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三十八年癸巳夏，与戴东原相遇于宁波道署，冯君弼方官宁绍台兵备道也。戴君经木淹贯，名久著于公卿间，而不解史学，闻余言史事，辄盛气凌之。见余《和州志例》，乃曰：“此于体例，则甚古雅，然修志不贵古雅。余撰《汾州》诸志，皆从世俗，绝不异人，亦无一定义例，惟所便尔。
大志以考地理，但悉心于地理沿革，则志事已竟。侈言文献，岂所谓急务哉？”
余曰：“余于体例，求其是尔，非有心于求古雅也。然得其是者，未有不合于古雅者也。如云但须从俗，则世俗之人皆可为之，又何须择人而后与哉？
方志如古国史，本非地理专门。如云但重沿革，而文献非其所急，则但作沿革考一篇足矣，何为集众启馆，敛费以数于金，卑辞厚币，邀君远赴，旷日持久，成书且累函哉？且古今治革，非我臆测所能为也。考沿革者，取资载籍。载籍具在，人人得而考之。虽我今日有失，后人犹得而更正也。若夫一方文献，及时不与搜罗，编次不得其法，去取或失其宜，则他日将有放失难稽，湮没无闻者矣。夫图事之要，莫若取后人所不得而救正者，加之意也。
然则如余所见，考古固宜详慎：不得已而势不两全，无宁重文献而轻沿革耳。”
戴他顾而语人曰：“沿革苟误，是通部之书皆误矣。名为此府若州之志，实非此府若州也，而可乎？”余曰：“所谓沿革误，而通部之书皆误者，亦止能误入载宿可稽之古事尔。古事误入，亦可凭古书而正之，事与沿革等耳。
至着三数百年之内，遗文逸献之散见旁出，与夫口耳流传，未能必后人之不湮没者。以及兴举利弊，切于一方之实用者，则皆核实可稽，断无误于沿革之失考，而不切合于此府若州者也。”
冯君曰：“方志统合古今，乃为完书，岂仅为三数百年以内设邪？”余曰：”史部之书，详近略远，诸家类然，不独在方志也。《太史公书》详于汉制，其述虞、夏、商、周，显与六艺背者，亦颇有之。然六艺具在，人可凭而正史迁之失。则迁书虽误，犹无伤也。秦楚之际，下逮天汉，百余年间，人将一惟迁书是凭。迁于此而不详，后世何由考其事邪？且今之修方志者，必欲统合今古，盖为前人之修是志，率多猥陋，无所取裁，不得已而发凡起例，如创造尔。如前志无憾，则但当续其所有；前志有阙，但当补其所无。
夫方志失修，远者不过百年，近者不过三数十年。今远期于三数百年，以其事虽递修，而义同创造，特宽为之计尔。若果前志可取，正不必尽方志而皆计及于三数百年也。夫修志者，非示观美，将求其实用也。时殊势异，旧志不能兼该，是以远或百年，近或三数十年，须更修也。若云但考沿革，而他非所重，则沿革明显，毋庸考订之，州县可无庸修志矣。”冯君恍悟曰：“然。”
戴拂衣径去，明日示余《汾州府志》曰：“余于沿革之外，非无别裁卓见者也。旧志人物门类，乃首名僧，余欲删之，而所载实事，卓卓如彼，又不可去。然僧岂可以为人？他志编次人物之中无识甚矣。余思名僧必居古寺，古寺当归古迹，故取名憎事实，归之古迹，庸史不解此创例也。”余曰：“古迹非志所重，当附见于舆地之图，不当自力专门。古迹而立专门，乃统志类纂名目，陋儒袭之，入于方志，非通裁也。如云僧不可以为人，则彼血肉之躯，非木非石，毕竟是何物邪？笔削之例至严，极于《春秋》。其所诛贬，极于乱臣贼子。亦止正其名而诛贬之，不闻不以为人，而书法异于圆首方足之伦也。且人物仿史例也，史于奸臣叛贼，犹与忠良并列于传，不闻不以为人，而附于地理志也。削僧事而不载，不过俚儒之见耳。以古迹为名僧之留辙，而不以人物为名，则《会稽志》禹穴，而人物无禹；《偃师志》汤墓，而人物无汤；《曲阜志》孔林，而人物无孔子。彼名僧者，何幸而得与禹、汤、孔子同其尊欤？无其识而强作解事，固不如庸俗之犹免于怪妄也。”
【 译文】
