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自然不喜欢真空。登陆普罗旺斯的喧哗声渐渐散去，其他人的生意……还要继续。这就是来自卡兰萨那（科西嘉）的古尔里尼兄弟（Guérini）的大时代的开始：协助法国和美国秘密情报机构，确保马赛的大门不被异己分子渗透进来，以维护相对的……“社会和谐”。安东尼奥.古尔里尼和他的兄弟“美美”（mémé）开始在政治世界物色保护人，他们找到了卡斯东.德菲尔（Gaston Defferre）——一个“善解人意”的人。1981年，这位马赛市长被任命为内政部长时，蒂耶里.勒吕龙（Thierry Le Luron）曾说过这样的话：“为了照料这些大流氓，找个专家当然最好。”
吗啡，来源于那些可以在地缘政治风向标上读出来的地方：土耳其、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随后在位于法国南部的波尔多和哈佛尔的实验室被变成海洛因，再被运到美国。在上世纪50—60年代的黄金时期，依靠迅猛扩大的市场，毒品网络每个月都要成交将近三百公斤毒品。演员兼电视节目主持人雅克.安吉尔文（Jacques Angelvin）1962年于纽约被捕，被判六年监禁。他对藏在其别克车里的五十二公斤纯海洛因佯装不知，天真地认为他的知名度可以帮他瞒天过海，威廉.弗莱德金（William Friedkin）的影片《法国贩毒网》中的部分情节即来源于此。
潜伏
在纳粹德国国防军的撤退中，美国战略情报局反间谍小组中的一支——X2——展开策反纳粹情报人员的“潜伏”行动。
与其将他们消灭，或者交给抵抗组织处决，时任战略情报局局长的威廉.多诺万认为，不如设法将他们中的大部分策反，以为美国和英国的秘密情报组织所用。“潜伏”行动由后来成为情报局局长的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拟定具体实施计划。时任情报局驻伯尔尼站长的杜勒斯从1942年起就开始和纳粹中希望建立一种分治和平的“现实主义者”不断接触，博取占领者的好感和信任。在法国，从“策反”警察局长勒内.布斯凯（René Bousquet）开始，招募潜伏人员为自由法国做准备。
1946年7月，前纳粹德国国防军将军兼西线情报局局长莱因哈德.盖伦（Reinhard Gehlen：1902—1979）被解除监禁，已更名为中央情报组的原美国战略情报局人员给了盖伦最后一次选择合作的机会，盖伦接受了。这个前战犯随后建立起一个“潜伏”网络：盖伦组织。此后，活跃在网络周围的三百五十名前纳粹德国情报人员成为中情局安插在东欧和苏联的耳目，而盖伦一直到1968年都是中情局驻西德的负责人。在纽约大主教、后来更成为红衣大主教的佛朗西斯.斯佩尔曼（Francis Spellman）的斡旋下，那些为了对教皇保罗十二世进行“神圣援助”而被派遣到拉丁美洲的纳粹、法西斯，和民族主义分子被捕后都成为中情局的情报人员，站到了共产主义的对面。同样，上世纪70年代，在中情局羽翼保护下的克劳斯.巴比（Klaus Barbie）不但没有被玻利维亚遣送回法国，还由于其具有坚强的抵抗“能力”而被列入“秃鹰行动”名单中。这一由拉美所有独裁者一起发动并得到美国支持的史无前例的恐怖浪潮，最终导致成千上万无辜者丧生，并对法国、西班牙、甚至华盛顿的反对派、知识分子，和持不同政见者也不放过。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暂缓飞行
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后，西方阵营遭到猛烈打击，斯大林主义“持续加压”，柏林被封锁，西欧面临苏联入侵的问题成为一个……烫手的事实。
杜鲁门对情报机构的秘密行动继续采取不闻不问的政策。中央情报组正式更名为中央情报局，并吸取二战的教训，决定在新的大战爆发时，依靠已经组织在册的抵抗力量发挥作用。在美国的友邦里，抵抗共产主义网络的潜伏人员在富兰克.威斯纳（Frank Wisner）和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SHAPE）的协同指挥下，经常瞒着各国政府展开秘密行动！
这些网络后来出现在1975年富兰克.丘奇（Frank Church）国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中，中情局前局长威廉.科尔比在回忆录中描述了其创建原因和形成过程。德国报章将德国的网络明确化为一个极右组织：德国青年团。它成立于1950年，三年后遭禁。其主要任务为，在苏联入侵时，负责消灭左翼领导人，并为此招募过超过一万八千名成员。
干扰本国政治生活，并令司法付出代价。在所有的潜伏网络中，要数意大利的“短剑”网络（GLADIO）干得最出色。
“短剑”网络
自1943年起，美国人在意大利就好像在自己国家一样。1944年，美国战略情报局成员，后来成为中情局反间谍头目的詹姆斯.约瑟斯.安格莱顿（James Jesus Angleton）亲自来到意大利，确保情报人员都站在美国的一边。1948年，意大利基督教民主派在国会选举中的获胜，被视为中情局和梵蒂冈虔诚地“手拉手”走到一起的战果。整个上世纪70年代，意大利都处在一个火药味道十足的时期，革命运动上演荷枪实弹的武装斗争，反对意大利情报机构为了阻止共产主义进入而实施的“高压政策”。
