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一生功过谁人知(1)

　　张锐强

　　袁崇焕一介书生，却接连两次在宁远建功，先后挫败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可谓将星闪耀；他被千刀万剐而死，确实过分，但崇祯列举他的那些罪状，却多有实据，至少比袁崇焕枉杀毛文龙时，列举的十二大罪状要可靠很多。计六奇的《明季北略》甚至直接将那十二条罪状类比为召回岳飞的十二道金牌；袁崇焕的直接死因是后金兵薄京师，可因此而丧命的高官，又何止袁崇焕一人……

　　不务正业

　　万历四十六年是公元1618年。无论对于日暮途穷的大明帝国，还是蒸蒸日上的考生袁崇焕，它都是个极其吃紧极度忙活的年份。

　　袁崇焕远非高仙芝那样的帅哥。与之相反，他的容貌可能类似封常清。大学士钱龙锡在奏折中称他“容貌丑陋”，张岱在《石匮书后集·袁崇焕列传》说得更加明白：“袁崇焕短小精悍，形如小猱，而性极躁暴。”直言他个子矮，长得像猴子，性格暴躁。

　　好在历史从不以貌取人。袁崇焕本人也志不在此。当时摆在他跟前的头等大事，便是赶赴省城参加当年的乡试。乡试秋天举行，所谓“秋闱”。在此之前，该考生的科举之路远非一帆风顺。他曾经写过一首题为《落第》的五律，前面四句是：

　　遇主人多易，逢时我独难。八千怜客路，三十尚儒冠。

　　浩叹生不逢时，而立之年还空戴儒冠。

　　相对于袁崇焕，大明帝国需要忙活的事情更多，重中之重则是调集人马筹措粮饷，准备对辽东用兵。因为建州女真的首领努尔哈赤，以“杀我父祖”等“七大恨”为由，当年四月十三日正式起兵，向昔日的宗主国叫板，接连攻陷抚顺（今辽宁抚顺）和清河（今辽宁本溪东北），明军总兵张承荫当场阵亡。

　　消息传出，“举朝震骇”。就连万历帝，也深感“辽左覆军陨将，虏势益张，边事十分危急”，立即派杨镐为辽东经略，前往沈阳组织剿灭。由于辽东明军武备松弛，士气颓靡，政府只得“以倾国之兵，云集辽沈，又招合朝鲜、叶赫”。然而征调来的湖广川陕兵，情形也基本差不多，许多人“伏地哀号”，“不愿出关”，甚至将领也“哭而求调”。

　　有钱男子汉，无钱汉子难。人头凑齐，粮饷也得够。当时的大明王朝早已是入不敷出，捉襟见肘，朝廷只得专门成立辽东饷司，下令全国田土除贵州以外，每亩均加征三厘五毫银子，预计可得两百万两，由各地库房动用现存款项，解往饷司，以后征得垫补。

　　当年秋天，明政府和袁崇焕所忙活的事情，全部达到预期目的：大批明军赶到辽东，号称四十七万，实际有差不多十一万；袁崇焕科场得意，顺利中举。于是接下来的万历四十七年，就成了决定国家和个人命运的关键一年，而且都在春天：会试在春天于礼部贡院举行，所谓“春闱”。假如顺利，袁崇焕将成为进士，继续参加最高级别的殿试，从而决定自己出仕的起点高低；明朝的命运其实未必非要在春天决定，但当时的内阁只有大学士方从哲一人。作为众矢之的，他孤独地承受着莫大的压力，近乎崩溃，因此尽管士气低落、出兵条件并不成熟，他还是一再催促杨镐动手。

　　当年二月二十九日，杨镐兵分四路，分进合击，结果四位总兵战死两员，其中剩下的一个，后来也因此而自杀，他就是辽东名将李成梁的儿子李如柏。

　　国家完败，自是不幸，不幸中的万幸是个人完胜：祖籍广东东莞、出生于广西布政使司梧州府藤县北门街的考生袁崇焕，蟾宫折桂高中进士，殿试列为三甲第四十名。殿试不是淘汰赛，全部进士根据成绩划分为三个等级，所谓“三甲”。一甲三名，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名，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名，赐“同进士出身”。从排名看，袁崇焕的成绩很一般，类似艾森豪威尔。后者毕业于西点军校的将星云集之班，全部一百六十四名毕业生中，后来有五十八人晋升将军，而艾森豪威尔的成绩是第六十一名。