乾隆三十八年癸巳年的夏天，和戴东原在宁波道官署相遇，冯君弼正担任宁绍台兵备道员。戴君经学精深贯通，在公卿间久已著名，而不懂史学。• 听我谈论史事，就气势傲慢地压迫人。看到我的《 和州志例》 ，就说：“这在体例方面，很古雅，但是编修方志不看重古雅。我编撰《 汾州志》 等，都顺从世俗，绝对不和别人不同，也没有固定的主旨和体例，只是依照它们所便利的罢了。方志是用来考查地理的，只要在地理沿革方面尽心，那么方志的任务已经完成。夸张地谈论文献，难道是所说的紧急事情吗？”我说：“我在体例方面，追求那正确罢了，不是有心追求古雅。然而得到那正确的，没有不符合古雅的。如果说只需要顺从世俗，那么世俗人都可以做这事，又哪里需要选择人然后交给他做呢？方志像古代国史，本来不是地理专门书。如果说只重视沿革，而文献不是所急切的，那么只作一篇沿革考足够了，为什么要集合众人开设方志馆，聚集费用达到几千两银子，语言谦恭，礼品优厚，邀请您老远地前往，旷日持久，写成书又接连几函呢？况且古今沿革，不是我主观推测所能写成的。考察沿革的人，从书籍得到凭借。书籍都存在，人人能考察，即使我现在有错误，后入还能更正。至于一个地方的文献，正当时候不对它们搜罗，编排没有得到适当的方法，舍弃和采取或许违背那合宜处，那么以后会有散失难考察、埋没无闻的了。谋划事情的要点，不如取后人所不能纠正的，用上心意。那么依照我的看法，考察古代本来应当周详审慎；不得已而情势不能两全的时候，不如重视文献而看轻沿革。”戴看别处而对人说：“沿革如果错误，是整部书都错误了。名称叫作这一府或州的志，实际不是这一府或州，行吗？”我说：“所说的沿革错误而整部书都错误的情况，也只能误人书籍里可以考察出的古事罢了。古事误人，也可以根据古书纠正，事和沿革相当。至于三四百年之内，遗失的文献散见别出，和那口头流传、不能断定到后人时不会埋没的，还有兴办有利事业，切合一个地方的实用的，就都真实可考察，绝对不会在沿革考察方面出错，而不切合这一府或州的。”
冯君说：“方志总括古今，才是完整的书，难道只是为三四百年以内设置的吗？”我说：“史部的书，详细叙述近事，简略叙述远事，各家大都这样，不只是在方志。《 史记》 在汉朝制度方面详细，叙述舜、夏、商、周时的事，也颇有明显和六经违背的。然而六经都存在，人们可以凭借来纠正司马迁的错误，那么司马迁的书虽然有错，还没有造成损失。秦、楚之际，下到汉武帝天汉年间，一百来年间的事，人们将完全依据司马迁的书，司马迁在这里不详细叙述，后世从哪里考察那些事呢？现在编修方志的人，一定想要总括今古，大概因为前人编修方志，大多鄙陋，没有什么可选取，不得已而陈述主旨制定体例，就像创始一样。如果以前的志没有缺憾，就只应当接续它所有的；前志有缺少的，只应当补上它所没有的。方志的编修，远的不过百年，近的不过三四十年。现在远远地限定在三四百年，是因为那事虽然依次编修，而意义和创始相同，特地为这放宽谋划罢了。如果以前的志可取，正不必所有方志都谋划到三四百年。编修方志，不是显示外观华美，是想要求得实用。时势不同，旧志不能同时包括各方面，所以远的或许百年，近的或许三四十年，需要再编修。如果说只考察沿革，而其它不是所重视的，那么沿革明显，不须考订的州县，可以不用编修方志了。”冯君恍然大悟说：“对。”
戴抖抖衣服就离开了。他第二天给我看《 汾州府志》 ，说：“我在沿革之外，不是没有独特见识。旧志人物门类，首先是‘名僧’，我想要删去它，而所记载的实事那样突出，又不能除去。然而僧哪里可以当作人？其它方志编排在人物之中，很没有见识啊。我想名僧必定住在古寺，古寺应当归属古迹类，因此取名僧事迹归于古迹。平庸的史官不理解这首创体例。”我说：“古迹不是方志所重视的，应当在地图附见，不应当本身成为专门。古迹设立专门，是一统志分类编纂的名目，浅陋的儒者沿用它，收进方志，不是贯通的裁断。如果说僧不可以当作人，那么他们血肉的躯体，不是木头不是石头，到底是什么事物呢？历史著作的体例最严格，在《 春秋》 达到极点。《 春秋》 所斥责贬低的，对乱臣贼子达到极点，也只纠正那名称而斥责贬低，没听说不把他们当作人，而在著述原则上和圆首方足的同类不相同。况且方志的人物仿效史书体例，史书对奸臣叛贼，还和忠良一同排列在传里，没听说不把他们当作人，而附在地理志的。削除僧事而不记载，不超过凡庸儒者的见解。把古迹当作名僧遗留的痕迹，而不用人物作名目，那么会稽记载禹穴，而人物部分没有禹；堰师记载汤墓，而人物部分没有汤；曲阜记载孔林，而人物部分没有孔子。那名僧何等幸运，而能和禹、汤、孔子同样享有尊贵呢？没有见识而勉强装作通晓事理，本来不如平庸还能避免怪异虚妄。”
