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邓小平批判性思维的特征(13)

　　1977年12月26日，邓小平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会谈中，邓小平把关于从科技创新入手振兴中华的思想进一步延伸到理论创新和国家的治理上。他指出，林彪、“四人帮”反对马克思主义，他们不讲生产，谁发展生产就说谁是修正主义。他指出，马克思讲共产主义是按需分配，但这需要有雄厚的物质基础。他还反问道：怎样才能实现列宁讲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什么叫优越性？不劳动，不读书叫优越性吗？他认为，如果这就叫社会主义优越性，这样的社会主义我们也可以不要。他强调：“我们的潜力很大，加上认真学习外国经验，在学习外国东西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大家劲头都来了，但是需要解决的问题还不少。”

　　1978年9月，在谈到如何进行鞍钢的改造时，邓小平指出：“引进技术改造企业，第一要学会，第二要提高创新。”

　　就在同年12月，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重要讲话中，在谈到如何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问题时，还把创新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联系在一起。他指出，“干革命、搞建设，都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没有这样一大批闯将，我们就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况，就无法赶上更谈不到超过国际先进水平。我们希望各级党委和每个党支部，都来鼓励、支持党员和群众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都来做促进群众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的工作。”

　　在这里邓小平实质上指出了“创新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过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是要达到创新”的思想。

　　1979年10月30日，《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邓小平也指出，“围绕着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共同目标，文艺的路子要越走越宽，在正确的创作思想的指导下，文艺题材和表现手法要日益丰富多彩，敢于创新”。文艺战线是这样，其他各条战线更应该这样。

　　宝钢是与我国改革开放同步建设和发展起来的国有特大型企业。宝钢是当时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投资项目，一期工程的大部分技术设备都是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宝钢建设初期，围绕着工程建设的可行性和利弊得失引发了一场波及全国、举世关注的大讨论。这场讨论几乎使兴建中的宝钢工程中途夭折。在最关键的时刻，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给予宝钢建设以决定性的支持，做出了宝钢恢复上马的英明决定。1984年2月，邓小平在视察宝钢时，欣然为宝钢写下了“掌握新技术，要善于学习，更要善于创新”的题词。这就既强调了创新的重要性，又为宝钢的进一步发展指了路，定了调。

　　1985年10月，邓小平又指出：“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和市场……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生产力的发展。”邓小平认为，“不能整日拘泥于姓资姓社的问题，不能死抱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结论，要敢于修改前人的不足。被实践证明是不符合规律的政策手段，要敢于摒弃，敢于修改……敢于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这就是说要敢于向传统的思维和观念宣战，敢于冲破传统思维和观念的牢笼。

　　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要发展，社会主义理论要发展，要随着人类社会实践的发展和科学的发展而向前发展”。他认为要发展就要变革。要用中国自己成功的实践，回答新情况下出现的新问题，要“说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说新话”。

　　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上，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现在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在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的问题上，他提出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思想；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认为一切反映生产规模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他指出，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基本组成形式，作为基本经济制度，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同样可以用；在分配制度上，邓小平提出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并提出按劳分配还必须通过商品货币方式来实现的思想。

　　关于邓小平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在一起的尝试，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评价说：“像中国这样大规模的改革任何人都没有尝试过的，世界上还没有别的国家尝试过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这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因为你们的尝试是一个全新的试验。如果你们成功了，就将从哲学上同时向计划经济国家和市场经济国家提出问题。”

　　关于“一国两制”构想的创新性，邓小平在1983年6月会见柬埔寨领导人时曾说：“在一个统一的国家内，有不同的社会制度，这是史无前例的。实际上，真正统一了，台湾一个制度，香港一个制度，大陆一个制度，大陆是社会主义制度。以社会主义制度为主体的国家包含不同的制度。”关于这一点，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是这样评价的：“一国两制的构想，即在一个国家中保留两种不同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是没有先例的。它为香港的特殊历史环境提供了富有想象力的答案。这一构想树立了一个榜样，证明了看来无法解决的问题如何才能解决以及应该如何解决。”以上这些，无一例外地证明了邓小平批判性思维的创新实践的不朽功绩。

　　邓小平批判性思维的创新实践，是他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要求，同时也是他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结果。正如黄楠森在他的《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基础研究》中所指出的那样，要达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统一，主体就必须进行创新。也就是说，创新是达到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统一的中介和关键环节，不经过主体的创新是做不到实事求是的。具体来讲，首先，解放思想的过程就包含着创新，就包含着主体超越自身消极的主体性因素的过程，就包含着主体自我改造的过程；其次，在主体加工改造客体提供的信息的整理的过程中，客体的信息绝不会完全包括在主体已有的知识图式之中，而总会有一些新信息，要处理好这些新信息，主体就必须发挥能动性，进行或多或少的创新；再次，在改造客体的过程中，主体要达到理论与实践之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还需把获得的真理变成可操作的实践观念，这又需要主体的创新；最后，主体的创新活动是主体作为主体的本性，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从“个人本身对他所加工的物和对他自己的劳动才能的一定关系”来说，“劳动是积极地、创造性的活动”。

　　五、江泽民及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创新思想

　　1989年12月19日，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隆重召开。江泽民作了题为《推动科技进步是全党全民的历史性任务》的报告。在谈到中国发展科学技术的主要经验时，江泽民强调指出，坚持自力更生为主、国际合作为辅，“积极吸取世界各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先进成果、先进经验，引进技术、引进人才，从我国实际出发，进行消化、吸收、提高、创新。正是坚持这一原则，才使我国自己的科技力量得以健康成长，发展壮大”。

　　在1995年5月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江泽民作出了“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的著名论断。他还指出：“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难以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同年7月，江泽民在接见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二届青年学术年会代表时的讲话中，再次阐述了创新问题。他说：“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我们不能总是跟在别人后面追赶，我们必须有超越别国先进科学技术的决心和勇气，而创新是最有力的超越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