　　那一年袁崇焕三十五岁。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这个年龄拿现在看未免太老，因为官员也要吃青春饭；可在当时，还算差强人意。

　　一般而言，一甲进士直接授予翰林院编修，二三甲进士考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殿试排名并不靠前的袁崇焕，考选结果也不突出，因此未能留在中央，被授予福建邵武（今福建邵武市）知县。邵武位于闽西北、武夷山南麓，濒临闽江支流富屯溪，号称“八闽屏障”，即便今天也属福建经济相对薄弱的区域。而翰林院庶吉士虽然也是秩微俸薄，按照时下的观点看没有实权，灰色收入少，但终究在天子脚下，比邵武知县显然要尊贵许多。

　　然而这对袁崇焕而言根本不成问题。他的志向远非不痛不痒的地方官，按部就班地升迁。他身在邵武，心在辽东。主持县里的童子试时，他“日呼一老兵习辽事者，与之谈兵，绝不阅卷”。此举涉嫌不务正业，但没有证据表明县长耽误过莘莘学子的终身，所以反倒成为美谈。他这样沉醉军事，结果还真找到了同道。后来在宁远之战中炮击敌军，一发命中“歼虏数百”的罗立乃是“闽卒”，当是他此间的知音。

　　袁崇焕在邵武期间的官声，跟他题写的“聚奎塔”匾额一样出众。这三字是他唯一可信的手迹，阴文颜体行楷，颇见功力；《邵武府志》则说他“明决有胆略，尽心民事，冤抑无不伸”。不知是否因为后来的经历，《邵武府志》中的袁崇焕近乎侠客，几能飞檐走壁：“尝出救火，著靴上墙屋，如履平地”。

　　袁崇焕爬墙能否“如履平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邵武府志》对他性格的刻画十分精准：“明决有胆略”。而最终就是这五个字，决定了他的悲剧命运。

　　单骑阅塞

　　三年任职期满，袁崇焕奉命进京朝觐，接受政绩考核。东林党人、御史侯恂上疏建言：“见在朝觐邵武县知县袁崇焕，英风伟略，不妨破格留用。”

　　侯恂知名度不甚高，但其准儿媳李香君，可谓光耀千古。侯恂一生推荐过的官员无数，最著名的当属这两位：先是袁崇焕，后有左良玉。

　　袁崇焕因此得以出任兵部职方司主事。兵部下属四司，职方司主管判断军事形势，拟定军事计划，以及地图测绘，类似今天的总参。袁崇焕之所以进入该部门，固有人尽其才的考虑，也与当时辽东的严峻形势不无关系：短短三年，开原、铁岭、辽阳、沈阳、广宁等战略要点相继失陷，总兵这样的高级将领先后折损十四员，方面大员、经略袁应泰自杀。边情吃紧，兵部自然要“加强领导”。

　　当时广宁刚刚失守，熊廷弼和王化贞仓皇逃入关内，山海关已成最后防线。新任辽东经略王再晋认为，辽东局势已经无法挽回，建议收缩防线，退保山海关，廷议时引起激烈的争执。都说山海关，山海关，究竟那里地形地貌如何，是否适合防御，或者应该如何防御，袁崇焕心里没谱。关键时刻，他证实了《邵武府志》对其“明决有胆略”的性格描述，在谈到辽事人人缩首的背景下，上演了单骑阅塞的好戏。

　　明代官员跟唐朝差不多，除了节假日，每十天休一次假，所谓“旬休”，其余时间都要上班。可忽然有一天，兵部新任袁主事神秘蒸发，一连几天没去坐班。无故旷工连续多日，任何时候都不能容忍，部里赶紧派人上门寻找，但他家人竟然也毫不知情。袁主事究竟何在？在山海关实地查看形势。掌握了第一手资料，几天之后他重新出现在朝堂，谈起战守便能滔滔不绝，并且夸下海口：“予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

　　这句豪言壮语，随即将袁崇焕推上风口浪尖。按照道理，他不过是个小小的六品主事，上面有部门领导员外郎和郎中，更有兵部首长侍郎和尚书，哪里用得着他出头？可在他的性格辞典中，从来没有退缩与回避这样的词条。他有的是主意，不惧刀山火海。

