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林肯时代的来临 (3)

　　民主党于1860年4月23日在查尔斯顿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再次发生了分裂。分裂是在民主党政治纲领问题上产生的。奴隶制问题是政治纲领的核心问题之一。在美国，维护奴隶制的利益集团的势力非常强大。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德雷德·斯科特案所采取的态度鲜明地说明了这一点。黑人德雷德·斯科特原来是一名奴隶，1834年随同其主人来到伊利诺伊州的斯奈林堡。根据1820年密苏里妥协案的规定，伊利诺伊州是自由州，在该州境内禁止奴隶制的存在。这样一来，斯科特顺理成章地获得了自由人的身份，并在奴隶成家立业、娶妻生子，生活了四年时间。1838年，斯科特又随其主人回到了密苏里州，再次被当作奴隶，丧失了自由人身份。1847年，斯科特向密苏里巡回法院提出申诉，要求承认其公民身份。初审获得胜利，但密苏里最高法院于1848年驳回了斯科特的诉讼请求。斯科特接着又上诉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1857年3月6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了臭名昭著的德雷德·斯科特案(DredScotCase)的判决，公然主张奴隶制适用于美国所有领土，不论是蓄奴州还是自由州。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罗杰·坦尼认为，美利坚合众国宪法通过时，黑人不是公民，因此黑人德雷德·斯科特并不具有诉讼当事人的法定资格。他说，“‘合众国公民’和‘人民’的字眼的意义是相同的名词，指的是同样的东西。两个名词都是说明一个政治主体；依照我们的干涸制度，这个政治主体构成主权，并通过其代表，掌握权力并领导政府。他们是我们通常所称的‘有主权的人民’，每个公民是这个人民的一员，这个主权的组成成员。

　　我们当前的问题是，妨诉抗辩中所说的那样一类人(指黑人——作者注)是否构成此人民的一部分，是否为此主权的组成成员？我们认为他们不是的，原来也没有打算把他们包括在‘宪法’的‘公民’一词之内的，因此不能要求‘宪法’对合众国公民所规定和保证的权利和特权。相反的，他们在当时是被视为从属的、劣等的一类人，他们是为统治的种族所制服的人们，不论被解放与否，他们仍是屈从于统治种族的权威之下的；除握有政府权力的人所愿意给予他们的权利外，他们不得有任何其他权利和特权。

　　……”他指出，各州无权行使联邦公民权；各州可以赋予其境内的居民任何政治权利，但根据美利坚合众国宪法，不能将黑人变成合众国公民，也不能使黑人享有联邦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坦尼大法官还援引宪法第五条修正案，宣称奴隶主对领地内的奴隶拥有无可争议的，神圣不可侵犯的财产所有权，美国国会无权制定法律进行干涉或剥夺之。他在判词中说，“既然宪法承认奴隶为其主人的财产，同时没有区别这种财产和公民所有的其他财产的不同，则根据合众国的权力而行使职权的裁判机关，无论是立法机关也好，行政机关也好，或司法机关也好，都没有权力划分这个界线，或拒绝他们享有为保护私有财产，免受政府侵害而规定的条款和保证的利益。”

　　“现在……以奴隶为财产的权利是‘宪法’上清楚地、明文地肯定的。……假如奴隶从他的主人处逃跑，政府以明文保证在将来的全部时间内保护奴隶主的财产。……‘宪法’中找不出一个字来表示给予国会对于奴隶财产有更大的权力，或给予这类财产的保护少于其他任何种类的财产。……”也就是说，奴隶的财产身份是法定的，不容侵犯的。这充分暴露了内部种植园主势力集团控制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意欲将奴隶制推广到美国的所有领地的图谋。

　　参加政纲委员会的北部人希望跟着南部人，共同支持德雷德·斯科特案的判决结果，谴责北部各州的人身自由法，并主张合并古巴。但是，南部人还不满足，他们要求国会通过一部适用于全美国的《黑人法典》。亚拉巴马州的扬西声称，民主党必须承认“奴隶制是正当的”。北部的少数派所提出的报告，被大会于1860年4月30日通过，作为民主党的政治纲领。这样一来，亚拉巴马州州的代表团，以及南卡罗来纳州、佐治亚、佛罗里达、路易斯安那和阿肯色等州的大多数代表纷纷退出了代表大会。民主党内部的分裂公开化了。对于南部人来说，要想维护他们的“特殊制度”，最好的办法是选出一位民主党人当总统；而民主党内出现的地理上横亘南北的大分裂，使得民主党人成为总统的希望破灭了。

