙见[730]，当改正朔服色制度[731]。天子下其事与丞相议。丞相推以为今水德，始明正十月上黑事[732]，以为其言非是，请罢之。
十五年，黄龙见成纪，天子乃复召鲁公孙臣，以为博士，申明土德事。于是上乃下诏曰：“有异物之神见于成纪，无害于民，岁以有年[733]。朕亲郊祀上帝诸神[734]。礼官议，毋讳以劳朕[735]。”有司礼官皆曰：“古者天子夏躬亲礼祀上帝于郊，故曰郊。”于是天子始幸雍，郊见五帝[736]，以孟夏四月答礼焉[737]。赵人新垣平以望气见[738]，因说上设立渭阳五庙[739]。欲出周鼎[740]，当有玉英见[741]。
十六年，上亲郊见渭阳五帝庙，亦以夏答礼而尚赤。
十七年，得玉杯，刻曰：“人主延寿”。于是天子始更为元年[742]，令天下大酺。其岁，新垣平事觉[743]，夷三族[744]。
后二年[745]，上曰：“朕既不明，不能远德，是以使方外之国或[746]不宁息。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747]，封畿之内勤劳不处[748]，二者之咎，皆自于朕之德薄而不能远达也。间者累年，匈奴并暴边境[749]，多杀吏民，边臣兵吏又不能谕吾内志[750]，以重吾不德也，夫久结难连兵[751]，中外之国将何以自宁？今朕夙兴夜寐[752]，勤劳天下，忧苦万民，为之怛惕不安[753]，未尝一日忘于心，故遣使者冠盖相望[754]，结轶于道[755]，以谕朕意于单于。今单于反古之道[756]，计社稷之安，便万民之利，亲与朕俱弃细过[757]，偕之大道[758]，结兄弟之义，以全天下元元之民[759]。和亲已定，始于今年。”
后六年冬，匈奴三万人入上郡，三万人入云中。以中大夫令勉为车骑将军，军飞狐；故楚相苏意为将军，军句注；将军张武屯北地；河内守周亚夫为将军，居细柳；宗正刘礼为将军，居霸上；祝兹侯军棘门：以备胡。数月，胡人去，亦罢。
天下旱，蝗。帝加惠：令诸侯毋入贡，弛山泽[760]，减诸服御狗马[761]，损郎吏员[762]，发仓庾以振贫民[763]，民得卖爵[764]。
孝文帝从代来，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765]，有不便[766]，辄弛以利民。尝欲作露台[767]，召匠计之，直百金[768]。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产，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上常衣绨衣[769]，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770]，帏帐不得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771]。治霸陵[772]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773]，欲为省，毋烦民。南越王尉佗自立为武帝，然上召贵[774]尉佗兄弟，以德报之，佗遂去帝称臣。与匈奴和亲，匈奴背约入盗，然令边备守，不发兵深入，恶烦苦百姓[775]。吴王诈病不朝，就[776]赐几杖[777]。群臣如袁盎等称说虽切[778]，常假借[779]用之。群臣如张武等受赂遗金钱，觉，上乃发御府金钱赐之，以愧其心[780]，弗下吏[781]。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782]，兴于礼义。
后七年六月已亥，帝崩于未央宫。遗诏曰：“朕闻盖天下万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者，奚[783]可甚哀。当今之时，世咸嘉生[784]而恶死，厚葬以破业，重服[785]以伤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无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临[786]，以离寒暑之数[787]，哀人之父子，伤长幼之志，损其饮食，绝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也，谓天下何！朕获保宗庙，以眇眇之身托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余年矣。赖天地之灵，社稷之福，方内安宁，靡有兵革[788]。朕既不敏，常畏过行[789]，以羞先帝之遗德；维年之久长，惧于不终。今乃幸以天年，得复供养于高庙，朕之不明与，嘉之[790]，其奚哀悲之有！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临三日，皆释服[791]。毋禁取妇嫁女祠祀饮酒食肉者。自当给丧事服临者，皆无践[792]。绖带[793]无过三寸，毋布车[794]及兵器，毋发民男女哭临宫殿。宫殿中当临者，皆以旦夕各十五举声[795]，礼毕罢。非旦夕临时，禁毋得擅哭。已下[796]，服大红[797]十五日，小红[798]十四日，纤[799]七日，释服。佗不在令中者[800]，皆以此令比率从事[801]。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归夫人以下至少使[802]。”令中尉亚夫为车骑将军，属[803]国悍为将屯将军，郎中令武为复土将军，发近县见卒万六千人[804]，发内史卒万五千人，藏郭穿复土属将军武[805]。
乙巳，群臣皆顿首上尊号曰孝文皇帝。
太子即位于高庙。丁未，袭号曰皇帝。
孝景帝元年十月，制诏御史[806]：“盖闻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807]，制礼乐各有由。闻歌者，所以发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高庙酎[808]，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809]。孝惠庙酎，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临天下，通关梁[810]，不异远方。除诽谤，去肉刑，赏赐长老，收恤孤独，以育群生。减嗜欲，不受献，不私其利也。罪人不帑，不诛无罪。除（肉）〔宫〕刑，出美人，重绝人之世[811]。朕既不敏，不能识。此皆上古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亲行之。德厚侔[812]天地，利泽施四海，靡不获福焉。明象[813]乎日月，而庙乐不称[814]，朕甚惧焉。其为孝文皇帝庙为《昭德》之舞，以明休德[815]。然后祖宗之功德著于竹帛[816]，施[817]于万世，永永无穷，朕甚嘉之。其与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礼官具为礼仪奏。”丞相臣嘉等言：“陛下永思孝道，立《昭德》之舞以明孝文皇帝之盛德，皆臣嘉等愚所不及。臣谨议：世功莫大于高皇帝，德莫盛于孝文皇帝，高皇庙宜为帝者太祖之庙，孝文皇帝庙宜为帝者太宗之庙。天子宜世世献祖宗之庙[818]。郡国诸侯宜各为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庙。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岁献祖宗之庙[819]。请著之竹帛，宣布天下。”制曰：“可。”
太史公曰：孔子言“必世然后仁[820]。善人之治国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821]。诚哉是言！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廪廪乡改正服封禅矣[822]，谦让未成于今。呜呼，岂不仁哉！