　　人气低迷，朝臣胆寒；此言一出，四座皆惊。袁崇焕再度遭遇火箭提拔，本官升任山东按察司佥事，差遣是到山海关当监军。职方司主事不必决断，而监军尽管只是监察官而非指挥官，但毕竟已经离开朝堂，身处前线，关键时刻需要自己拿主意。

　　前任辽东经略熊廷弼革职听勘，正在京等候处理。袁崇焕履新之前，特意前去拜访，寻计问策。熊廷弼的辽东策略“坚守渐逼”可谓英明，惜乎他本人“性刚负气，好谩骂，不为人下”，而拥有重兵的巡抚王化贞则“呆而愎，素不习兵，轻视大敌，好谩语”，两人性格不合策略也不合，离心离德，不败才怪。

　　一个是新官上任，急于施展，内心火热；一个是败军之将，生死未卜，感慨万千。当时的场面，一定很精彩。对于袁崇焕的踌躇满志，深知辽东三昧的熊廷弼自然不会简单苟同。他面试一般询问袁崇焕“操何策以往”，袁崇焕胸有成竹地对道：“主守而后战”。

　　这个策略类似“坚守渐逼”，也是袁崇焕战略思想的核心。此后他的种种罪名，都与之密切相关。

　　袁崇焕首先移驻山海关外的中前所（今辽宁省绥中县前所镇），监参将周守廉，游击左铺，经理前屯卫（今绥中前屯）事务。没过多久，便有驻守北山的湖广士兵溃逃。这种局面难不倒袁崇焕。他快刀斩乱麻，咔咔嚓嚓几颗人头落地，秩序随即恢复。当年六月，王在晋又命令袁崇焕前往前屯，安置流亡的辽民。命令传来时，应该已经是下午。按理这并非救兵如救火的紧急任务，早一天晚一天都没关系，但袁崇焕还是一夜都不愿意等。他内心燃烧着火一般的激情，勤于王事而刻不容缓，接到命令便连夜开拔，穿越荆棘遍地虎豹出没的山岭，四鼓入城。消息传出，“将士莫不壮其胆”。

　　营筑宁远

　　《明史本传》称袁崇焕以“边才自许”，这大约也算是文人的基本传统。正如陆游所谓的“塞上长城空自许”。然而内心激情澎湃、渴望建功立业的袁崇焕，很快就与顶头上司王在晋发生了矛盾。

　　王在晋虽然命令袁崇焕前出前屯，但他对辽东的基本判断并未改变，那就是辽东已无恢复可能，只能以山海关作为防御重心。中前所也好前屯也罢，不过是山海关伸出的小触角。然而山海关外的峰峦高于城墙，尤其是欢喜岭，正好居高临下。整个地势像口锅，而城池正好处于锅底位置。如遇战事，“奴有战地，而我无守地”。怎么办呢？他建议在外围重新修筑一道边墙形成“重城”，北连山脉，南至大海，长约三十里，将一片石、欢喜岭这些险要都包罗其中，使之成为真正的天险雄关，不可逾越。

　　激情似火的袁崇焕闻听只是摇头。丢疆弃地，不图恢复，岂是臣子本分？他“薄在晋无远略，不尽遵其令”，此时更是不惜公开矛盾，直接上书首辅叶向高，陈述己见，丝毫不顾及长官的面子。

　　至少从形式上看，明朝官场的言路还是畅通的。朝廷并未因为袁崇焕是下级而将“举报信”转交王在晋处理。事关国防大计，内阁又不清楚实际情况，无法决定，帝师、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孙承宗自请行边，前往实地查看，决定取舍。他召集大家一同商议，袁崇焕主张筑宁远（今辽宁兴城），阎明泰主张守觉华岛（今菊花岛）。最终由孙承宗拍板，营筑宁远，与觉华岛彼此犄角互相支援。山海关的死角，他也没有忽视，“并夹城之役，修筑关城，南防海口，北防角山。水则从望海台出芝麻湾，三面环海，安大炮为横击。陆则三道关之石城，可顿万人，开突门力夜击。北水关外，有峻岭筑号台十一，置炮以防外瞰”。

　　王在晋还是不肯低头。他敏锐地察觉到了觉华岛跟山海关一样，也存在先天不足：辽东大寒，冬季冰封，觉华岛难免后金骑兵的威胁，岛上水师也无法直接增援宁远，因为水师登陆，犹如旱鸭子下水，陆战毫无优势可言不说，还需要气象条件配合，如果风向不对，能否登岸都是问题。