　　南部权利派退出查尔斯顿代表大会后，大会进行了提名总统候选人的投票，但没有人获得法定的三分之二多数票。因此，大会于5月2日休会，定于6月18日在巴尔的摩复会。在这次会议上，在是否重新接纳已经退出大会的代表这个问题上再次出现分裂。大会决定不再承认退出大会人员的代表资格。这样，更多的人从代表大会中分离出去了。随后，大会提名斯蒂芬·道格拉斯为民主党正式的总统候选人。而分离者们则提名当时的副总统、肯塔基州的约翰·布雷肯里奇为总统候选人。在查尔斯顿会议上分离出去的民主党代表也接受这一提名。民主党正式分裂。

　　三、共和党的诞生与林肯的崭露头角

　　《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引发的美国主要政党的分化和改组，促成了一个新的全国性政党的诞生。有美国学者曾经指出，“北部对《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的积怨产生了现代共和党。”《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对许多北方的资产阶级政客来说不啻一剂药力巨大的清醒剂。这些人过去一直对废奴运动和废奴主义者采取敌视和不合作态度，而对南方奴隶主则采取姑息养奸的纵容态度。《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在国会的通过并被总统签署生效对他们来说无异于当头棒喝，使他们真正认清了奴隶制扩张的汹汹来势，因此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反对奴隶制及其扩张势头的其他派别和团体也在不同程度上认识到，一味的妥协退让非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是奴隶主得寸进尺，气焰更加嚣张。因此，必须团结起来，共同与奴隶制进行斗争才有出路。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各个政党内部那些厌恶和反对南部所推行的“特殊制度”的派别，开始进行一次新的政治联合。这个过程首先在西北部各州展开，之后逐渐推进到整个西部和东北部地区。

　　1852年2月28日，反对《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的辉格党人和民主党人共计五十人在威斯康星州的里彭进行集会，强烈主张建立一个新的政治组织。5月26日，大约有30名国会议员举行会议，一致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全新的政党，其名称最好叫做“共和党”。同年7月6日，反对《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的自由土壤党人、民主党人和辉格党人在密歇根州的杰克逊市召开会议，决定联合起来，采取共同行动反对联邦政府的内布拉斯加政策，并成立了一个名为“共和党”的新的政党机构。

　　会议通过了反对扩张奴隶制的政治纲领，宣称奴隶制在“道德上、社会上和政治上”是一大罪恶；强烈要求废除《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和《逃亡奴隶法》，并在哥伦比亚特区废除奴隶制；决议消除一切政治分歧，联合起来，反对奴隶制的扩展。随后在印第安纳州、马萨诸塞州、俄亥俄州、佛蒙特州、纽约州和威斯康星州相继成立了拥护共和党的政治团体。很快，北部各州都成立了共和党的组织机构。东北部的辉格党人有数千人加入了共和党，而南部的辉格党人则纷纷加入了民主党。共和党的力量迅速壮大，1854年首次参加国会选举时就赢得了北部的多数席位，自此，共和党和民主党成为美国的两大主要政党，一直延续到今天。

　　共和党于1856年参加了总统选举。1856年6月17-19日，共和党在费城召开了其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在充满欢乐的气氛中推选“西部的开路先锋”、加利福尼亚州前参议员约翰·弗里蒙特为总统候选人。大会通过的政治纲领强调遵守《独立宣言》的原则，国会有权处理各州的奴隶制问题，宣布“国会有权力和责任在各领地禁止一夫多妻制和奴隶制这两个野蛮时代的产物”，反对废除《密苏里妥协案》，支持堪萨斯作为自由州加入联邦。政纲还严厉谴责《奥斯坦德宣言》是联邦政府迎合奴隶主的意愿，企图将奴隶制扩展到加勒比地区的帝国主义计划。共和党人认识到，这次大选的实质性争端是为世人瞩目的奴隶制问题，所以，他们提出了一个非常动人的口号：“自由言论、自由土地和自由人弗里蒙特。”但此次大选中，年轻的共和党不敌民主党。