一、文化拓展：
（1）后人论说汉文帝，多与司马迁的观点相近，对文帝予以高度评价，甚至认为“三代以下之主，汉文帝为最”（谢肇淛《五杂俎·事部三》）、称其为“三代以后第一贤君”（汤谐《史记半解·孝文本纪》）。确实，据史料记载，高祖建立汉王朝后，经过六十至七十年的治理，天下出现了经济比较繁荣、政治比较清平、社会比较安定的局面，是我国封建王朝中不多的盛世之一，文帝对此可谓居功至伟。不过，后世封建王朝称颂汉文帝时并非着眼于汉文帝利国利民的历史功绩，而是“私德化”的圣贤之风、大人之量，如《三国志·魏书》卷二：“（魏文帝）常嘉汉文帝之为君，宽仁玄默，务欲以德化民，有贤圣之风。时文学诸儒，或以为孝文虽贤，其于聪明，通达国体，不如贾谊。帝由是著《太宗论》曰：‘昔有苗不宾，重华舞以干戚，尉佗称帝，孝文抚以恩德，吴王不朝，锡之几杖以抚其意，而天下赖安；乃弘三章之教，恺悌之化，欲使曩时累息之民，得阔步高谈，无危惧之心。若贾谊之才敏，筹画国政，特贤臣之器，管、晏之姿，岂若孝文大人之量哉？’三年之中，以孙权不服，复颁《太宗论》于天下，明示不愿征伐也”；或是重行亲耕之礼，如《晋书》卷十九：“《礼》，孟春之月，‘乃择元辰，天子亲载耒耜，措之于参保介之御间，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耕帝藉’。至秦灭学，其礼久废。汉文帝之后，始行斯典”；或是宽厚节俭之德，或是上以化下之教……侧重点不同，但皆未能从“公德”角度深刻理解文帝之仁政。而司马迁则不仅具体记叙了文帝的种种为政措施，还以大量诏令呈现文帝的民本观念，以“公德”标准高度评价了文帝的历史地位。
（2）汉文帝废肉刑、简丧礼、行节俭是有名的善政。然而后世亦有争论。如班固《汉书·刑法志》说废肉刑“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斩右趾者又当死。斩左趾者笞五百，当劓者笞三百，率多死”。《晋书》卷三十又回顾了由汉末至晋的多次复肉刑之议：汉献帝时，“名儒大才故辽东太守崔实、大司农郑玄、大鸿胪陈纪之徒，咸以为宜复行肉刑”；魏文帝即位，议复肉刑，因战争而搁浅；魏明帝时，太傅钟繇又上疏求复肉刑，“诏下其奏，司徒王朗议又不同。时议者百余人，与朗同者多。帝以吴蜀未平，又寝”；正始之间，“天下无事，于是征西将军夏侯玄、河南尹李胜、中领军曹羲、尚书丁谧又追议肉刑，卒不能决”；司马昭主政时期，“刘颂为廷尉，频表宜复肉刑”，晋武帝惠帝时他又多次上书请复肉刑，皆未果；晋元帝时，卫展议复肉刑，议奏，“元帝犹欲从展所上。大将军王敦以为：‘百姓习俗日久，忽复肉刑，必骇远近。且逆寇未殄，不宜有惨酷之声，以闻天下。’于是乃止。” 至安帝元兴末，桓玄辅政，又议欲复肉刑斩左右趾之法，以轻死刑，命百官议。蔡廓上议赞成，“而孔琳之议不同，用王朗、夏侯玄之旨。时论多与琳之同，故遂不行”。虽说晋世最终并未能复肉刑，但除前面提到倡议复肉刑者，骠骑将军王导、太常贺循、侍中纪瞻、中书郎庾亮、大将军咨议参军梅陶、散骑郎张嶷等认为：“肉刑之典，由来尚矣。肇自古先，以及三代，圣哲明王所未曾改也。岂是汉文常主所能易者乎！” ；尚书令刁协、尚书薛兼等议，以为：“圣上悼残荒之遗黎，伤犯死之繁众，欲行刖以代死刑，使犯死之徒得存性命，则率土蒙更生之泽，兆庶必怀恩以反化也。今中兴祚隆，大命惟新，诚宜设宽法以育人。然惧群小愚蔽，习玩所见而忽异闻，或未能咸服。愚谓行刑之时，先明申法令，乐刑者刖，甘死者杀，则心必服矣。古典刑不上大夫，今士人有犯者，谓宜如旧，不在刑例，则进退为允”；尚书凯、郎曹彦、中书郎桓彝等以为：“复肉刑以代死，诚是圣王之至德，哀矜之弘私。然窃以为刑罚轻重，随时而作。时人少罪而易威，则从轻而宽之；时人多罪而难威，则宜化刑而济之。肉刑平世所应立，非救弊之宜也”……对汉文帝废肉刑提出批评者已经颇多。对汉文帝的这些批评不能一概视为保守落后，有些言论其实已指出汉文帝刑法的不健全之处，深入探讨了真正人性化的法律制度，即使在今天对我们也颇有启发意义。
（3）而对汉文帝简丧礼的指责则多表现出儒家正统观念的局限性。《明史》卷二百八十二曾载潘府上书请复三年之丧，总结了从汉至明的丧礼因革：“子为父，臣为君，皆斩衰三年，仁之至，义之尽也。汉文帝遗诏短丧，止欲便天下臣民，景帝遂自行之，使千古纲常一坠不振。晋武帝欲行而不能，魏孝文行之而不尽，宋孝宗锐志复古，易月之外，犹执通丧，然不能推之于下，未足为圣王达孝也。先帝奄弃四海，臣庶衔哀，陛下恻恒由衷，麻衣视朝，百日未改。望排群议，断自圣心，执丧三年一如三代旧制。诏礼官参考载籍，使丧不废礼，朝不废政，勒为彝典，传之子孙，岂不伟哉。” 潘府的提议未被采纳，直到清宣宗时才明令行三年之丧。然而，汉文帝的简丧礼之举在后世多被否定，如《三国志·魏书二》裴注引孙盛语：“逮于汉文，变易古制，人道之纪，一旦而废”；晋杜预、羊祜云：“古者天子诸侯三年之丧始同齐斩，既葬除丧服，谅闇以居，心丧终制，不与士庶同礼。汉氏承秦，率天下为天子修服三年。汉文帝见其下不可久行，而不知古制……，学者非之久矣”（《晋书》卷二十），“三年之丧，虽贵遂服，自天子达；而汉文除之毁礼伤义，常以叹息”（《晋书》卷三十四）；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七十九云：“三年之丧，自天子达于庶人，此先王礼经，百世不易者也。汉文师心不学，变古坏礼，绝父子之恩，亏君臣之义；后世帝王不能笃于哀戚之情，而群臣谄谀，莫肯厘正。至于晋武独以天性矫而行之，可谓不世之贤君；而裴、傅之徒，固陋庸臣，习常玩故，不能将顺其美，惜哉！”；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云：“汉文短丧，而孝道衰于天下”；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四：“《晋书·羊祜传》：文帝崩，祜谓傅玄曰：‘三年之丧，虽贵遂服、自天子达，汉文除之。今主上天纵至孝，虽夺服，实行丧礼。若因此革汉魏之薄，而兴先王之法，不亦善乎？’玄曰：‘汉文以未世浅薄，不能行国君之丧，故因而除之。除之数百年，一旦复古，难行也。’?曰：‘不能使天下如礼，且使人主遂服，不犹善乎？’玄曰：‘此为有父子而无君臣，三纲之道亏矣”。祜乃止。傅玄之言，所谓御人以口给者也，不能缘人主之孝思善推其所为，以立一王之制，而徒以徇流俗之失。未几而贾後杀姑，刘、石更帝，岂非治谋之不裕哉”……其实，汉文帝三日除服的遗制不搞形式主义，不搞铺张浪费，实是利国便民之举。倒是晋武帝这等别有用心之人才需要利用儒家的“礼”本位、伦理本位观念，以三年之丧的所谓“孝道”来遮掩篡逆之事实。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孔子世家》中都对儒家的“繁登降之礼，趋祥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提出批评，而司马光、顾炎武等人却拘守儒家正统观念，孰是孰非，判若云泥。
（4）对汉文帝之俭德，后世基本持肯定态度，不过也有个别例外，如：“（唐文宗）常与六学士对便殿，帝称汉文帝恭俭，因举袂曰：‘此三濣矣！’学士皆贺，独公权无言。帝问之，对曰：‘人主当进贤退不肖，纳谏诤，明赏罚。服濣濯之衣，此小节耳，非有益治道者’”（《新唐书》卷一百六十三）；“昔神宗尝称美汉文惜百金以罢露台，安石乃言：‘陛下若能以尧、舜之道治天下，虽竭天下以自奉不为过，守财之言非正理’”（《宋史》卷四百二十八）。不拘小节而重大体，这样的观点自有其合理之处。
