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那种肯定是最普通的见解，较好的土地，或能力较好的土地的级差地租，只要简单地用这一个事实来说明，即这样的土地或这样的土地能力不足以满足需求，实际上，也就是象人们所常说的，它们“具有独占”。但是可以很容易看到，作为一个说明，这是不充分的。我们应该再加上另外两点假定。第一，最后用来耕种的土地或土地能力，其可利用的数量必须过分多余。例如，为了使一级质量的土地可以有级差地租，不但这些土地，必须不足以满足需求，而且除了这些土地之外还必须有“自由”的二级质量的土地。第一级土地的有限或“独占”是地租的最近原因，即使假定没有其他质量的土地，无论如何地租还是会发生。可见，第二级土地的插入——这一级土地多于对它的明资本和劳动的这种应用是特别有利可图的，它的实际结论就会是，好象还可以允许把更多的资本投到土地上面。但是我们却不应该做这种事情，因为400英镑是经济上所能允许的最高费用。所以，40英镑的地租是对生产作最有利处理的合理表现。需求，从而是无地租的——有这样的效果，即把第一级土地的地租拉低到这两级土地质量的现有差别的水平，否则这种地租就可能无限量地上升。要是第二级土地也不是“自由”的，它们就会也有地租，这种地租又只能通过第三级土地的插入而被拉低到级差地租水平。简言之，如果真是有净级差地租，就一定得有最后的、无地租的、从而是“自由”的土地（或土地的能力）跟较好的、有限的土地在一起。必须既有土地的限制，又有土地的过分多余。第二，还必须有资本和劳动的“独占”。
为什么谁都爱好各级较好的土地呢？就因为在这些土地上资本和劳动表现了更大的生产力。但是为什么资本和劳动表现更大的生产力竟成为很重要的事情呢？因为，通常，我们并未拥有足够的资本或劳动数量。如果从一定数量的资本和劳动中所得到的收益，由于资本和劳动如有不足总是可能用别的数量的资本和劳动来补充，因而成为十分无关紧要的事，那么，它们无论从哪一级土地上获得它们的收益，也就成为无关紧要的事了——自然，假定无论如何最劣一级的土地从不缺乏。倘若，在最劣一级的土地如此过分多余的面前，人们注意和偏爱各级较好和最好的土地，这是因为谁都想节约劳动和资本。级差地租恰恰衡量着各级较好和最好的土地在完成这种节约任务时所取得的利益。因此我们看到，凡是有净级差地租存在，土地就是部分有限（就各级较好和最好的土地而言）、部分多余（就较劣一级的土地而言）的，而资本和劳动总是有限的。李嘉图理论的第一个缺点便是忽视了这种情况。他断然指出，可以耗费在生产上的劳动（他还把资本包括在这个名词里面）数量，通常是有求必应的，可以随意增加的；然而各级带有地租的土地却只有有限的数量。这个缺点是和另外一个更大的缺点连在一起的，而后一缺点却并非李嘉图所独有的。李嘉图没有写出经济、价值和归属的一般理论。他的全部机这是边际定律的最有意义的应用的例子之一，我们以后将一再回到这个例子，特别在本书第五卷考察成本问题的时侯。为了帮助我们理解成本定律，我们可以在这里，先交待一下，生产的边际价值就其本身说，对产品价值有拉成水平的作用。在上述例子里，甲种和乙种产品所分别具有的边际效用10和9的价值，要被同样压低到生产上的边际数量8。
巧都花在细节上面，例如，对地租的说明；而这一点本身却表明，这些细节只能用单方面形式来考察和想象。级差理论的更进一步的缺点就是这种理论不足以概括所有情况。有时也发生这样的情况，甚至最后用来耕种的土地或土地的能力，也带来地租收益；关于这一点，李嘉图并没有阐明，或者说得更确切一点，并没有找到定律。土地产品的需求增加到这样一个程度，即最后用来耕种的那一级土地也不足以满足这些需求，同时，土地产品的价值又未上涨到足以容许把新的更低一级的土地也用来耕种的时候，最后耕种的土地就带来地租收益，虽然这种地租只有在更劣一级的土地也被实际用来耕种的时候才变成级差地租。当所有各级土地都用尽了的时候，总的说来再不能把耕种进一步扩大的时候，就发生一种普遍的地租——不仅对所有土地是普遍的（因为在这一意义上“集约地租”可能就是一种普遍地租），而且甚至对所有土地的能力也是普遍的。这种没有扩大它们同那些生长地位较为不利、因而得不到价值的树木比较起来，所带来的成本节约——劳动和运输的节约。这里有一种带有类似李嘉图所说的、来自质量较优的土地的级差地租的资本。甚至就纯粹“集约”地租而言，在资本中也有许多类似之处。南美洲平原上的羊只，并没有按它们的全部有用内容获得价值——我指的是相当于欧洲或任何具有很大需求的其他地区的类似羊只所含有的全部有用性的价值——而只获得这种有用性的那一部分价值，比方说，也许只获得羊皮的价值，这部分价值刚好偿付把这些羊只运到有巨大需求的地区去的运输成本。
