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示志稿，体裁简贵，法律森严，而殷殷辱赐下询，惟恐有辜盛意，则仅就鄙衷所见，约举一二，以备采菲，然亦未必是也。盖方志之弊久矣，流俗猥滥之书，固可不论，而雅意拂拭，取足成家，则往往有之。大抵有文人之书，学人之书，辞人之书，说家之书，史家之书，惟史家为得其正宗。而史家又有著作之史与纂辑之史，途径不一。著作之史，宋人以还，绝不多见。
而纂辑之史，则以博雅为事，以一字必有按据为归，错综排比，整炼而有剪裁，斯为美也。
今来稿大抵仿朱氏《旧闻》，所谓纂辑之善者也，而用之似不能画一其体。前周书昌与李南涧合修《历城县志》，无一字不著来历。其古书旧志有明文者，固注原书名目；即新收之事，无书可注，如取于案牍，则注某房案卷字佯；如取投送传状，则注家传呈状字样；其有得于口述者，则注某人口述字样。此明全书并无自己一语之证，乃真仿《旧闻》而画一矣。志中或注新增二字，或不加注，似非义例。
又世纪遗漏过多，于本地沿革之见于史志者，尚未采备，其余亦似少头绪，此门似尚未可用。至城市中之学校，录及乐章及先贤先儒配位，此乃率土所同，颁于令典，本不须载；今载之，又不注出于《会典》，而注出于旧志，似亦失其本原。又诗文入志，本宜斟酌，鄙意故欲别为文征。今仿《旧闻》之例，载于本门之下，则亦宜画一其例。按《旧闻》无论诗文，概为低格分载。今但于山川门中，全篇录诗，而诸门有应入传志记叙之文，多删节而不列正文，恐简要虽得，而未能包举也。
又表之为体，纵横经纬，所以爽豁眉目，省约篇章，义至善也。今职官选举，仍散著如花名簿，名虽为表，而实非表。户籍之表善矣，然注图甲姓氏可也。今有注入名者，不知所指何人，似宜覈核。
艺文之例，经、史、子、集无不当收。其著书之人，不尽出于文苑。今裁文苑之传而入艺文，谓仿《书录解题》。其实刘向《七略别录》，未尝不表其人，略同传体。然班氏撰入《汉。艺文志》，则各自为传，而于《艺文》目下，但注有传二字，乃为得体。今又不免反客而为主矣。
以上诸条，极知瞽蒙之见，无当采择。且不自揣，而为出位之谋，是以琐屑不敢渎陈；然既承询及，不敢不举其大略也。
【 译文】
承蒙给我看县志稿，结构简要可贵，规则严整，却恳切地不耻下问，我惟恐辜负盛情，就只是依着我鄙陋的心中所想到的，大略举出一二，以备采取拙见，但是未必正确。大概方志的弊病有很久了，流俗杂乱繁多的书，本来可以不谈论。而留意修饰润色，求得能够成一家，就往往有这样的。大抵有文人之书，学人之书，辞人之书，笔记小说家之书，史学家之书，只有史学家是得到那正宗。而史学家又有著作之史和纂辑之史，途径不相同。著作之史，宋人以来，绝不多见。而纂辑之史，就把广博优雅当作职责，把每个字必定有根据当作趋向，错综排比，整齐洗练而有剪裁，这是美好的。
现在送来的县志稿大抵仿照朱彝尊《 日下旧闻》 ，是所说的纂辑之史的优秀者，而运用它似乎没有能使体例整齐一致。以前周书昌和李南涧合修《 历城县志》 ，没有一个字不写明来历。其中古书、旧志有明文的，固然注明原书名目；即使新收的事，没有书可注，如果是从官府文书采取的，就注明“某房案卷”字样；如果是采取呈送的传、状，就注明“家传”、“呈状”字样；其中有从口述得到的，就注明“某人口述”字样。这是表明全书并没有自己一句话的验证，是确实仿照《 旧闻》 而整齐一致了。县志中有的注“新增”二字，有的不加注，似乎没有体例。
又世纪门遗漏过多，对于本地沿革见于史书的，尚未收集完备，其余也似乎少头绪，这一门似乎还不可以用。至于城市门中的学校部分，记录乐章及先贤先儒的配享位置，这是普天之下所共同的，在法令里颁布，本来不需要记载；现在记载了，又不注出于《 会典》 ，而注出于旧县志，也似乎失掉根源。又诗文收人志，本来应当斟酌，我的意思因此想要另外设立文征。现在仿照《 旧闻》 的体例，记载在本门之下，那么也应当使体例整齐一致。考察《 旧闻》 无论诗文，一概是低格分开记载。现在只是在山川门中全篇录诗，而各门有应收人的传、墓志、记叙文，大多加以删节而不列全文，恐怕简要虽然做到了，却没有能做到包容。
又表的体裁，纵横相交，经纬配合，用来清楚眉目，节省篇幅，意图极好。现在职官、选举部分，仍然分散如同花名册，名称虽然是表，而实际不是表。户籍表编得好了，但是注保甲、姓氏就可以了，现在有注人名的，不知道指的是什么人，似乎应当核实。
艺文部分的体例，经史子集，没有不应当收的。那些著书的人，不完全出于文苑。现在裁减文苑的传而列人艺文部分，说是仿照．《 书录解题》 。实际上刘向《 七略别录》 未尝不表明著者，和传体大致相同。但是班氏编写进《 汉书• 艺文志》 ，就各自作传，而在《 艺文志》 书目下，只注“有传”两个字，实在是得体。现在又不免反客为主了。