（5）汉文帝统治时期虽是著名的盛世，不少文人墨客也注意到了“圣主”与“贤臣”并不完美的搭配。“汉文有道恩犹薄，湘水无情吊岂知”（刘长卿《长沙吊贾谊宅》）、“汉文疑贾生，谪置湘之阴”（白居易《读史》）、“汉文明圣贾生贤，谪向长沙堪叹息”（白居易《偶然》）、“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李商隐《贾生》）等诗句颇可体现出对此的深刻体认。史籍所载的一些言论援引汉文帝事迹时也常常对此有所涉及。如《新唐书》卷一百二十二所载魏元忠之封事：“昔汉文帝不知魏尚贤而囚之，知李广才而不用，乃叹其生不逢时。夫以广之才，天下无双，时方岁事匈奴，而卒不任。故近不知尚、广之贤，而远想廉颇、李牧，冯唐是以知其有而不能用也。此身为时主所知，不得尽其才也”；《宋史》卷二百九十四所载苏绅奏疏：“自古称帝之圣者，莫如唐尧，然而四凶在朝，圮毁善类。好贤之甚者，莫如汉文，然而绛、灌在列，不容贤臣”；《明史》卷一百四十三所载王叔英写给方孝孺的书信：“凡人有才固难，能用其才尤难。子房于汉高，能用其才者也；贾谊于汉文，不能用其才者也”，等等。
二、文学链接：
1、相关文学典故：
缇萦救父
淳于免诏狱，汉主为缇萦。
（李白《东海有勇妇》）
蔡邕念文姬，于公叹缇萦。
（白居易《吾雏》）
汉文俭德
汉文应惜露台费，晋武宜焚殿前裘。
（沈佺期《七夕曝衣篇》）
汉文仁政
可爱汉文年，鸿恩到海隅。
（张祜《送韦正字析贯赴制举》）
以德化人汉文帝，侧身修道周宣王。
（杜牧《皇风》）
2、后世有关的著名文学作品：
曹植《汉文帝赞》 刘禹锡《咏史》 白居易《读史》《偶然》 李商隐《贾生》 王禹偁《读汉文纪》 苏辙《汉文帝》王安石《汉文帝》 张耒《汉文帝论》
杨万里《汉文帝有圣贤之风论》
3、文学分析：
（1）这篇本纪没有扣人心弦的紧张情节和场面，作者只是用舒缓的语调，按照年代顺序选择关键事件娓娓道来，给人一种从容不迫的感觉，与汉文帝的宽厚性格相应，同时也饱含了作者对一代明君的追慕和向往之情。其中，一开始描写文帝即位和立太子的过程中，表现了他的周详慎重和谦让；又如写缇萦上书救父，写文帝取消修建露台的打算，以及对南越王、吴王刘濞等人的以德报怨，对匈奴的或战或和、既强硬又不失灵活等等，都表现了文帝以国家、百姓的安宁为重的公心与政绩。在这篇本纪的结尾，作者还巧妙地用景帝之诏、群臣之议，以“功莫大于高皇帝，德莫盛于孝文皇帝”的高度概括表现了司马迁对文帝的高度评价。
（2）在这篇本纪中，作者司马迁只是稍稍提了一下“高后八年七月，高后崩。九月，诸吕吕产等欲为乱，以危刘氏，大臣共诛之，谋召立代王”，而以“事在吕后语中”一句提醒读者：刘氏、吕氏血雨腥风的政治斗争详写于《吕太后本纪》中。通过互见法的巧妙运用，司马迁保持了《孝文本纪》行文舒缓的风格，使之与文帝仁爱、宽厚的性格相符。在此，作者将人物的性格与文章的风格极好地结合，是《史记》这部史书具有文学性的一种体现。读者若要了解文帝即位的整个史实过程，必须通读《孝文本纪》与《吕太后本纪》。在这过程中，读者经过文风的对比，自然会有《孝文本纪》“纯用文胜，写得臻臻，优柔不迫，与《高后纪》另用一种笔仗”（吴见思《史记论文》）之感。
三、集评：
孝文皇帝可谓明矣，案其本纪，不见凤鸟与河图，使孔子在孝文之世，犹曰：“吾已矣”夫！
————王充《论衡》卷九
三代以后，嗣子之美者，申生太子晋、扶苏、孝惠、孝文。彼皆夭阏不遂，而孝文独推其仁心，见于事业，徒得古人之一二，而后世赖之。使有孟轲之臣，则所开大矣！惜哉
————叶适《习学纪言》卷十九
读史者但知《武纪》、《封禅书》为讥也，不知子长赞文帝汉兴四十余载，德至盛，廪廪乡改正服封禅，谦让未成于今，而孝武初即位，未有德惠及民，便修鬼神之祀，公卿草巡禅，则为不仁矣，此盖子长之微意也。
————沉作喆《寓简》卷三
文帝《议犯法相坐诏》，班氏载于《刑法志》，而《史记》书之《本纪》。《太史公书》于高、景二纪，诏皆不书，独《文帝纪》凡诏皆称“上曰”，以其出于帝之实意故也。不然则山东老癃扶杖听诏，愿见德化之成，其可空言动邪？
————真德秀《文章正宗》卷三
汉文帝见李广曰，惜广不逢时，令当髙祖世，万户侯岂足道哉！贾山上书言治乱之道，借秦为喻，其言忠正明白，不下贾谊，曾不得一官，史臣犹赞美文帝，以为山言多激切，终不加罚，所以广谏争之路。观此二事，失材多矣。吴楚反时。李广以都尉战昌邑下，显名，以梁王授广将军印，故赏不行。武帝时立为将军，击匈奴，无尺寸功，至不得其死，三朝不遇，命也。
————洪迈《容斋随笔》卷九
《文纪》所载皆恭俭爱民之事，一制诏必具，以其皆由恻怛之言也。《景帝》特载其政事之常、灾异之变，制诏不录之矣。至《武帝》，则始终备具方士之欺谩，他不及焉。
————黄震《黄氏日抄》卷四六
三代而后，如汉文帝者，可为守成令主。唐宋皆无之，我孝皇则可与伯仲。
————高拱《本语》卷六
余读《文帝纪》，即位将一年，乃修代来功，群臣请立太子，下诏欲择诸侯王昆弟及贤有德义者。群臣固请，始许之。又立赵幽王太子遂，王遂弟辟疆及齐悼惠王子朱虚侯章、东牟侯兴居，然后立其三子。为王次第可观，以为有王者举动。及读《齐王传》始诛诸吕时，朱虚侯章功尤大，大臣许尽以赵地王章，尽以梁地王兴居，及文帝立，闻朱虚、东牟之初欲立齐王，故黜其功。二年，王诸子，乃割齐二郡以王章、兴居，始知帝所为，假仁者耳。射钩斩袪之恨，霸者犹能忘之，今乃小嫌黜人大功，岂公义乎！
————黄淳耀《史记评论·文帝本纪》
太史公深服孝文治道纯厚，故其末复总诸善状，非深著德化，亦古体也。
————凌氏《史记评林·孝文本纪》董份批语
帝在位二十三年，日食者四，甚至孛星地震旱蝗大水层见叠出。当是时，无主权之下移也，无奸人之在朝也，吾意匈奴强而入寇耳，帝犹引躬自过，所以无过也。
————凌氏《史记评林·孝文本纪》陈仁子批语
汉文帝诏置三老，孝弟力田，常员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夫三老之卑而使之得率其意，此文景之治所以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而上拟于成康之盛也。
————顾炎武《日知录》卷八
赞“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以下，言外可思，益见补《武纪》之谬。
————何焯《义门读书记·史记》
诏诏皆帝战战恐惧，克已循道，以怀安天下之大政。他书则各入本传。观此，可识本纪、列传记事与言之义法。
————方苞《史记评语·孝文本纪》
孝文为三代以后第一贤君，史公在孝武时作《孝文纪》，故尤极无穷慨慕也。二十余年，深仁厚泽，纪中排缵不尽，止举其大要，而余者令人悠然可思，正是史公画龙点睛妙手，而或以为年缺不具有残简之失者，误矣。
————汤谐《史记半解·孝文本纪》
四、思考与讨论：
1、《秦始皇本纪》亦多以诏令、文书来体现史实、寄托史论，试比较二者异同。
2、你怎样看待汉武帝汉文帝废肉刑、简丧礼、行节俭的善政？
3、文帝对匈奴的外交策略是否如曹丕所说的体现出“大人之量”？为什么？
民间泡药酒配方大全庄子讲读儿童诗歌名贤集大宋宣和遗事三国志平话四字经山海经（原文+白话文译文）太上感应篇《汉书》牛虻和他的父亲、情人和她的情人呼家将（又名：说呼全传）乐记丽史儿童小说散文貂蝉艳史演义*****施公案永庆升平前传《史记》文言文版“文景之治”是历史上著名的太平盛世，汉文帝在位二十三年间，提倡农耕，多次减免农田租税，减轻刑罚，废除肉刑，尽力消渳战争，对反叛的侯王们也能以德抱怨……虽说从本质上讲还是为了维护和巩固汉王朝的统治，但在经历了战国至秦末的长期战乱之后，这些政策对经济的恢复和政治的稳定都起了积极的作用。而他的宽厚、俭朴、勤政、爱民，截然不同于骄奢淫佚的暴君，得到后人的高度赞扬。
