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章 黎明前的黑暗 (2)

　　到1942年，联邦政府开始对黑人士气状况进行调查，以期找到改善的办法。此项目先后由事实与数据办公室和战时情报处(theOfficeofWarInformation)负责。这些机构的调查表明：黑人对日本较德国有更多的好感；60%的美国白人认为，美国黑人对其受到的待遇是满意的，黑人正在获得他们应该得到的所有机会。在东北部和西部所有接受调查的白人当中，一半以上的白人相信，政府应当为黑、白种族设立隔离的学校、饭店和社区。全国各地的大多数白人认为，黑人在二战后的待遇不会好于1942年；黑人之所以在社会上处于较低的地位，乃是因为其自身的缺陷，而与白人无涉。故而这些调查机构的成员武断地认为，黑人公民应该抑制不满情绪，忍受歧视；其中以弗吉尼厄斯·达布尼的观点最具代表性。达布尼属南部白人自由派，时任里士满《时代电讯》报编辑。他指责“极端主义”的黑人报纸和黑人领袖“要求一夜之间使种族关系发生革命，”结果却“激起了种族间的仇视。”他还警告说，“如果想要强行在整个南部取消种族隔离制，那必将引发暴力事件和流血冲突。”而黑人群众对此种警告采取了决不妥协的立场。

　　联邦政府对国防工业中歧视问题的关注使黑人更加明确地认识到，他们不能完全参与到那些为提高黑人士气而设立的项目中去。美国黑人发现他们日益难以将其受到的待遇与美国宣称的战争目标一致起来。城市黑人对于国防工业中的歧视现象最为不满，尤其反对武装部队中黑人士兵受到歧视性待遇。战争使黑人空前地团结起来，将其注意力集中于他们在美国社会上的不平等地位上。美国黑人几乎一致希望联邦政府能作出反应，改变其目前的不平等地位。

　　为了提高黑人士气，部分地满足黑人改善自身处境的渴望，联邦政府虽然有意采取了诸如颁布命令禁止联邦培训项目中的歧视现象，设立专门机构调查黑人士气低落的原因等措施，但因未能把握黑人士气低落、进行抗议活动的根本原因，加上美国白人的普遍的不合作态度，这些措施不但未能奏效，反而加剧了黑人的不满。白人反对种族关系的变化又为联邦政府在此问题上裹足不前提供了理论依据。凡此种种都使黑人感到更加悲哀。

　　然而，黑人作为少数种族团体的一员，其士气却是高昂的：他们的种族意识空前提高，并决心为在美国社会获得更好的地位而战。而美国的民主口号也在另一方面加深了黑人对于民主制度的信条和实践相脱节这一两面性的认识。黑人作为美国人对美国的战争政策采取消极态度的同时，作为黑人“则对种族目标和企望抱有相当积极的态度”。

　　二战激发了黑人的种族意识、政治意识和寻求变革的渴望。美国黑人利用二战将其种族要求与战争所要维护的民主原则联系起来。众多黑人确信，他们必将从战争中获益。珍珠港事件之前，黑人报纸数次指出，美国对黑人的待遇与德国对其少数种族的待遇没有差别。1941年，《危机》发表社论，将美国的白人至上观念与纳粹的黑人计划相提并论，指出二者之间存有明显的相似之处。甚至一向保守的全国城市联盟的机关报也做了类似的比较。专栏作家乔治·斯宾勒认为“和平意味着……当前地位的延续……如果黑人想要获得自由，就必须结束这种状况”。因此，二战持续得越久越好，因为有一天“或许我们会发现自己已从长期受压迫的地位中翻了身”。黑人们之所以对二战抱有如此厚望，是因为他们逐渐认识到，战争给黑人提供了一个让美国白人的良心受到谴责和震撼的绝好机会。“是战争让我们有机会……来劝说、强迫我们的政府和国家，并让其感到尴尬和羞耻……从而对占其人口十分之一的黑人采取更加开明的态度！”匹兹堡《信使报》如是说。他们确信二战的结果将使其生活更加美好，因为革命力量已在世界范围内发展壮大起来。世界不再是“白人的世界”，“白人不可一世的神话”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美国黑人对自身的当前地位也日益不满，全国各地都在对种族隔离制进行重新评价。北部开始对过去接受某种形式的种族隔离制展开自我批评。南部黑人则更大胆地公开质疑种族隔离制的不可侵犯性。1942年10月，一批南部黑人领袖在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举行集会，并发表了关于种族关系的宣言。他们在认同黑人应当在国内和海外两条战线上为民主制度而战的基础上，要求在美国生活中给予黑人完全的平等。达勒姆会议“基本上是反对我们美国社会的强制性种族隔离制的原则和实践的”。而且，南部黑人大学生中存在严重的不满，南部，特别是地方性的黑人政治活动也在增多。等到匹兹堡《信使报》发出“双重胜利”运动(Double-VCampaign)的号召，黑人响者云集。

　　其实，早在日本奇袭珍珠港时，黑人对于战争的看法就已发生了变化。如前所述，二战使黑人获得了新的就业机会，得以进入以前对之严加限制的国防工业和军队中。但是，不论在国防工业和军队里，还是在国内和国外，黑人都受到严重的歧视。这大大打击了黑人的为战争作贡献的积极性。芝加哥《卫报》在一篇社论中描述了黑人的失落情绪，“我们在国内尚未得到民主，却为什么要为捍卫外国的民主而死呢？一战以来我们享有过什么民主吗？我们还不是照样受到种族隔离，遭受私刑？我们的民权和宪法权利受到尊重了吗？”因此他们认为参加一战是巨大的错误；现在黑人不能简单地为支持美国在国外打仗，而延迟在国内争取完全的公民权和其他平等权利的斗争。