文史通义大志以考地理，但悉心于地理沿革，则志事已竟。侈言文献，岂所谓急务哉？”
余曰：“余于体例，求其是尔，非有心于求古雅也。然得其是者，未有不合于古雅者也。如云但须从俗，则世俗之人皆可为之，又何须择人而后与哉？
方志如古国史，本非地理专门。如云但重沿革，而文献非其所急，则但作沿革考一篇足矣，何为集众启馆，敛费以数于金，卑辞厚币，邀君远赴，旷日持久，成书且累函哉？且古今治革，非我臆测所能为也。考沿革者，取资载籍。载籍具在，人人得而考之。虽我今日有失，后人犹得而更正也。若夫一方文献，及时不与搜罗，编次不得其法，去取或失其宜，则他日将有放失难稽，湮没无闻者矣。夫图事之要，莫若取后人所不得而救正者，加之意也。
然则如余所见，考古固宜详慎：不得已而势不两全，无宁重文献而轻沿革耳。”
戴他顾而语人曰：“沿革苟误，是通部之书皆误矣。名为此府若州之志，实非此府若州也，而可乎？”余曰：“所谓沿革误，而通部之书皆误者，亦止能误入载宿可稽之古事尔。古事误入，亦可凭古书而正之，事与沿革等耳。
至着三数百年之内，遗文逸献之散见旁出，与夫口耳流传，未能必后人之不湮没者。以及兴举利弊，切于一方之实用者，则皆核实可稽，断无误于沿革之失考，而不切合于此府若州者也。”
冯君曰：“方志统合古今，乃为完书，岂仅为三数百年以内设邪？”余曰：”史部之书，详近略远，诸家类然，不独在方志也。《太史公书》详于汉制，其述虞、夏、商、周，显与六艺背者，亦颇有之。然六艺具在，人可凭而正史迁之失。则迁书虽误，犹无伤也。秦楚之际，下逮天汉，百余年间，人将一惟迁书是凭。迁于此而不详，后世何由考其事邪？且今之修方志者，必欲统合今古，盖为前人之修是志，率多猥陋，无所取裁，不得已而发凡起例，如创造尔。如前志无憾，则但当续其所有；前志有阙，但当补其所无。
夫方志失修，远者不过百年，近者不过三数十年。今远期于三数百年，以其事虽递修，而义同创造，特宽为之计尔。若果前志可取，正不必尽方志而皆计及于三数百年也。夫修志者，非示观美，将求其实用也。时殊势异，旧志不能兼该，是以远或百年，近或三数十年，须更修也。若云但考沿革，而他非所重，则沿革明显，毋庸考订之，州县可无庸修志矣。”冯君恍悟曰：“然。”
戴拂衣径去，明日示余《汾州府志》曰：“余于沿革之外，非无别裁卓见者也。旧志人物门类，乃首名僧，余欲删之，而所载实事，卓卓如彼，又不可去。然僧岂可以为人？他志编次人物之中无识甚矣。余思名僧必居古寺，古寺当归古迹，故取名憎事实，归之古迹，庸史不解此创例也。”余曰：“古迹非志所重，当附见于舆地之图，不当自力专门。古迹而立专门，乃统志类纂名目，陋儒袭之，入于方志，非通裁也。如云僧不可以为人，则彼血肉之躯，非木非石，毕竟是何物邪？笔削之例至严，极于《春秋》。其所诛贬，极于乱臣贼子。亦止正其名而诛贬之，不闻不以为人，而书法异于圆首方足之伦也。且人物仿史例也，史于奸臣叛贼，犹与忠良并列于传，不闻不以为人，而附于地理志也。削僧事而不载，不过俚儒之见耳。以古迹为名僧之留辙，而不以人物为名，则《会稽志》禹穴，而人物无禹；《偃师志》汤墓，而人物无汤；《曲阜志》孔林，而人物无孔子。彼名僧者，何幸而得与禹、汤、孔子同其尊欤？无其识而强作解事，固不如庸俗之犹免于怪妄也。”
【 译文】
乾隆三十八年癸巳年的夏天，和戴东原在宁波道官署相遇，冯君弼正担任宁绍台兵备道员。戴君经学精深贯通，在公卿间久已著名，而不懂史学。• 听我谈论史事，就气势傲慢地压迫人。看到我的《 和州志例》 ，就说：“这在体例方面，很古雅，但是编修方志不看重古雅。我编撰《 汾州志》 等，都顺从世俗，绝对不和别人不同，也没有固定的主旨和体例，只是依照它们所便利的罢了。方志是用来考查地理的，只要在地理沿革方面尽心，那么方志的任务已经完成。夸张地谈论文献，难道是所说的紧急事情吗？”我说：“我在体例方面，追求那正确罢了，不是有心追求古雅。然而得到那正确的，没有不符合古雅的。如果说只需要顺从世俗，那么世俗人都可以做这事，又哪里需要选择人然后交给他做呢？