这篇本纪记载了孝文帝的种种仁政，刻画出一个贤圣有为的封建君主形象。与《项羽本纪》、《高祖本纪》、《吕太后本纪》不同的是，本文没有扣人心弦的紧张情节、尖锐强烈的矛盾冲突，作者只是用舒缓的节奏，按照年代顺序选择关键事件娓娓道来，如和风细雨，似清泉细流，给人以别样的阅读感受。司马迁在此文中并未刻意地描绘沧海桑田的历史风云，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比如与匈奴的几次战事、改革币制、变更经济政策等在此文中被轻轻带过，以至于读者若想详细了解还得参阅《史记》的其他篇章如《匈奴列传》、《平准书》等；此文中还淡化了文帝在位期间许多残酷的政治斗争。司马迁对史料的此种剪裁是耐人寻味的，从表达效果来看，一方面，文帝的仁政、德治被突出强调；另一方面，如前所述，由于本文的舒缓节奏与对历史变迁之感慨的消解（司马迁在《史记》中更多表现的是对历史风云变幻无常的深沉感慨），汉文帝的仁政、德治似乎从变幻的历史风云中被定格，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永恒”之意味，表现出司马迁以之为楷模的立传动机以及对汉文帝仁政、德治的高度评价。
司马迁以文帝为楷模有深意在焉：无论是节俭、仁厚，还是减轻刑罚、消渳战争，都与汉武帝的穷奢极欲、酷吏统治、好大喜功、穷兵黩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那么，本文结尾说：“廪廪乡改正服封禅矣，谦让未成于今。呜呼，岂不仁哉！”自然也是“微言大意”，是对汉武帝“封禅”的批评。
本文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记录了许多文帝的诏书，这其实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巧妙借用，司马迁不以自已的主观议论来评价汉文帝，而是让汉文帝“夫子自道”，以此一方面表现了文帝治天下的才能，一方面反映出文帝仁爱宽厚的内心世界和谦让俭朴的思想品格。这些诏书不是虚伪矫情的官样文章，而是言为心声，情真意切，“且所行政事，又足以副之，非讬诸空言者比也”（李景星《史记评议·孝文本纪》），能深深地感染打动读者。在这篇本纪的结尾，作者还巧妙地借景帝之诏，群臣之议，以“功莫大于高皇帝，德莫大于孝文皇帝”表现了司马迁对文帝的整体评价，饱含赞颂之情。
正文：
孝文皇帝，高祖中子[546]也。高祖十一年春，已破陈豨军，定代地，立为代王，都中都[547]。太后薄氏子。即位十七年，高后八年七月，高后崩。九月，诸吕吕产等欲为乱，以危刘氏，大臣共诛之，谋召立代王，事在《吕后》语[548]中。
丞相陈平、太尉周勃等使人迎代王。代王问左右郎中令张武等。张武等议曰：“汉大臣皆故高帝时大将，习兵，多谋诈，此其属意[549]非止此也，特[550]畏高帝、吕太后威耳。今已诛诸吕，新喋血[551]京师，此以迎大王为名，实不可信。愿大王称疾毋往，以观其变。”中尉宋昌进[552]曰：“群臣之议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诸侯豪杰并起，人人自以为得之者以万数[553]，然卒践天子之位者[554]，刘氏也，天下绝望[555]，一矣。高帝封王子弟[556]，地犬牙相制，此所谓盘石之宗也[557]，天下服其强，二矣。汉兴，除秦苛政，约法令[558]，施德惠，人人自安，难动摇，三矣。夫以吕太后之严，立诸吕为三王[559]，擅权专制，然而太尉以一节入北军，一呼士皆左袒，为刘氏，叛诸吕，卒以灭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虽欲为变，百姓弗为使，其党宁能专一邪[560]？方今内有朱虚、东牟之亲，外畏吴、楚、淮南、琅邪、齐、代之强。方今高帝子独淮南王与大王，大王又长，贤圣仁孝，闻于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报太后计之，犹与[561]未定。卜之龟[562]，卦兆得大横[563]。占[564]曰：“大横庚庚[565]，余为天王，夏启以光[566]。”代王曰：“寡人固已为王矣，又何王？”卜人曰：“所谓天王者乃天子。”于是代王乃遣太后弟薄昭往见绛侯，绛侯等具为昭言所以迎立王意。薄昭还报曰：“信矣，毋可疑者[567]。”代王乃笑谓宋昌曰：“果如公言。”乃命宋昌参乘[568]，张武等六人乘传诣长安[569]。至高陵休止，而使宋昌先驰之长安观变。
昌至渭桥，丞相以下皆迎。宋昌还报。代王驰至渭桥，群臣拜谒称臣。代王下车拜。太尉勃进曰：“愿请间言[570]。”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不受私。”太尉乃跪上天子玺符[571]。代王谢[572]曰：“至代邸[573]而议之。”遂驰入代邸。群臣从至。丞相陈平、太尉周勃、大将军陈武、御史大夫张苍、宗正刘郢、朱虚侯刘章、东牟侯刘兴居、典客刘揭皆再拜言曰：“子弘等皆非孝惠帝子，不当奉宗庙[574]。臣谨请（与）阴安侯列侯顷王后与琅邪王、宗室、大臣、列侯、吏二千石[575]议曰：‘大王高帝长子[576]，宜为高帝嗣。’愿大王即天子位。”代王曰：“奉高帝宗庙，重事也。寡人不佞[577]，不足以称宗庙[578]。愿请楚王[579]计宜[580]者，寡人不敢当。”群臣皆伏固请。代王西乡让者三，南乡让者再[581]。丞相平等皆曰：“臣伏计之[582]，大王奉高帝宗庙最宜称，虽天下诸侯万民以为宜。臣等为宗庙社稷计，不敢忽。愿大王幸听臣等。臣谨奉天子玺符再拜上。”代王曰：“宗室将相王列侯以为莫宜寡人[583]，寡人不敢辞。”遂即天子位。
群臣以礼次侍。乃使太仆婴与东牟侯兴居清宫[584]，奉天子法驾，迎于代邸。皇帝即日夕入未央宫[585]。乃夜拜宋昌为卫将军，镇抚南北军。以张武为郎中令，行[586]殿中。还坐前殿。于是夜下诏书曰：“间者诸吕用事擅权[587]，谋为大逆，欲以危刘氏宗庙，赖将相列侯宗室大臣诛之，皆伏其辜[588]。朕初即位，其赦天下[589]。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590]，酺五日[591]。
孝文皇帝元年十月庚戌，徙立故琅邪王泽为燕王[592]。
辛亥，皇帝即阼[593]，谒高庙。右丞相平徒为左丞相，太尉勃为右丞相，大将军灌婴为太尉。诸吕所夺齐楚故地，皆复与之。
壬子，遣车骑将军薄昭迎皇太后于代。皇帝曰：“吕产自置[594]为相国，吕禄为上将军，擅矫[595]遣灌将军婴将兵击齐，欲代刘氏，婴留荥阳弗击，与诸侯合谋以诛吕氏。吕产欲为不善，丞相陈平与太尉周勃谋夺吕产等军。朱虚侯刘章首先捕吕产等。太尉身率襄平侯通持节承诏入北军。典客刘揭身夺赵王吕禄印。益封太尉勃万户[596]，赐金五千斤。丞相陈平、灌将军婴邑各三千户，金二千斤。朱虚侯刘章、襄平侯通、东牟侯刘兴居邑各二千户，金千斤。封典客揭为阳信侯，赐金千斤。”
十二月，上曰：“法者，治之正[597]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598]。今犯法已论[599]，而使毋罪之父母妻子同产[600]坐之[601]，及为收帑[602]，朕甚不取。其议之。”有司[603]皆曰：“民不能自治，故为法以禁之。相坐坐收[604]，所以累其心[605]，使重犯法[606]，所从来远矣。如故便[607]。”上曰：“朕闻法正则民悫[608]，罪当[609]则民从。且夫牧民[610]而导之善者，吏也。其既不能导，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反害于民为暴者也[611]。何以禁之？朕未见其便，其孰计[612]之。”有司皆曰：“陛下加大惠，德甚盛，非臣等所及也。请奉诏书，除收帑诸相坐律令。”