1978年，基督教民主党进步主义者领袖阿尔多.莫罗（Aldo Moro）被红色旅绑架并杀害，事件震撼了意大利政治阶层，使得意大利民主政体摇摇欲坠。“短剑”网络也直接策划袭击行动，比如1980年发生在波兰火车站、造成几十人丧生的事件。
威尼斯法官菲里斯.卡松（Felice Casson）和卡尔罗.马斯泰罗尼（Carlo Mastelloni）负责对1973年发生在玛拉斐尔特的秘密军机坠毁事件和发生在加埃塔诺的汽车谋杀事件提出起诉。在收集证词和查阅档案的过程中，他们发现，在官方机构的背后，一个神秘的力量正控制着这个国家。部长会议主席朱利奥.安德列奥蒂（Giulio Andreotti）1990年10月27日提到“短剑”网络时表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苏联扩张主义的恐惧，对与共产党情报机构（Kominform）相比，北约力量相对薄弱的担忧，都促使西欧国家开始思考一种非常规的防御模式，在本土建立一个旨在敌人入侵后能够发挥作用的秘密抵抗网络……面对最近发生在东欧的事件所传递出的信号，政府必须重新审视所有非正规战争形态的部署，主动核查当前国家防卫系统在政治和军事技术层面的实用性和有效性。”
只在意大利，瑞士和比利时进行了一次这样的核查。时任法国国防部长的让.皮埃尔.舍韦内芒（Jean Pierre Chevènement）认为，法国一直呆在所有这些“之外”。然而朱利奥.安德列奥蒂证实， 意大利军事情报组织曾于1964年加入由美国、法国、比利时和希腊组成的“同盟国地下委员会”。
一份2000年由意大利国会专门负责委员会（左翼民主党）发布的文件基本确认了一个事实：“短剑”网络和意大利大东方共济会传道第二分会（人称P2）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第二分会领袖里西奥.戈里（Licio Gelli）不但是一个前法西斯分子，还曾担任意大利海军突击队和美国战略情报局建立意大利潜伏网时联络官一职。在他的分会中，集结了意大利从政治、军队、宗教、到金融和艺术……几乎所有领域的精英人物，而他本人的名字也和不计其数的政治及金融流血事件搅和在一起。意大利情报机构前负责人吉阿纳德里奥.马勒蒂将军（Gianadelio Maletti）2001年3月表示，中情局曾协助意大利恐怖主义活动。1981—1984年间担任意大利军事情报与安全局（SISMI）局长的尼诺.鲁卡莱斯将军（Nino Lugarese）也证实，意大利存在一个由八百人组成的“超级短剑”网络，专门对付那些琐定的政治目标。
2008年，在阿曼努埃尔.阿玛哈（Emmanuel Aamra）执导的纪录片《阿尔多.莫罗的最后时光》中，前美国国务院官员斯蒂文.皮埃兹尼克（Steve Pieczenik）和时任内政部长的佛朗西斯科.科西嘉都表示，为了控制红色旅，“短剑”网络和中情局在阿尔多.莫罗绑架案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
让.保罗二世在大灰狼的菜单上
1981年5月13日，圣.皮埃尔广场，一个男子朝让.保罗二世开了一枪。宗教领袖摔倒在地，严重受伤。
土耳其极端民族主义组织“灰狼党”的非宗教分支机构成员穆罕默德.阿里.阿卡（Mehmet Ali Agca）被当场抓获，后被意大利法庭判为终身监禁。2000年，在被捕十九年后的阿卡被转押回土耳其。在那里，他面临另一项指控：1979年杀害《民族报》主编阿贝蒂.伊佩克奇（Abdi Ipekci）。
根据《外交世界》的报道，“灰狼党”是一个和土耳其黑手党联系紧密的组织，由意大利“短剑”网络遥控指挥，对付极左势力，然而却被极右所利用。此外，穆罕默德.阿里.阿卡应该接受了另一个“灰狼党”成员阿部杜拉.卡特里（Abdullah Catli）的后勤援助。在土耳其左翼人士经常光顾的咖啡里，后者带给他一把手枪。
纽约调查记者鲁西.克米萨（Lucy Komisar）支持瑞士巴塞尔大学当代历史学教授达尼埃尔.冈瑟（Daniele Ganser）在2004年出版的《短剑行动与西欧恐怖主义》一书中的观点。他们都认为，“灰狼党” 、中情局、保加利亚黑手党（有时也被称为莫斯科的复仇工具）和 “短剑”网络土耳其分支——“抵抗游击队”之间存在密切的合作关系。
黑手党收拾残局
就算黑手党没有直接参与谋杀行动，它也是个幕后的资助者。这种假说在一些忏悔录，特别在文森佐.卡勒卡哈（Vincenzo Calcara）的认罪词中得到了确认。在面对法官帕奥罗.伯塞里诺招认罪行时，卡勒卡哈承认，自己曾受黑手党企业家米歇尔.卢克塞斯（Michele Jucchese）的委托，于1981年5月12日去了一趟罗马，帮助两个土耳其人阿卡和卡特里逃出意大利，回到土耳其。而这个卢克塞斯则是通过第二分会（P2）和梵蒂冈银行总裁保罗.马尔桑多斯大主教（Paul Marcinkus）取得的联系。 需要提及一下历史：安布罗夏诺银行破产案丑闻也曾将这位马尔桑多斯大主教牵涉其中。
英国记者大卫.亚罗泊（David Yallop）在《以上帝之名》一书中提出一种假说，马尔桑多斯大主教与在位只有三十三天的教皇让.保罗一世之死也并非毫不相干。假说受到历史学家约翰.康威尔（John Cornwell）的反驳。他认为，健康状况，繁重的工作和压力都是这位宗教最高领袖心脏突然停止跳动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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