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邦靖《朝邑志》二卷，为书七篇：一曰《总志》，二曰《风俗》，三曰《物产》，四曰《田赋》，五曰《名宦》，六曰《人物》，七曰《杂记》。
总约不过六七千言，用纸十六七番，志乘之简，无有过于此者。康《武功》极意求简，望之瞠乎后矣。康为作序，亦极称之。
今观文笔，较康实觉简净。惟总志于古迹中入唐诗数首，为芜杂耳。康氏、韩氏皆能文之士，而不解史学，又欲求异于人，故其为书，不情至此，作者所不屑道也。然康氏犹存时人修志规模，故以志法绳之，疵谬百出。韩氏则更不可以为志，直是一篇无韵之《朝邑赋》，又是一篇强分门类之《朝邑考》。入于六朝小书短记之中，如《陈留风俗》、《洛阳伽蓝》诸传记，不以史家正例求之，未始不可通也。故余于《武功》、《朝邑》二家之志，以《朝邑》为稍优。然《朝邑志》之疵病虽少，而程济从建文事，滥采野史，不考事实，一谬也。并选举于人物，而举人进士不载科年，二谬也。书其父事，称韩家君名，至今人不知其父何名。列女有韩太宜人张氏，自系邦靖尊属，但使人至今不知为何人之妻，何人之母。古人临文不讳。或谓司马迁讳其父谈为同，然《滑稽传》有谈言微中，不讳谈字，恐讳名之说未确。就使讳之，而自叙家世，必实著其父名，所以使后人有所考也。今邦靖讳其父，而使人不知为谁；称其尊属为太宜人，而使人不知为谁之妻母，则是没其先人行事，欲求加人而反损矣。三谬也。
至于篇卷之名，古人以竹简为篇，简策不胜，则别自为编，识以甲乙，便稽核耳。后人以缯帛成卷，较竹简所载为多，故以篇为文之起讫，而卷则概以轴之所胜为量。篇有义理，而卷无义理故也。近代则纸册写书，较之卷轴，可增倍蓰，题名为卷，不过存古名耳。如累纸不须别自为册，则分篇者，毋庸更分卷数，为其本自无义理也。今《武功》、《朝邑》二志，其意嫌如俗纂之分门类，而括题俱以篇名，可谓得古人之似矣。《武功》用纸六十余番，一册足用，而必分七篇以为三卷，于义已无所取。《朝邑》用纸仅十余番，不足一册之用，而亦分七篇以为二卷，则何说也？或曰：此乃末节，非关文义，何为屑屑较之？不知二家方以作者自命，此等篇题名目，犹且不达古人之意，则其一笔一削，希风前哲，不自度德量力，概可知矣。
【 译文】
韩邦靖《 朝邑志》 二卷，作七篇书：一叫作总志，二叫作风俗，三叫作物产，四叫作田赋，五叫作名宦，六叫作人物，七叫作杂记。总计约只有六七千字，用纸十六七张，方志的简略，没有超过这书的。康氏《 武功志》 极意追求简要，看着这书是落在后面，干瞪眼了。康氏为这书作序，也极力赞扬。
现在看这书的文笔，比起康氏来确实感觉简洁，只是《 总志》 在叙述古迹的时候，收进唐诗几首，显得杂乱罢了。康氏、韩氏都是善于写文章的士人，却不懂史学，又想要追求和别人不同，所以他们写书不合情理到这种地步，学业有成就的人是不屑谈论的。但是康氏的书还保存着当时人编修方志的程式，所以用作志方法衡量它，错误百出。韩氏的书就更不能当作方志，简直是一篇没有韵脚的《 朝邑赋》 ，又是一篇勉强划分门类的《 朝邑考》 。放进六朝的短小记事书当中，如《 陈留风俗记》 、《 洛阳伽蓝记》 等传记，不按照史学家的正规体例要求，未必不可通，所以我对于《 武功》 、《 朝邑》 两家的志，认为《 朝邑志》 略微好。但《 朝邑志》 的毛病虽然少，而程济跟随建文帝的事，过分采取野史，不考核事实，这是第一个错误。把“选举”合并进《 人物》 ，而对举人、进士不记载考中年代，这是第二个错误。