正月，有司言曰：“蚤[613]建太子，所以尊宗庙。请立太子。”上曰：“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享[614]，天下人民未有嗛志[615]。今纵不能博求天下贤圣有德之人而禅[616]天下焉，而曰豫[617]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谓天下何？其安[618]之。”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庙社稷，不忘天下也。”上曰：“楚王，季父也[619]，春秋高，阅天下之义理多矣，明于国家之大体。吴王于朕，兄也，惠仁以好德。淮南王，弟也，秉德以陪朕[620]。岂为不豫哉[621]！诸侯王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贤及有德义者，若举有德以陪朕之不能终，是社稷之灵，天下之福也。今不选举焉[622]，而曰必子，人其以朕为忘贤有德者而专于子，非所以忧天下也。朕甚不取也。”有司皆固请曰：“古者殷周有国，治安皆千余岁，古之有天下者莫长焉[623]，用此道也[624]。立嗣必子，所从来远矣。高帝亲率士大夫[625]，始平天下，建诸侯，为帝者太祖。诸侯王及列侯始受国者皆亦为其国祖。子孙继嗣，世世弗绝，天下之大义也，故高帝设之以抚海内。今释宜建而更选于诸侯及宗室[626]，非高帝之志也。更议不宜。子某最长[627]，纯厚慈仁，请建以为太子。”上乃许之。因赐天下民当代父后[628]者爵各一级。封将军薄昭为轵侯。
三月，有司请立皇后。薄太后曰：“诸侯皆同姓，立太子母为皇后[629]。”皇后姓窦氏。上为立后故，赐天下鳏寡孤独穷困及年八十已[630]上孤儿九岁已下布帛米肉各有数[631]。上从代来，初继位，施德惠天下，填抚诸侯四夷皆洽欢[632]，乃循[633]从代来功臣。上曰：“方大臣之诛诸吕迎朕，朕狐疑，皆止朕，唯中尉宋昌劝朕，朕以得保奉宗庙。已尊昌为卫将军，其封昌为壮武侯。诸从朕六人，官皆至九卿。”
上曰：“列侯从高帝入蜀、汉中者六十八人皆益封各三百户，故吏二千石以上从高帝颍川守尊等十人食邑六百户，淮阳守申徒嘉等十人五百户，卫尉定等十人四百户。封淮南王舅父赵兼为周阳侯，齐王舅父驷钧为清郭侯。”秋，封故常山丞相蔡兼为樊侯。
人或说右丞相曰：“君本诛诸吕，迎代王，今又矜[634]其功，受上赏，处尊位，祸且及身。”右丞相勃乃谢病免罢，左丞相平专为丞相。
二年十月，丞相平卒，复以绛侯勃为丞相。上曰：“朕闻古者诸侯建国千余（岁），各守其地，以时入贡，民不劳苦，上下欢欣，靡有遗德[635]。今列侯多居长安，邑远[636]，吏卒给输费苦，而列侯亦无由教驯其民[637]。其令列侯之国，为吏及诏所止者[638]，遣[639]太子。”
十一月晦，日有食之。十二月望[640]，日又食[641]。上曰：“朕闻之，天生蒸民[642]，为之置君以养治之。人主不德，布政[643]不均，则天示之以菑，以诫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见于天[644]，菑[645]孰大焉！朕获保宗庙，以微眇之身讬于兆民君王之上[646]，天下治乱，在朕一人，唯二三执政犹吾股肱也[647]。朕下不能理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648]，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过失，及知见思之所不及，匄以告朕[649]。及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650]谏者[651]，以匡朕之不逮[652]。因各饬其任职[653]，务省繇费以便民。朕既不能远德[654]，故憪然念外人之有非[655]，是以设备[656]未息。今纵不能罢边屯戍[657]，而又饬兵厚卫[658]，其罢卫将军军。太仆见马遗财足[659]，余皆以给传置[660]。”
正月，上曰：“农，天下之本，其开籍田[661]，朕亲率耕，以给宗庙粢盛[662]。”
三月，有司请立皇子为诸侯王。上曰：“赵幽王幽死[663]，朕甚怜之，已立其长子遂为赵王。遂弟辟强及齐悼惠王子朱虚侯章、东牟侯兴居有功，可王[664]。”乃立赵幽王少子辟强为河间王，以齐剧郡[665]立朱虚侯为城阳王，立东牟侯为济北王，皇子武为代王，子参为太原王，子揖为梁王。
上曰：“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666]，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667]。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668]，而上无由闻过失也。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其除之。民或祝诅上以相约结而后相谩[669]，吏以为大逆，其有他言，而吏又以为诽谤。此细民之愚无知抵死[670]，朕甚不取。自今以来[671]，有犯此者勿听治[672]。”
九月，初与郡国守相为铜虎符、竹使符。
三年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十一月，上曰：“前日（计）〔诏〕遣列侯之国，或辞未行[673]。丞相朕之所重，其为朕率列侯之国。”绛侯勃免丞相就国，以太尉颍阴侯婴为丞相。罢太尉官，属丞相。四月，城阳王章薨。淮南王长与从者魏敬杀辟阳侯审食其[674]。
五月，匈奴入北地，居河南为寇[675]。帝初幸甘泉[676]。六月，帝曰：“汉与匈奴约为昆弟[677]，毋使害边境，所以输遗[678]匈奴甚厚。今右贤王离其国，将众居河南降地，非常故[679]，往来近塞，捕杀吏卒，驱保塞蛮夷[680]，令不得居其故[681]，陵轹[682]边吏，入盗，甚敖[683]无道，非约[684]也。其发边吏骑八万五千诣高奴，遣丞相颍阴侯灌婴击匈奴。”匈奴去，发中尉材官[685]属卫将军军长安。
辛卯，帝自甘泉之高奴，因幸太原，见故群臣，皆赐之。举功行赏，诸民里赐牛酒。复晋阳、中都民三岁[686]。留游太原十余日。
济北王兴居闻帝之代，欲往击胡[687]，乃反[688]，发兵欲袭荥阳。于是诏罢丞相兵[689]，遣棘蒲侯陈武为大将军，将十万往击之。祁侯贺为将军，军荥阳。七月辛亥，帝自太原至长安。乃诏有司曰：“济北王背德反上，诖误[690]吏民，为大逆。济北吏民兵未至先自定，乃以军地邑降者[691]，皆赦之，复官爵。与王兴居去来[692]，亦赦之。”八月，破济北军，虏其王。赦济北诸吏民与王反者。
六年，有司言淮南王长废先帝法，不听天子诏，居处毋度[693]，出入拟[694]于天子，擅为法令，与棘蒲侯太子奇谋反，遣人使闽越及匈奴，发其兵，欲以危宗庙社稷。群臣议，皆曰：“长当弃市[695]。”帝不忍致法于王[696]，赦其罪，废[697]勿王。群臣请处王蜀严道、邛都，帝许之。长未到处所，行病死，上怜之。后十六年，追尊淮南王长谥为厉王，立其子三人为淮南王、衡山王、庐江王。
十三年夏，上曰：“盖闻天道祸自怨起而福繇[698]德兴。百官之非，宜由朕躬[699]。今秘祝之官移过于下，以彰吾之不德，朕甚不取。其除之。”
五月，齐太仓令淳于公有罪当刑[700]，诏狱逮徙系长安[701]。太仓公无男，有女五人。太仓公将行会逮，骂其女曰：“生子不生男，有缓急非有益也[702]！”其少女[703]缇萦自伤泣，乃随其父至长安，上书曰：“妾父为吏。齐中皆称其廉平，今坐法当刑。妾伤夫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704]，虽复欲改过自新，其道无由也[705]。妾愿没入[706]为官婢，赎父刑罪，使得自新。”书奏天子，天子怜悲其意，乃下诏曰：“盖闻有虞氏之时，画衣冠异章服以为僇[707]，而民不犯。何则？至治也[708]。今法有肉刑三[709]，而奸不止，其咎[710]安在？非乃朕德薄而教不明欤？吾甚自愧。故夫驯道不纯而愚民陷焉[711]。诗曰‘恺悌君子，民之父母’[712]。今人有过，教未施而刑加焉，或欲改行为善而道毋由也。朕甚怜之。夫刑至断支[713]体，刻肌肤，终身不息[714]，何其楚痛而不德也，岂称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