　　在辩论《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和争夺堪萨斯领地的斗争中，亚伯拉罕·林肯再次展现了其政治天赋。在斯普林菲尔德蛰伏了近五年后，林肯于1854年重返政坛。他此时的目的有两个：一是保证第七国会选区的代表理查德·耶茨再次当选。此人曾经坚决反对《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二是团结辉格党的力量。从道格拉斯在参议院提出《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时起，林肯开始深入思考奴隶制的争端，并研究了国会关于此问题的历次辩论。他为耶茨所做的巡回演说比以前更加富有吸引力。不久，耶茨选区外的地方也纷纷邀请他去演说。

　　同时，道格拉斯利用国会休会的机会，跑回伊利诺伊州为自己的提案进行辩护，并鼓舞其追随者的士气。10月3日，在州的博览会上，道格拉斯发表了他的千篇一律的演说。等到道格拉斯的演说一结束，一直在会场外来回踱步的林肯就向与会者宣布，他明天要就道格拉斯的讲话做出回答。这就是后来被称为皮奥里亚演说的著名讲演。林肯认为《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是对一个神圣协议的直接侵犯，并且是个严重的错误。他明确指出：

　　“错在它允许奴隶制进入堪萨斯州和内布拉斯加州这一直接后果，错在它的原则可能会让奴隶制扩散到其他一切地方去，只要那里的人有意采纳这一制度。正如我必然认为的，这种口头上宣称不在乎的态度，掩盖了扩展奴隶制的真正热情，我只能感到憎恨。我憎恨这一法令是因为奴隶制本身极不公正。我憎恨这一法令是因为奴隶制使我们的共和国范例失去了在世界上应有的影响，使得自由制度的敌人似乎很有理地辱骂我们的伪善，使自由的朋友怀疑我们的真诚特别是因为它迫使我们自己当中的好多真正的好人公开反对公民自由这一原则本身，批评《独立宣言》，坚持说除了自身利益外，不存在什么正确行为的准则。”

　　他同时表示对南部人并无偏见，并完全能够理解他们的处境。他承认南部人有蓄奴的宪法权利，并愿意使他们通过某些立法以要求追回逃亡的奴隶。

　　林肯希望把他对奴隶制扩展的态度同对于已经存在的奴隶制的态度区分开来。他说，哪怕把世界的所有权力都赋予他一人，他也不知道怎么对待早已成为制度的奴隶制。他希望解放奴隶并把他们送到利比里亚去，在那里为黑人建立一个黑人共和国。但又觉得这个法案太离谱儿了。

　　就在国会热烈讨论《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时，林肯却在探讨、分析以期找到此次争论的核心所在。他认为，“奴隶制起源于人类自私的本性，反对奴隶制则由于人类热爱正义的本性。这两种原则永远是对立的，一旦随着奴隶制的扩张而形成激烈的冲突，随之而来的必然是无休止的愤慨、痛苦和动乱。你可以废除密苏里妥协案，废除所有的妥协案，废除独立宣言，废除过去的全部历史，但你仍废除不了人类的本性。……人类还要继续说，奴隶制扩张是错误的。”林肯认为，恰当的途径是恢复《独立宣言》中提出的人人平等的原则和信念，恢复《密苏里妥协案》。

　　这次演说以及随后在伊利诺伊州各地发表的演说大大提高了林肯的政治声誉和知名度。但是，1855年2月，林肯在竞选国会议员的活动中还是以失败而告终了。这对林肯的打击很大。他不得已再次重操律师业务，并成功地进入伊利诺伊州州律师届卓越分子的行列。

　　但这次退隐与以前不同，林肯非但没有远离政治，反倒更加关注政治的走向了。“我们作为一个一半是蓄奴州，一半是自由州的国家，能够持久地继续合在一起，并永远合在一起吗？”林肯注视着堪萨斯不祥的发展前景，向特兰西瓦尼亚大学教授乔治·罗伯逊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他感到有些迷茫了。他承认，自己在政党政治的斗争中不知道到底应采取怎样的立场了。他曾经这样写到：“我认为我是个辉格党人，然而别人说辉格党已不存在，说我是个废奴主义者。……我现在做的仅仅是反对奴隶制的扩展。我不是一名一无所知党的成员。这是肯定的。……在我看来，我们退化的速度非常快。在建成国家时，我们一开始就宣布‘人人生而平等’。现在我们实际上把这句话读成‘人人生而平等，黑人除外’。要是一无所知党掌权，它会把这句话读成‘人人生而平等，黑人、外籍人和天主教教徒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