　　局势的演变证明，王在晋的担忧都是远见。当然，这并不能简单证明孙承宗和袁崇焕主张的错误。看看《中国历史地图集》你就会明白，宁远一城对于控制辽西走廊有多么重要的意义。欲守关门，必固辽西；欲复辽东，必固辽西，这个策略本身没有任何问题。

　　不换脑筋就换人。孙承宗自请督师，王在晋调任南京兵部尚书，实际上是被挂了起来；袁崇焕升任永平道。按照惯例，总督下设一个或数个巡抚，巡抚以下也可以设一个或多个道员，由督抚与道员统御武将。

　　升官后的袁崇焕险些捅了篓子。根由很简单，还是因为他过于“明决”。当时将军吃空饷十分普遍，已成流弊。袁崇焕奉命核实人数时，太过自信，一言不合，“立斩一校”，几乎引起全营士兵哗变。孙承宗闻听大怒，质问道：“监军可专杀耶？”袁崇焕无话可说，只得低头谢罪。

　　负责修筑宁远的武将祖大寿怀疑政策的持久性，敷衍塞责，应付了事，城池的形制规模都达不到设计要求。袁崇焕很不满意，于是便量化任务，明文规定城墙的高度与厚度，天启四年（公元1624），坚强堡垒宁远最终诞生。孙承宗随即上疏朝廷，声称“宁远可战可守”，“愿用崇焕指殚力瘁心以急公”，不愿用“腰缠十万之逋臣，闭门颂经之孱胆”。

　　孙承宗器重袁崇焕是可以想见的。但久经宦海的他，并未忽视袁崇焕性格上的缺陷。他在奏疏中这样说道，“臣非谓袁崇焕辈之慷慨，而不疑其喜事也。盖再三驳其议以尽其任事之心”。慷慨激昂像枚硬币，同时具有正反两面。孙承宗敏锐地发觉了袁崇焕慷慨背后的弱点，那就是有“多事”的倾向。为了历练他，重用归重用，对其不成熟的意见，还是要再三反驳。有趣的是，王在晋也有类似看法。只是孙承宗笔下的“多事”，在王在晋看来是“轻进”：“职未尝不壮其气，而深虞其轻进也。”

　　孙承宗具体都驳过袁崇焕的什么提议，很难一一举证，但至少后来给袁崇焕造成很大麻烦的锦州，就在其列。宁远修成后，当年九月，孙承宗派袁崇焕和总兵马世龙带领一万两千兵马，巡防广宁右屯等地，类似武装侦察。这一路下来，都没遇上敌军。回来之后，袁崇焕便建议恢复锦州、右屯、大小凌河与松山、杏山等地的城堡。老成持重的孙承宗没有同意。因为当时的后金和孙承宗，都在试探对方。直到次年五月，孙承宗才派兵分驻锦右等地，“缮城郭居之”。如此一来，宁远再度成为内地，孙承宗、袁崇焕等人开疆将近五百里。宁远城更是“商旅辐辏，流移骈集，远近望为乐土”。

　　柳河之败

　　自从天启二年八月孙承宗督师以来，辽东局势平静了三年多。在此期间，孙承宗整顿军队，修筑城堡，并没闲着，成绩其实是有的，但在中央坐办公室的官员看来，这些成绩相对于十四万军队和每年六百万两的军费，实在是微不足道。因为《万历十五年》这本书，抗战将士、历史学家黄仁宇声名鹊起。根据他在《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中的研究，“1623年，国家筹集的额外军费为6688677两。这些军费，主要用于辽东战事。其中4491481两摊入土地，其余部分来自财政节流、官产出卖以及杂色税收，还包括典铺税。”这个数目对于当时的明朝政府，当然是巨大的负担。王在晋之所以反对进兵辽东，也是担心会“启无已之争，遗不了之局，而竭难继之供”。黄仁宇认为，大明王朝的崩溃，的确首先开始于经济，经济崩溃最终导致政治崩溃。不过根本原因却不是人们想当然的税收过重，而是恰恰相反。朱元璋开国之初，为减轻百姓负担、避免造反，采取税收定额制度。这个制度作为基本国策被延续下来，却没有考虑通货膨胀以及人口和田亩增加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