上曰：“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今勤身从事而有租税之赋，是为本末者毋以异[715]，其于劝农之道未备[716]。其除田之租税。”
十四年冬，匈奴谋入边为寇，攻朝那塞，杀北地都尉卬。上乃遣三将军军陇西、北地、上郡，中尉周舍为卫将军，郎中令张武为车骑将军，军渭北，车千乘[717]，骑卒十万。帝亲自劳军，勒兵申教令[718]，赐军吏卒。帝欲自将击匈奴，群臣谏，皆不听。皇太后固要[719]帝，帝乃止。于是以东阳侯张相如为大将军，成侯赤为内史，栾布为将军，击匈奴。匈奴遁走。
春，上曰：“朕获执牺牲珪币以事上帝宗庙[720]，十四年于今，历日（县）〔绵〕长[721]，以不敏不明而久抚临天下[722]，朕甚自愧。其广增诸祀墠场珪币[723]。昔先王远施不求其报，望祀[724]不祈其福，右贤左戚[725]，先民后已，至明之极也。今吾闻祠官祝厘[726]，皆归福朕躬，不为百姓，朕甚愧之。夫以朕不德，而躬享独美其福，百姓不与焉[727]，是重吾不德。其令祠官致敬，毋有所祈。”
是时北平侯张苍为丞相，方明律历[728]。鲁人公孙臣上书陈终始传五德事[729]，言方今土德时，土德应黄龙见[730]，当改正朔服色制度[731]。天子下其事与丞相议。丞相推以为今水德，始明正十月上黑事[732]，以为其言非是，请罢之。
十五年，黄龙见成纪，天子乃复召鲁公孙臣，以为博士，申明土德事。于是上乃下诏曰：“有异物之神见于成纪，无害于民，岁以有年[733]。朕亲郊祀上帝诸神[734]。礼官议，毋讳以劳朕[735]。”有司礼官皆曰：“古者天子夏躬亲礼祀上帝于郊，故曰郊。”于是天子始幸雍，郊见五帝[736]，以孟夏四月答礼焉[737]。赵人新垣平以望气见[738]，因说上设立渭阳五庙[739]。欲出周鼎[740]，当有玉英见[741]。
十六年，上亲郊见渭阳五帝庙，亦以夏答礼而尚赤。
十七年，得玉杯，刻曰：“人主延寿”。于是天子始更为元年[742]，令天下大酺。其岁，新垣平事觉[743]，夷三族[744]。
后二年[745]，上曰：“朕既不明，不能远德，是以使方外之国或[746]不宁息。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747]，封畿之内勤劳不处[748]，二者之咎，皆自于朕之德薄而不能远达也。间者累年，匈奴并暴边境[749]，多杀吏民，边臣兵吏又不能谕吾内志[750]，以重吾不德也，夫久结难连兵[751]，中外之国将何以自宁？今朕夙兴夜寐[752]，勤劳天下，忧苦万民，为之怛惕不安[753]，未尝一日忘于心，故遣使者冠盖相望[754]，结轶于道[755]，以谕朕意于单于。今单于反古之道[756]，计社稷之安，便万民之利，亲与朕俱弃细过[757]，偕之大道[758]，结兄弟之义，以全天下元元之民[759]。和亲已定，始于今年。”
后六年冬，匈奴三万人入上郡，三万人入云中。以中大夫令勉为车骑将军，军飞狐；故楚相苏意为将军，军句注；将军张武屯北地；河内守周亚夫为将军，居细柳；宗正刘礼为将军，居霸上；祝兹侯军棘门：以备胡。数月，胡人去，亦罢。
天下旱，蝗。帝加惠：令诸侯毋入贡，弛山泽[760]，减诸服御狗马[761]，损郎吏员[762]，发仓庾以振贫民[763]，民得卖爵[764]。
孝文帝从代来，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765]，有不便[766]，辄弛以利民。尝欲作露台[767]，召匠计之，直百金[768]。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产，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上常衣绨衣[769]，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770]，帏帐不得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771]。治霸陵[772]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773]，欲为省，毋烦民。南越王尉佗自立为武帝，然上召贵[774]尉佗兄弟，以德报之，佗遂去帝称臣。与匈奴和亲，匈奴背约入盗，然令边备守，不发兵深入，恶烦苦百姓[775]。吴王诈病不朝，就[776]赐几杖[777]。群臣如袁盎等称说虽切[778]，常假借[779]用之。群臣如张武等受赂遗金钱，觉，上乃发御府金钱赐之，以愧其心[780]，弗下吏[781]。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782]，兴于礼义。
后七年六月已亥，帝崩于未央宫。遗诏曰：“朕闻盖天下万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者，奚[783]可甚哀。当今之时，世咸嘉生[784]而恶死，厚葬以破业，重服[785]以伤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无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临[786]，以离寒暑之数[787]，哀人之父子，伤长幼之志，损其饮食，绝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也，谓天下何！朕获保宗庙，以眇眇之身托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余年矣。赖天地之灵，社稷之福，方内安宁，靡有兵革[788]。朕既不敏，常畏过行[789]，以羞先帝之遗德；维年之久长，惧于不终。今乃幸以天年，得复供养于高庙，朕之不明与，嘉之[790]，其奚哀悲之有！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临三日，皆释服[791]。毋禁取妇嫁女祠祀饮酒食肉者。自当给丧事服临者，皆无践[792]。绖带[793]无过三寸，毋布车[794]及兵器，毋发民男女哭临宫殿。宫殿中当临者，皆以旦夕各十五举声[795]，礼毕罢。非旦夕临时，禁毋得擅哭。已下[796]，服大红[797]十五日，小红[798]十四日，纤[799]七日，释服。佗不在令中者[800]，皆以此令比率从事[801]。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归夫人以下至少使[802]。”令中尉亚夫为车骑将军，属[803]国悍为将屯将军，郎中令武为复土将军，发近县见卒万六千人[804]，发内史卒万五千人，藏郭穿复土属将军武[805]。
乙巳，群臣皆顿首上尊号曰孝文皇帝。
太子即位于高庙。丁未，袭号曰皇帝。
孝景帝元年十月，制诏御史[806]：“盖闻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807]，制礼乐各有由。闻歌者，所以发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高庙酎[808]，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809]。孝惠庙酎，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临天下，通关梁[810]，不异远方。除诽谤，去肉刑，赏赐长老，收恤孤独，以育群生。减嗜欲，不受献，不私其利也。罪人不帑，不诛无罪。除（肉）〔宫〕刑，出美人，重绝人之世[811]。朕既不敏，不能识。此皆上古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亲行之。德厚侔[812]天地，利泽施四海，靡不获福焉。明象[813]乎日月，而庙乐不称[814]，朕甚惧焉。其为孝文皇帝庙为《昭德》之舞，以明休德[815]。然后祖宗之功德著于竹帛[816]，施[817]于万世，永永无穷，朕甚嘉之。其与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礼官具为礼仪奏。”丞相臣嘉等言：“陛下永思孝道，立《昭德》之舞以明孝文皇帝之盛德，皆臣嘉等愚所不及。臣谨议：世功莫大于高皇帝，德莫盛于孝文皇帝，高皇庙宜为帝者太祖之庙，孝文皇帝庙宜为帝者太宗之庙。天子宜世世献祖宗之庙[818]。郡国诸侯宜各为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庙。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岁献祖宗之庙[819]。请著之竹帛，宣布天下。”制曰：“可。”