记载他父亲的事，称“韩家君名”，到现在别人不知道他父亲是什么名字。“列女”有韩太宜人张氏，自然是邦靖的前辈亲属，只是使人到现在不知道是什么人的妻子、什么人的母亲。古人写文章时不避讳，有人说司马迁讳他父亲之名“谈”作“同”，然而《 滑稽传》 有“谈言微中”，不讳“谈”字，恐怕讳名的说法不确实。即使讳名，而自己叙述家世，必定如实写上自己父亲之名，用来使后人有考察的依据。现在邦靖讳他父亲之名，而使人不知道是什么人，称呼他的前辈亲属作太宜人，而使人不知道是谁的妻子、母亲，这就埋没他长辈的行事，想要追求超过别人却反而受到损害了，这是第三个错误。
至于篇、卷的名称，古人用竹简形成篇，简册不能承受，就各自成一编，用甲、乙等作标记，便于查考罢了。后人用增帛形成卷，比起竹简所记载的多，因此把“篇”当作文章的起讫，而“卷”就一律用木轴所承受的作限量，因为篇有完整的内容和道理，而卷没有完整的内容和道理。近代纸册写书，比起卷轴，可以增加几倍，称作卷，只是保存古时名称罢了。如果积起纸张不需要另外作一册，那么分了篇不用再分卷数，因为卷本来没有完整的内容和道理。现在《 武功》 、《 朝邑》 两部志，撰者的意思嫌弃像平庸方志编纂那样分门类，而标题都用篇作名称，可以说得到古人的精神实质了。《 武功志》 用纸六十几张，编成一册足够了，却一定要分七篇来编成三卷，在道理上已经没有可采纳的了口《 朝邑志》 用纸只有十几张，不够一册，却也分七篇来编成二卷，怎么解释呢？有人说：这只是细节，尸和内容无关，为什么琐屑地计较它呢？不知道这两家正以学业有成就的人自命，这类篇题名目，尚且不通晓古人的意思，那么他们记载和删除，仰慕前代贤人，却不估量自己的德行能力，大体可以知道了。
文史通义总约不过六七千言，用纸十六七番，志乘之简，无有过于此者。康《武功》极意求简，望之瞠乎后矣。康为作序，亦极称之。
今观文笔，较康实觉简净。惟总志于古迹中入唐诗数首，为芜杂耳。康氏、韩氏皆能文之士，而不解史学，又欲求异于人，故其为书，不情至此，作者所不屑道也。然康氏犹存时人修志规模，故以志法绳之，疵谬百出。韩氏则更不可以为志，直是一篇无韵之《朝邑赋》，又是一篇强分门类之《朝邑考》。入于六朝小书短记之中，如《陈留风俗》、《洛阳伽蓝》诸传记，不以史家正例求之，未始不可通也。故余于《武功》、《朝邑》二家之志，以《朝邑》为稍优。然《朝邑志》之疵病虽少，而程济从建文事，滥采野史，不考事实，一谬也。并选举于人物，而举人进士不载科年，二谬也。书其父事，称韩家君名，至今人不知其父何名。列女有韩太宜人张氏，自系邦靖尊属，但使人至今不知为何人之妻，何人之母。古人临文不讳。或谓司马迁讳其父谈为同，然《滑稽传》有谈言微中，不讳谈字，恐讳名之说未确。就使讳之，而自叙家世，必实著其父名，所以使后人有所考也。今邦靖讳其父，而使人不知为谁；称其尊属为太宜人，而使人不知为谁之妻母，则是没其先人行事，欲求加人而反损矣。三谬也。
至于篇卷之名，古人以竹简为篇，简策不胜，则别自为编，识以甲乙，便稽核耳。后人以缯帛成卷，较竹简所载为多，故以篇为文之起讫，而卷则概以轴之所胜为量。篇有义理，而卷无义理故也。近代则纸册写书，较之卷轴，可增倍蓰，题名为卷，不过存古名耳。如累纸不须别自为册，则分篇者，毋庸更分卷数，为其本自无义理也。今《武功》、《朝邑》二志，其意嫌如俗纂之分门类，而括题俱以篇名，可谓得古人之似矣。《武功》用纸六十余番，一册足用，而必分七篇以为三卷，于义已无所取。《朝邑》用纸仅十余番，不足一册之用，而亦分七篇以为二卷，则何说也？或曰：此乃末节，非关文义，何为屑屑较之？不知二家方以作者自命，此等篇题名目，犹且不达古人之意，则其一笔一削，希风前哲，不自度德量力，概可知矣。