同时其余的部分是无价值的，但是随着需求的增大，也可能获得价值。从这些例子里可以很容易推论纯粹级差地租的条件。耕种可能性的情况，发生得比人们所想象得到的更频繁。这种情况，并不象乍一看来的那样，是一种预期会发生于经济生活的历史发展末期，当整个地球全是人口过剩时候的事情。它无宁是那种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所发生的正常现象。的确，只有过去的事情才能够完全加以肯定；对于将来事情的预测，必然总是不能肯定的，而且永不能使这种预测达到科学上的精确性的地步。稍加考察就足以把这一点弄清楚了。上地和资本，就其所由获得的条件而言，好象完全处于互相对立的地位。一切资本，极少例外，都是通过人类的双手使其为人工作的；资本的总和始终在增加着，而且有可能无限量地增加。反之，一切土地（除了那些同全部土地比较起来微不足道的土地）却是从一开始就存在了，而且实际上不可能用人力来扩大它的范围——至少地理学家或物理学家定要这样说，但是从经济上我们能这样说吗？肯定不能。从经济上说，人类并不是自始就支配整个地球的全部地面和它的蕴藏的。人类对土地所支配的范围，从微不足道的部分开始，按绝不小于资本增加速度的速度而扩大。人类的能力还没有达到极限，居然敢说什么时候必然达到极限、什么地方就是极限的人，真是一个勇敢的人。从经济上考察，可供人类利用的土地面积和肥沃土壤的数量，始终要受人类利用土地的办法和知识的限制。农业技能和技术的一般发展、肥料的使用、人口的增长、移民、科学发展、商业的扩展、运输工具的改善、以资本和劳动表示的财富的增加，所有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逐渐增大了土地占有。属于猎人的只是大地的表面；属于把犁耕进地下去的农民的，却还有土地的内部，犁耕得越深，土地为人类所提供的服务也越大。在我们的时代，为欧洲消费所支配的、在远方国家里的土地数量的增加，达到足以使欧洲农业界吃惊的程度。如果我们回顾一下过去，那我们几乎很可能相信，土地完全就是象资本一样，起初它的供应是很不够的，随后逐渐丰富起来，并且正在稳步增加着。肯定地，这种见解的错误并不比一般人认为土地是完全不能使其增加的见解的错误更大。无论如何，有一件事情是不能怀疑的。可以想象，总会有一个时候可以利用于经济目的的土地全都用光，在以后某一个时期，从经济上讲，尽管有那么多新土地可能为世界所占有，却有更多得多的人口可能要由这些新土地来维持，甚至还达不到维持生命需要的最低限度。难道这种可以想象的情况永远不会成为真实的事实吗？难道我们没有从原始时代就传下来给我们的、有关因极度匮乏而引起人口过剩和移民的记载吗？难道饥饿的幽灵不曾对大地表面的每一块土地和每一个民族作祟吗？难道情况不是这样：只有有最高文化的民族，在其发展的高峰，才可能逃避这种幽灵的威胁吗？何况，不管怎样，即使假定实际上从来没有发生过达到耕种限度的情况，一个理论若是不能把“普遍”地租这一情况概括在一个定律里面，仍然是一个不完备的理论。如果我们找不到一个定律来概括一切土地和一切土地能力都带有地租这一假定情况，我们就找不到定律来概括所有按经济原则使用的劳动和资本都产生收益这一无可否认的事实，那我们只能说，财物的较好的质量使它们取得按剩余收益的数额把更多的东西归属于它们了。我们就也不能弄清楚，究竟要把哪些份额归属于构成生产财物的大多数的普通质量的财物。一个普遍地租的定律，同归属的普遍定律是同一回事，没有为前者列出公式的理论，等于招认自己完全没有能力来解决对一般生产财物的估价问题。的估价又决定于地租，如果不是相同的程度的话。归给资本和劳动的收益基本上是受经营土地所需要的资本和劳动的数量的影响，也受资本和劳动在这种经营中所生产的收益的影响。最后，人们还可以责备李嘉图忽视了级差估价的普遍重要性（参阅第三卷第十三章）。甚至除了土地之外，在别的场合也可以碰到纯粹的级差估价，象我们刚才举过的原始森林中的树木和南美洲牲畜群的例子一样。但是我们所常发现的，那种引起对较优质量的净级差估价——在关于最好的和较好的质量的数量限制之外，还有整个的数量过剩——的关系，当然还是在土地方面。关于这一点请对照门格尔前引书，第143页。英国读者若是注意我们的有代表性的英国经济学家如何表述这同一看法，可能是有益处的。马歇尔在他的《经济学原理》第二版第565页里说：“其他条件不变，任何生产要素的供给愈大，这种要素就愈会被使用到它并不将别合适的用处上去，其需求价格也就愈低，这种价格是它在使用于无利可图的边缘或边际的用处时所必须感到满意的。在竞争便这种要素从一切用处所得的价格趋于均等化的范围内，这个价格就宴成为一切用处的价格。从那种生产要素的增加所造成的额外生产将会增大国民收入，其他生产要素也因此而得到好处；但是这种生产要素本身却必须接受较低的报酬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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