太史公曰：孔子言“必世然后仁[820]。善人之治国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821]。诚哉是言！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廪廪乡改正服封禅矣[822]，谦让未成于今。呜呼，岂不仁哉！
一、文化拓展：
（1）后人论说汉文帝，多与司马迁的观点相近，对文帝予以高度评价，甚至认为“三代以下之主，汉文帝为最”（谢肇淛《五杂俎·事部三》）、称其为“三代以后第一贤君”（汤谐《史记半解·孝文本纪》）。确实，据史料记载，高祖建立汉王朝后，经过六十至七十年的治理，天下出现了经济比较繁荣、政治比较清平、社会比较安定的局面，是我国封建王朝中不多的盛世之一，文帝对此可谓居功至伟。不过，后世封建王朝称颂汉文帝时并非着眼于汉文帝利国利民的历史功绩，而是“私德化”的圣贤之风、大人之量，如《三国志·魏书》卷二：“（魏文帝）常嘉汉文帝之为君，宽仁玄默，务欲以德化民，有贤圣之风。时文学诸儒，或以为孝文虽贤，其于聪明，通达国体，不如贾谊。帝由是著《太宗论》曰：‘昔有苗不宾，重华舞以干戚，尉佗称帝，孝文抚以恩德，吴王不朝，锡之几杖以抚其意，而天下赖安；乃弘三章之教，恺悌之化，欲使曩时累息之民，得阔步高谈，无危惧之心。若贾谊之才敏，筹画国政，特贤臣之器，管、晏之姿，岂若孝文大人之量哉？’三年之中，以孙权不服，复颁《太宗论》于天下，明示不愿征伐也”；或是重行亲耕之礼，如《晋书》卷十九：“《礼》，孟春之月，‘乃择元辰，天子亲载耒耜，措之于参保介之御间，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耕帝藉’。至秦灭学，其礼久废。汉文帝之后，始行斯典”；或是宽厚节俭之德，或是上以化下之教……侧重点不同，但皆未能从“公德”角度深刻理解文帝之仁政。而司马迁则不仅具体记叙了文帝的种种为政措施，还以大量诏令呈现文帝的民本观念，以“公德”标准高度评价了文帝的历史地位。
（2）汉文帝废肉刑、简丧礼、行节俭是有名的善政。然而后世亦有争论。如班固《汉书·刑法志》说废肉刑“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斩右趾者又当死。斩左趾者笞五百，当劓者笞三百，率多死”。《晋书》卷三十又回顾了由汉末至晋的多次复肉刑之议：汉献帝时，“名儒大才故辽东太守崔实、大司农郑玄、大鸿胪陈纪之徒，咸以为宜复行肉刑”；魏文帝即位，议复肉刑，因战争而搁浅；魏明帝时，太傅钟繇又上疏求复肉刑，“诏下其奏，司徒王朗议又不同。时议者百余人，与朗同者多。帝以吴蜀未平，又寝”；正始之间，“天下无事，于是征西将军夏侯玄、河南尹李胜、中领军曹羲、尚书丁谧又追议肉刑，卒不能决”；司马昭主政时期，“刘颂为廷尉，频表宜复肉刑”，晋武帝惠帝时他又多次上书请复肉刑，皆未果；晋元帝时，卫展议复肉刑，议奏，“元帝犹欲从展所上。大将军王敦以为：‘百姓习俗日久，忽复肉刑，必骇远近。且逆寇未殄，不宜有惨酷之声，以闻天下。’于是乃止。” 至安帝元兴末，桓玄辅政，又议欲复肉刑斩左右趾之法，以轻死刑，命百官议。蔡廓上议赞成，“而孔琳之议不同，用王朗、夏侯玄之旨。时论多与琳之同，故遂不行”。虽说晋世最终并未能复肉刑，但除前面提到倡议复肉刑者，骠骑将军王导、太常贺循、侍中纪瞻、中书郎庾亮、大将军咨议参军梅陶、散骑郎张嶷等认为：“肉刑之典，由来尚矣。肇自古先，以及三代，圣哲明王所未曾改也。岂是汉文常主所能易者乎！” ；尚书令刁协、尚书薛兼等议，以为：“圣上悼残荒之遗黎，伤犯死之繁众，欲行刖以代死刑，使犯死之徒得存性命，则率土蒙更生之泽，兆庶必怀恩以反化也。今中兴祚隆，大命惟新，诚宜设宽法以育人。然惧群小愚蔽，习玩所见而忽异闻，或未能咸服。愚谓行刑之时，先明申法令，乐刑者刖，甘死者杀，则心必服矣。古典刑不上大夫，今士人有犯者，谓宜如旧，不在刑例，则进退为允”；尚书凯、郎曹彦、中书郎桓彝等以为：“复肉刑以代死，诚是圣王之至德，哀矜之弘私。然窃以为刑罚轻重，随时而作。时人少罪而易威，则从轻而宽之；时人多罪而难威，则宜化刑而济之。肉刑平世所应立，非救弊之宜也”……对汉文帝废肉刑提出批评者已经颇多。对汉文帝的这些批评不能一概视为保守落后，有些言论其实已指出汉文帝刑法的不健全之处，深入探讨了真正人性化的法律制度，即使在今天对我们也颇有启发意义。
（3）而对汉文帝简丧礼的指责则多表现出儒家正统观念的局限性。《明史》卷二百八十二曾载潘府上书请复三年之丧，总结了从汉至明的丧礼因革：“子为父，臣为君，皆斩衰三年，仁之至，义之尽也。汉文帝遗诏短丧，止欲便天下臣民，景帝遂自行之，使千古纲常一坠不振。晋武帝欲行而不能，魏孝文行之而不尽，宋孝宗锐志复古，易月之外，犹执通丧，然不能推之于下，未足为圣王达孝也。先帝奄弃四海，臣庶衔哀，陛下恻恒由衷，麻衣视朝，百日未改。望排群议，断自圣心，执丧三年一如三代旧制。诏礼官参考载籍，使丧不废礼，朝不废政，勒为彝典，传之子孙，岂不伟哉。” 潘府的提议未被采纳，直到清宣宗时才明令行三年之丧。然而，汉文帝的简丧礼之举在后世多被否定，如《三国志·魏书二》裴注引孙盛语：“逮于汉文，变易古制，人道之纪，一旦而废”；晋杜预、羊祜云：“古者天子诸侯三年之丧始同齐斩，既葬除丧服，谅闇以居，心丧终制，不与士庶同礼。汉氏承秦，率天下为天子修服三年。汉文帝见其下不可久行，而不知古制……，学者非之久矣”（《晋书》卷二十），“三年之丧，虽贵遂服，自天子达；而汉文除之毁礼伤义，常以叹息”（《晋书》卷三十四）；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七十九云：“三年之丧，自天子达于庶人，此先王礼经，百世不易者也。汉文师心不学，变古坏礼，绝父子之恩，亏君臣之义；后世帝王不能笃于哀戚之情，而群臣谄谀，莫肯厘正。至于晋武独以天性矫而行之，可谓不世之贤君；而裴、傅之徒，固陋庸臣，习常玩故，不能将顺其美，惜哉！”；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云：“汉文短丧，而孝道衰于天下”；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四：“《晋书·羊祜传》：文帝崩，祜谓傅玄曰：‘三年之丧，虽贵遂服、自天子达，汉文除之。今主上天纵至孝，虽夺服，实行丧礼。若因此革汉魏之薄，而兴先王之法，不亦善乎？’玄曰：‘汉文以未世浅薄，不能行国君之丧，故因而除之。除之数百年，一旦复古，难行也。’?曰：‘不能使天下如礼，且使人主遂服，不犹善乎？’玄曰：‘此为有父子而无君臣，三纲之道亏矣”。祜乃止。傅玄之言，所谓御人以口给者也，不能缘人主之孝思善推其所为，以立一王之制，而徒以徇流俗之失。未几而贾後杀姑，刘、石更帝，岂非治谋之不裕哉”……其实，汉文帝三日除服的遗制不搞形式主义，不搞铺张浪费，实是利国便民之举。倒是晋武帝这等别有用心之人才需要利用儒家的“礼”本位、伦理本位观念，以三年之丧的所谓“孝道”来遮掩篡逆之事实。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孔子世家》中都对儒家的“繁登降之礼，趋祥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提出批评，而司马光、顾炎武等人却拘守儒家正统观念，孰是孰非，判若云泥。