以上诸条，非常知道是愚昧的见解，不适合选取，况且不自己估量而作超越本分的谋划，所以琐碎的东西不敢轻慢地陈述。但是已经承蒙询问到，不敢不举出概要来。
文史通义而纂辑之史，则以博雅为事，以一字必有按据为归，错综排比，整炼而有剪裁，斯为美也。
今来稿大抵仿朱氏《旧闻》，所谓纂辑之善者也，而用之似不能画一其体。前周书昌与李南涧合修《历城县志》，无一字不著来历。其古书旧志有明文者，固注原书名目；即新收之事，无书可注，如取于案牍，则注某房案卷字佯；如取投送传状，则注家传呈状字样；其有得于口述者，则注某人口述字样。此明全书并无自己一语之证，乃真仿《旧闻》而画一矣。志中或注新增二字，或不加注，似非义例。
又世纪遗漏过多，于本地沿革之见于史志者，尚未采备，其余亦似少头绪，此门似尚未可用。至城市中之学校，录及乐章及先贤先儒配位，此乃率土所同，颁于令典，本不须载；今载之，又不注出于《会典》，而注出于旧志，似亦失其本原。又诗文入志，本宜斟酌，鄙意故欲别为文征。今仿《旧闻》之例，载于本门之下，则亦宜画一其例。按《旧闻》无论诗文，概为低格分载。今但于山川门中，全篇录诗，而诸门有应入传志记叙之文，多删节而不列正文，恐简要虽得，而未能包举也。
又表之为体，纵横经纬，所以爽豁眉目，省约篇章，义至善也。今职官选举，仍散著如花名簿，名虽为表，而实非表。户籍之表善矣，然注图甲姓氏可也。今有注入名者，不知所指何人，似宜覈核。
艺文之例，经、史、子、集无不当收。其著书之人，不尽出于文苑。今裁文苑之传而入艺文，谓仿《书录解题》。其实刘向《七略别录》，未尝不表其人，略同传体。然班氏撰入《汉。艺文志》，则各自为传，而于《艺文》目下，但注有传二字，乃为得体。今又不免反客而为主矣。
以上诸条，极知瞽蒙之见，无当采择。且不自揣，而为出位之谋，是以琐屑不敢渎陈；然既承询及，不敢不举其大略也。
【 译文】
承蒙给我看县志稿，结构简要可贵，规则严整，却恳切地不耻下问，我惟恐辜负盛情，就只是依着我鄙陋的心中所想到的，大略举出一二，以备采取拙见，但是未必正确。大概方志的弊病有很久了，流俗杂乱繁多的书，本来可以不谈论。而留意修饰润色，求得能够成一家，就往往有这样的。大抵有文人之书，学人之书，辞人之书，笔记小说家之书，史学家之书，只有史学家是得到那正宗。而史学家又有著作之史和纂辑之史，途径不相同。著作之史，宋人以来，绝不多见。而纂辑之史，就把广博优雅当作职责，把每个字必定有根据当作趋向，错综排比，整齐洗练而有剪裁，这是美好的。
现在送来的县志稿大抵仿照朱彝尊《 日下旧闻》 ，是所说的纂辑之史的优秀者，而运用它似乎没有能使体例整齐一致。以前周书昌和李南涧合修《 历城县志》 ，没有一个字不写明来历。其中古书、旧志有明文的，固然注明原书名目；即使新收的事，没有书可注，如果是从官府文书采取的，就注明“某房案卷”字样；如果是采取呈送的传、状，就注明“家传”、“呈状”字样；其中有从口述得到的，就注明“某人口述”字样。这是表明全书并没有自己一句话的验证，是确实仿照《 旧闻》 而整齐一致了。县志中有的注“新增”二字，有的不加注，似乎没有体例。
又世纪门遗漏过多，对于本地沿革见于史书的，尚未收集完备，其余也似乎少头绪，这一门似乎还不可以用。至于城市门中的学校部分，记录乐章及先贤先儒的配享位置，这是普天之下所共同的，在法令里颁布，本来不需要记载；现在记载了，又不注出于《 会典》 ，而注出于旧县志，也似乎失掉根源。又诗文收人志，本来应当斟酌，我的意思因此想要另外设立文征。现在仿照《 旧闻》 的体例，记载在本门之下，那么也应当使体例整齐一致。考察《 旧闻》 无论诗文，一概是低格分开记载。现在只是在山川门中全篇录诗，而各门有应收人的传、墓志、记叙文，大多加以删节而不列全文，恐怕简要虽然做到了，却没有能做到包容。
又表的体裁，纵横相交，经纬配合，用来清楚眉目，节省篇幅，意图极好。现在职官、选举部分，仍然分散如同花名册，名称虽然是表，而实际不是表。户籍表编得好了，但是注保甲、姓氏就可以了，现在有注人名的，不知道指的是什么人，似乎应当核实。
艺文部分的体例，经史子集，没有不应当收的。那些著书的人，不完全出于文苑。现在裁减文苑的传而列人艺文部分，说是仿照．《 书录解题》 。实际上刘向《 七略别录》 未尝不表明著者，和传体大致相同。但是班氏编写进《 汉书• 艺文志》 ，就各自作传，而在《 艺文志》 书目下，只注“有传”两个字，实在是得体。现在又不免反客为主了。
以上诸条，非常知道是愚昧的见解，不适合选取，况且不自己估量而作超越本分的谋划，所以琐碎的东西不敢轻慢地陈述。但是已经承蒙询问到，不敢不举出概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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