【 译文】
韩邦靖《 朝邑志》 二卷，作七篇书：一叫作总志，二叫作风俗，三叫作物产，四叫作田赋，五叫作名宦，六叫作人物，七叫作杂记。总计约只有六七千字，用纸十六七张，方志的简略，没有超过这书的。康氏《 武功志》 极意追求简要，看着这书是落在后面，干瞪眼了。康氏为这书作序，也极力赞扬。
现在看这书的文笔，比起康氏来确实感觉简洁，只是《 总志》 在叙述古迹的时候，收进唐诗几首，显得杂乱罢了。康氏、韩氏都是善于写文章的士人，却不懂史学，又想要追求和别人不同，所以他们写书不合情理到这种地步，学业有成就的人是不屑谈论的。但是康氏的书还保存着当时人编修方志的程式，所以用作志方法衡量它，错误百出。韩氏的书就更不能当作方志，简直是一篇没有韵脚的《 朝邑赋》 ，又是一篇勉强划分门类的《 朝邑考》 。放进六朝的短小记事书当中，如《 陈留风俗记》 、《 洛阳伽蓝记》 等传记，不按照史学家的正规体例要求，未必不可通，所以我对于《 武功》 、《 朝邑》 两家的志，认为《 朝邑志》 略微好。但《 朝邑志》 的毛病虽然少，而程济跟随建文帝的事，过分采取野史，不考核事实，这是第一个错误。把“选举”合并进《 人物》 ，而对举人、进士不记载考中年代，这是第二个错误。记载他父亲的事，称“韩家君名”，到现在别人不知道他父亲是什么名字。“列女”有韩太宜人张氏，自然是邦靖的前辈亲属，只是使人到现在不知道是什么人的妻子、什么人的母亲。古人写文章时不避讳，有人说司马迁讳他父亲之名“谈”作“同”，然而《 滑稽传》 有“谈言微中”，不讳“谈”字，恐怕讳名的说法不确实。即使讳名，而自己叙述家世，必定如实写上自己父亲之名，用来使后人有考察的依据。现在邦靖讳他父亲之名，而使人不知道是什么人，称呼他的前辈亲属作太宜人，而使人不知道是谁的妻子、母亲，这就埋没他长辈的行事，想要追求超过别人却反而受到损害了，这是第三个错误。
至于篇、卷的名称，古人用竹简形成篇，简册不能承受，就各自成一编，用甲、乙等作标记，便于查考罢了。后人用增帛形成卷，比起竹简所记载的多，因此把“篇”当作文章的起讫，而“卷”就一律用木轴所承受的作限量，因为篇有完整的内容和道理，而卷没有完整的内容和道理。近代纸册写书，比起卷轴，可以增加几倍，称作卷，只是保存古时名称罢了。如果积起纸张不需要另外作一册，那么分了篇不用再分卷数，因为卷本来没有完整的内容和道理。现在《 武功》 、《 朝邑》 两部志，撰者的意思嫌弃像平庸方志编纂那样分门类，而标题都用篇作名称，可以说得到古人的精神实质了。《 武功志》 用纸六十几张，编成一册足够了，却一定要分七篇来编成三卷，在道理上已经没有可采纳的了口《 朝邑志》 用纸只有十几张，不够一册，却也分七篇来编成二卷，怎么解释呢？有人说：这只是细节，尸和内容无关，为什么琐屑地计较它呢？不知道这两家正以学业有成就的人自命，这类篇题名目，尚且不通晓古人的意思，那么他们记载和删除，仰慕前代贤人，却不估量自己的德行能力，大体可以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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