（4）对汉文帝之俭德，后世基本持肯定态度，不过也有个别例外，如：“（唐文宗）常与六学士对便殿，帝称汉文帝恭俭，因举袂曰：‘此三濣矣！’学士皆贺，独公权无言。帝问之，对曰：‘人主当进贤退不肖，纳谏诤，明赏罚。服濣濯之衣，此小节耳，非有益治道者’”（《新唐书》卷一百六十三）；“昔神宗尝称美汉文惜百金以罢露台，安石乃言：‘陛下若能以尧、舜之道治天下，虽竭天下以自奉不为过，守财之言非正理’”（《宋史》卷四百二十八）。不拘小节而重大体，这样的观点自有其合理之处。
（5）汉文帝统治时期虽是著名的盛世，不少文人墨客也注意到了“圣主”与“贤臣”并不完美的搭配。“汉文有道恩犹薄，湘水无情吊岂知”（刘长卿《长沙吊贾谊宅》）、“汉文疑贾生，谪置湘之阴”（白居易《读史》）、“汉文明圣贾生贤，谪向长沙堪叹息”（白居易《偶然》）、“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李商隐《贾生》）等诗句颇可体现出对此的深刻体认。史籍所载的一些言论援引汉文帝事迹时也常常对此有所涉及。如《新唐书》卷一百二十二所载魏元忠之封事：“昔汉文帝不知魏尚贤而囚之，知李广才而不用，乃叹其生不逢时。夫以广之才，天下无双，时方岁事匈奴，而卒不任。故近不知尚、广之贤，而远想廉颇、李牧，冯唐是以知其有而不能用也。此身为时主所知，不得尽其才也”；《宋史》卷二百九十四所载苏绅奏疏：“自古称帝之圣者，莫如唐尧，然而四凶在朝，圮毁善类。好贤之甚者，莫如汉文，然而绛、灌在列，不容贤臣”；《明史》卷一百四十三所载王叔英写给方孝孺的书信：“凡人有才固难，能用其才尤难。子房于汉高，能用其才者也；贾谊于汉文，不能用其才者也”，等等。
二、文学链接：
1、相关文学典故：
缇萦救父
淳于免诏狱，汉主为缇萦。
（李白《东海有勇妇》）
蔡邕念文姬，于公叹缇萦。
（白居易《吾雏》）
汉文俭德
汉文应惜露台费，晋武宜焚殿前裘。
（沈佺期《七夕曝衣篇》）
汉文仁政
可爱汉文年，鸿恩到海隅。
（张祜《送韦正字析贯赴制举》）
以德化人汉文帝，侧身修道周宣王。
（杜牧《皇风》）
2、后世有关的著名文学作品：
曹植《汉文帝赞》 刘禹锡《咏史》 白居易《读史》《偶然》 李商隐《贾生》 王禹偁《读汉文纪》 苏辙《汉文帝》王安石《汉文帝》 张耒《汉文帝论》
杨万里《汉文帝有圣贤之风论》
3、文学分析：
（1）这篇本纪没有扣人心弦的紧张情节和场面，作者只是用舒缓的语调，按照年代顺序选择关键事件娓娓道来，给人一种从容不迫的感觉，与汉文帝的宽厚性格相应，同时也饱含了作者对一代明君的追慕和向往之情。其中，一开始描写文帝即位和立太子的过程中，表现了他的周详慎重和谦让；又如写缇萦上书救父，写文帝取消修建露台的打算，以及对南越王、吴王刘濞等人的以德报怨，对匈奴的或战或和、既强硬又不失灵活等等，都表现了文帝以国家、百姓的安宁为重的公心与政绩。在这篇本纪的结尾，作者还巧妙地用景帝之诏、群臣之议，以“功莫大于高皇帝，德莫盛于孝文皇帝”的高度概括表现了司马迁对文帝的高度评价。
（2）在这篇本纪中，作者司马迁只是稍稍提了一下“高后八年七月，高后崩。九月，诸吕吕产等欲为乱，以危刘氏，大臣共诛之，谋召立代王”，而以“事在吕后语中”一句提醒读者：刘氏、吕氏血雨腥风的政治斗争详写于《吕太后本纪》中。通过互见法的巧妙运用，司马迁保持了《孝文本纪》行文舒缓的风格，使之与文帝仁爱、宽厚的性格相符。在此，作者将人物的性格与文章的风格极好地结合，是《史记》这部史书具有文学性的一种体现。读者若要了解文帝即位的整个史实过程，必须通读《孝文本纪》与《吕太后本纪》。在这过程中，读者经过文风的对比，自然会有《孝文本纪》“纯用文胜，写得臻臻，优柔不迫，与《高后纪》另用一种笔仗”（吴见思《史记论文》）之感。
三、集评：
孝文皇帝可谓明矣，案其本纪，不见凤鸟与河图，使孔子在孝文之世，犹曰：“吾已矣”夫！
————王充《论衡》卷九
三代以后，嗣子之美者，申生太子晋、扶苏、孝惠、孝文。彼皆夭阏不遂，而孝文独推其仁心，见于事业，徒得古人之一二，而后世赖之。使有孟轲之臣，则所开大矣！惜哉
————叶适《习学纪言》卷十九
读史者但知《武纪》、《封禅书》为讥也，不知子长赞文帝汉兴四十余载，德至盛，廪廪乡改正服封禅，谦让未成于今，而孝武初即位，未有德惠及民，便修鬼神之祀，公卿草巡禅，则为不仁矣，此盖子长之微意也。
————沉作喆《寓简》卷三
文帝《议犯法相坐诏》，班氏载于《刑法志》，而《史记》书之《本纪》。《太史公书》于高、景二纪，诏皆不书，独《文帝纪》凡诏皆称“上曰”，以其出于帝之实意故也。不然则山东老癃扶杖听诏，愿见德化之成，其可空言动邪？
————真德秀《文章正宗》卷三
汉文帝见李广曰，惜广不逢时，令当髙祖世，万户侯岂足道哉！贾山上书言治乱之道，借秦为喻，其言忠正明白，不下贾谊，曾不得一官，史臣犹赞美文帝，以为山言多激切，终不加罚，所以广谏争之路。观此二事，失材多矣。吴楚反时。李广以都尉战昌邑下，显名，以梁王授广将军印，故赏不行。武帝时立为将军，击匈奴，无尺寸功，至不得其死，三朝不遇，命也。
————洪迈《容斋随笔》卷九
《文纪》所载皆恭俭爱民之事，一制诏必具，以其皆由恻怛之言也。《景帝》特载其政事之常、灾异之变，制诏不录之矣。至《武帝》，则始终备具方士之欺谩，他不及焉。
————黄震《黄氏日抄》卷四六
三代而后，如汉文帝者，可为守成令主。唐宋皆无之，我孝皇则可与伯仲。
————高拱《本语》卷六
余读《文帝纪》，即位将一年，乃修代来功，群臣请立太子，下诏欲择诸侯王昆弟及贤有德义者。群臣固请，始许之。又立赵幽王太子遂，王遂弟辟疆及齐悼惠王子朱虚侯章、东牟侯兴居，然后立其三子。为王次第可观，以为有王者举动。及读《齐王传》始诛诸吕时，朱虚侯章功尤大，大臣许尽以赵地王章，尽以梁地王兴居，及文帝立，闻朱虚、东牟之初欲立齐王，故黜其功。二年，王诸子，乃割齐二郡以王章、兴居，始知帝所为，假仁者耳。射钩斩袪之恨，霸者犹能忘之，今乃小嫌黜人大功，岂公义乎！
————黄淳耀《史记评论·文帝本纪》
太史公深服孝文治道纯厚，故其末复总诸善状，非深著德化，亦古体也。
————凌氏《史记评林·孝文本纪》董份批语
帝在位二十三年，日食者四，甚至孛星地震旱蝗大水层见叠出。当是时，无主权之下移也，无奸人之在朝也，吾意匈奴强而入寇耳，帝犹引躬自过，所以无过也。
————凌氏《史记评林·孝文本纪》陈仁子批语
汉文帝诏置三老，孝弟力田，常员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夫三老之卑而使之得率其意，此文景之治所以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而上拟于成康之盛也。
————顾炎武《日知录》卷八
赞“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以下，言外可思，益见补《武纪》之谬。
————何焯《义门读书记·史记》
诏诏皆帝战战恐惧，克已循道，以怀安天下之大政。他书则各入本传。观此，可识本纪、列传记事与言之义法。
————方苞《史记评语·孝文本纪》
孝文为三代以后第一贤君，史公在孝武时作《孝文纪》，故尤极无穷慨慕也。二十余年，深仁厚泽，纪中排缵不尽，止举其大要，而余者令人悠然可思，正是史公画龙点睛妙手，而或以为年缺不具有残简之失者，误矣。
————汤谐《史记半解·孝文本纪》
四、思考与讨论：
1、《秦始皇本纪》亦多以诏令、文书来体现史实、寄托史论，试比较二者异同。
2、你怎样看待汉武帝汉文帝废肉刑、简丧礼、行节俭的善政？
3、文帝对匈奴的外交策略是否如曹丕所说的体现出“大人之量”？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