方志像古代国史，本来不是地理专门书。如果说只重视沿革，而文献不是所急切的，那么只作一篇沿革考足够了，为什么要集合众人开设方志馆，聚集费用达到几千两银子，语言谦恭，礼品优厚，邀请您老远地前往，旷日持久，写成书又接连几函呢？况且古今沿革，不是我主观推测所能写成的。考察沿革的人，从书籍得到凭借。书籍都存在，人人能考察，即使我现在有错误，后入还能更正。至于一个地方的文献，正当时候不对它们搜罗，编排没有得到适当的方法，舍弃和采取或许违背那合宜处，那么以后会有散失难考察、埋没无闻的了。谋划事情的要点，不如取后人所不能纠正的，用上心意。那么依照我的看法，考察古代本来应当周详审慎；不得已而情势不能两全的时候，不如重视文献而看轻沿革。”戴看别处而对人说：“沿革如果错误，是整部书都错误了。名称叫作这一府或州的志，实际不是这一府或州，行吗？”我说：“所说的沿革错误而整部书都错误的情况，也只能误人书籍里可以考察出的古事罢了。古事误人，也可以根据古书纠正，事和沿革相当。至于三四百年之内，遗失的文献散见别出，和那口头流传、不能断定到后人时不会埋没的，还有兴办有利事业，切合一个地方的实用的，就都真实可考察，绝对不会在沿革考察方面出错，而不切合这一府或州的。”
冯君说：“方志总括古今，才是完整的书，难道只是为三四百年以内设置的吗？”我说：“史部的书，详细叙述近事，简略叙述远事，各家大都这样，不只是在方志。《 史记》 在汉朝制度方面详细，叙述舜、夏、商、周时的事，也颇有明显和六经违背的。然而六经都存在，人们可以凭借来纠正司马迁的错误，那么司马迁的书虽然有错，还没有造成损失。秦、楚之际，下到汉武帝天汉年间，一百来年间的事，人们将完全依据司马迁的书，司马迁在这里不详细叙述，后世从哪里考察那些事呢？现在编修方志的人，一定想要总括今古，大概因为前人编修方志，大多鄙陋，没有什么可选取，不得已而陈述主旨制定体例，就像创始一样。如果以前的志没有缺憾，就只应当接续它所有的；前志有缺少的，只应当补上它所没有的。方志的编修，远的不过百年，近的不过三四十年。现在远远地限定在三四百年，是因为那事虽然依次编修，而意义和创始相同，特地为这放宽谋划罢了。如果以前的志可取，正不必所有方志都谋划到三四百年。编修方志，不是显示外观华美，是想要求得实用。时势不同，旧志不能同时包括各方面，所以远的或许百年，近的或许三四十年，需要再编修。如果说只考察沿革，而其它不是所重视的，那么沿革明显，不须考订的州县，可以不用编修方志了。”冯君恍然大悟说：“对。”
戴抖抖衣服就离开了。他第二天给我看《 汾州府志》 ，说：“我在沿革之外，不是没有独特见识。旧志人物门类，首先是‘名僧’，我想要删去它，而所记载的实事那样突出，又不能除去。然而僧哪里可以当作人？其它方志编排在人物之中，很没有见识啊。我想名僧必定住在古寺，古寺应当归属古迹类，因此取名僧事迹归于古迹。平庸的史官不理解这首创体例。”我说：“古迹不是方志所重视的，应当在地图附见，不应当本身成为专门。古迹设立专门，是一统志分类编纂的名目，浅陋的儒者沿用它，收进方志，不是贯通的裁断。如果说僧不可以当作人，那么他们血肉的躯体，不是木头不是石头，到底是什么事物呢？历史著作的体例最严格，在《 春秋》 达到极点。《 春秋》 所斥责贬低的，对乱臣贼子达到极点，也只纠正那名称而斥责贬低，没听说不把他们当作人，而在著述原则上和圆首方足的同类不相同。况且方志的人物仿效史书体例，史书对奸臣叛贼，还和忠良一同排列在传里，没听说不把他们当作人，而附在地理志的。削除僧事而不记载，不超过凡庸儒者的见解。把古迹当作名僧遗留的痕迹，而不用人物作名目，那么会稽记载禹穴，而人物部分没有禹；堰师记载汤墓，而人物部分没有汤；曲阜记载孔林，而人物部分没有孔子。那名僧何等幸运，而能和禹、汤、孔子同样享有尊贵呢？没有见识而勉强装作通晓事理，本来不如平庸还能避免怪异虚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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