　　黑人们要充分利用战争危机及他们对民主党和新的工会组织的日益扩大的影响，在国内和国外两条战线上为民主而战。这种主张最初是作为对黑人士兵受到的歧视性待遇的一种反应而提出来的；珍珠港事件后，它成了美国黑人的口号。1942年，匹兹堡《信使报》首先发起了“双重胜利”运动——“在国内战胜我们的敌人，在海外战场上也要战胜我们的敌人。”　珍珠港事件发生几周后，密苏里州希克斯顿的一名黑人惨遭私刑致死，芝加哥《卫报》遂将“双重胜利”作为其战争口号：“记住珍珠港和希克斯顿。”这种战争口号是黑人对二战所采取战略和黑人政治意识提高的集中体现，代表了黑人的基本要求，因而得到黑人的积极拥护和响应。包括黑人妇女在内的广大黑人群众积极投身到两条战线的斗争当中去，并从中受到极大的锻炼。据不完全统计，到战争结束时，仅在武装部队中服役的黑人和妇女即达100万人，占黑人总人口的7%强。

　　种种迹象表明，二战使黑人的种族意识和政治意识空前提高，凝聚力大大增强。他们要求从根本上变革美国的种族关系结构，给予黑人完全的平等。

　　二战期间，美国全国各地的种族关系均呈紧张状态。仅在1943年即发生了包括底特律　骚乱在内的多次骚乱。这表明美国黑人已对其现状提出挑战。1944年，有人对十四名杰出的黑人进行了调查。他们当中既有保守派和自由派，也有南部人和北部人。他们对“美国黑人想要什么？”这一问题的回答几乎是一致的：十二个人认为，美国黑人需要完全的政治平等、经济平等、机会均等和取消了种族隔离制的完全的社会平等。

　　大部分美国黑人及其领袖要求美国政府对其种族政策进行革命性变革，结束内战对种族隔离制的默许政策，支持种族融合，在全国其他地区树立榜样。这即是1942年3月由事实与数据办公室(theOfficeof　FactsandFigures)召集的会议上，绝大多数黑人领袖表露的心声。《危机》杂志恰当地归纳了众多黑人的要求：黑人们“一直徒劳地等待重大变革的出现，这场战争将使黑人目前的状况不能再维持下去了。”

　　但白宫及联邦政府的其他机构未能对黑人思想中的这种革命性变化作出积极而有效的反应。1942年2月，黑人教会兄弟委员会(FraternalCouncilofNegroChurches)呼吁罗斯福总统结束国防工业和武装部队中的种族歧视现象，罗斯福总统采取了如下立场：“鼓励人们异想天开是非常糟糕的。”罗斯福总统在黑人权利问题上的态度是保守的和“完全放任自流的”。联邦政府内外不乏对此问题感兴趣的人士。他们建议在种族关系领域采取一些措施，以改善黑人的权利状况。罗斯福总统对此漠不关心。1942年2月，朱利叶斯·罗森沃德基金会的爱德温R.恩布里准确地感觉到了美国种族关系中日益严重的危机形势。他敦促罗斯福总统建立一个种族关系专家委员会，为政府在此问题上采取何种改进措施提供咨询。罗斯福总统对这一建议的答复表明，他认为种族关系是当前改革进程中为了进行战争而不得不作出牺牲的一个领域。他指出，这种委员会是“不成熟的，”“我们在为将来作出规划之前，……必须打赢这场战争。”罗斯福总统认为，“我不能确信，在此危急关头，我们在战争问题上能成为现实主义者，而又不失为未来的设计师。”

　　1943年，美国爆发了数次种族骚乱。这之后，越来越多的人提出了建立全国性种族关系委员会的建议，但罗斯福总统仍坚持其原有立场。与以往稍有不同的是，他任命乔纳森·丹尼尔斯负责从联邦政府各部门中收集有关当前种族关系以及所采取的措施方面的信息。后来，当杜鲁门总统认识到种族关系已发生革命，联邦政府不得不采取行动时，才将此建议付诸实施，建立了总统民权委员会。

　　二战使黑人深刻地意识到美国社会对黑人的歧视是无所不在的，甚至在保卫国家的问题上也要给黑人设置重重障碍。这使他们很痛心，并产生过消极情绪；同时也使他们对真正实现民主平等原则产生了强烈的要求。而二战恰恰为黑人提供了实现民主原则的精神动力和机遇。

　　二战使黑人萌发了较强的群体意识，更清楚地认识到自己作为一个少数种族，有着与白人不同的利益和命运，并初步感觉到利用群体的力量，来争取平等与权利时的巨大效用。同时，美国联邦政府在解决黑人问题时所表现出的踌躇和犹疑态度使黑人深刻地体会到美国民主制度的两面性，坐等白人施舍给黑人民主与权利是不可能的；必须起来斗争。所有这些都为后来黑人民权运动的兴起作了思想上的准备。“向华盛顿进军运动”的发动为黑人转变斗争方式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