奢侈生活
这已经是一个再也无法掩藏的事实了，就是出国的人对比留在国内的人士。为了表达对我这个“海龟”的同情和慰问，每次回国，国内的亲戚朋友都带我去吃喝玩乐，领略国内的奢侈生活，以此证明国内可以过得多么爽，而我们留学在外，是多么得不偿失的一件事。这次朋友莉莉，带我去做身体的“精油护理”，因为她有某个美容院的包月会员卡。
刚一进去，几个穿粉色制服、戴护士帽的小姐就笑眯眯地迎了过来，左一个“姐”、右一个“姐”地叫开了。她们引我和莉莉穿过一个走廊，换了拖鞋，走到一个粉嘟嘟的房间，里面有两张床。在换衣服之前，小姐给我们端来两个大木桶，说是洗脚。洗脚就洗脚吧，里面还放了几块石头，问那是什么，说是“火石”，有“祛寒”的效果。洗完脚，换上他们发的纸内衣，躺下。
我叫小慧，给我按摩的小姐温柔地说，今天我给您服务。又温柔地追问，音乐声音大小，您觉得合适吗？屋里的光线呢？我们说好好好，没问题。刚趴下，小姐又端来一个小木桶，里面漂着一朵莲花，放在我们的脸下边，说是“清凉解乏”。然后才开始按摩，小姐往我的身上涂上一种精油，然后揉开了。在舒缓的音乐，温柔的手指间，我很快睡着了。中间朦朦胧胧翻了几次身，再醒来时，已经过了半小时了。然后跟小慧小佳聊了几句。莉莉问小慧做这份工作，一个月多少钱。小慧说不一定，看每个月客户情况。莉莉追问到底多少，小慧说：好的时候有一千吧。
她怎么还能对我们这样和颜悦色呢？我心想，我们做一次按摩，据莉莉说，没有会员卡的话，一次就400块。一个月最多挣1000的人，怎么能对一次花400块来按摩一个小时的人这样和颜悦色呢？
也许心里是有怨恨的吧，如果是我，肯定是有的。
如果来一次文革，小慧也许会给我挂上一个牌子，上面写着“资产阶级小姐××”，然后让我“坐飞机”，剪阴阳头，住牛棚，挨批斗。但是文革已经过去，而且看起来也不可能很快再来。何况文革带来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多得多。
阶级啊，这就是阶级，我心里叹息。所谓奢侈生活，前提就是阶级的差异。虽然阶级差异在世界各地无处不在，但在此时此地，它是如此明目张胆，有恃无恐，甚至不需要遮羞布。
按摩完毕，穿上衣服。小慧又笑眯眯地端来“为客人特制的冰糖银耳羹”，边看着我们喝边介绍说：我们马上要搞一个活动，叫“植入金丝”展示会，29号晚上，有一个晚宴……询问一番，原来是一种美容产品，一套9万多人民币。
有人做吗？
有啊，已经有四五个了。
出去之后，莉莉问我：感觉怎么样？还是国内好吧？
嗯，还是国内好，我赞叹道，真奢侈！
当然，我真实的想法是：消费的乐趣，从来都是无力的乐趣，数量越大越无力。
坐在莉莉的车里，突然想起初中政治课本里那句话，那句小时候完全读不懂、稍大很反感、现在却觉得很触目惊心的话。它说：所谓国家，就是阶级统治的暴力工具。
政治的尽头
政治的尽头是同情心，马蒂奥和朱莉娅的尽头是尼古拉。
《灿烂人生》里有一个镜头是这样的：防暴警察马蒂奥的同事鲁伊奇被左翼示威者打成了瘫痪，马蒂奥在哥哥尼古拉家悲愤地说起这事，尼古拉的妻子朱莉娅，一个激进左翼分子，当时就不干了。“太糟了，你站在错误的一方”
“你肯定？那什么是正确的？穷人的一方算是正确的吗？”
“对。”
“鲁伊奇比你更懂什么叫贫穷。他是个穷人，把他打成植物人的人却不是。我们在这里吃蛋糕，他却躺在医院。”
“我受够了你的垃圾言论！”
尼古拉只好出来调和：“请你们都别说了！”朱莉娅转身弹琴去了，马蒂奥调侃道：“你老婆不错。”尼古拉笑道：“你俩相处的也不错。“她是那种永远正确的类型吧。”“嗯，跟你类型一样。”于是两人会心地笑了。
《灿烂人生》里有好几个类似的情形！一场充满火药味的争论，最后以温情脉脉的谈笑收场。尼古拉的父母争吵时是这样。妹妹的婚礼上，尼古拉被解雇的工人好友和银行家好友之间的对话是这样。尼古拉父女在争论一个腐败官员是否值得同情时也是这样。对此女儿是这样解释的：我太爱你了，我不会真的跟你闹翻。
“我太爱你了，我不会真的跟你闹翻”，似乎道出了人世间喜剧和悲剧分叉的那个秘密。很多时候，你以为你的所作所为是出于爱，其实还是不够爱。另一些时候，你忙着轰轰烈烈地爱人类，却忘记了爱身边一个一个的人。
马蒂奥和朱莉娅都未曾深入这个道理。他们都试图通过政治斗争的途径去改变身边的世界，结果发现政治斗争的前提是对真理的掌握，而这个世界上没有谁确切地掌握了真理。朱莉娅在60年代的左翼运动中越来越激进，抛家弃子投奔了一个恐怖组织，从事暗杀工作，最后沦为阶下囚，世界却没有因此变得更好一些。马蒂奥终其一生都在和丑恶的制度作斗争，从僵死的考官到野蛮的精神病院，从等级森严的军队到黑幕重重的警察局，但他被碰得头破血流，在一个新年之夜，他迎着窗外绽放的烟花从阳台上纵身跳下。
而朱莉娅的丈夫、马蒂奥的哥哥尼古拉则不同。他温和而不消极，明辨是非但不急于求成。改造世界对他来说不是将一个制度连根拔起，而是以给予身边的人一点一滴的温暖开始。佐珍，片中那个被精神病院非法电击的女孩，最后不是被左翼朱莉娅或者警察马蒂奥拯救，而是在尼古拉几十年的照看下慢慢恢复。当佐珍完全将自己封闭起来时，他对她说：你每天来给我的植物浇水吧，它们需要你。
如果说改造世界是一场龟兔赛跑的话，马蒂奥就是那个兔子，而尼古拉则是那个跑得慢却跑得远的乌龟。马蒂奥在不断的碰壁中也逐渐认识到这一点，他多么希望自己也能有那样的耐心啊，在与可爱的姑娘美瑞娜相识之时，他这样自我介绍：我叫尼古拉。
也许为我们的行为守卫底线的，不是政治、不是宗教、不是法律，而是尼古拉的考官所说的“同情心”。读书读到文革时某派怎样毒打某派或者纳粹集中营里的暴行时，我总是惊骇不已，因为这全都是假真理的名义。若是人人心中都有一个同情心的底线呢？一个政治、法律、宗教都无法突破的底线呢？也许人世的希望不在于发现真理，而在于追问一句，发现真理又如何。
该电影给我最大的感触，就是片中每一个人都是那么美好，美好却不虚假。我想导演真是个善良的人，简直可以说是柔情似水。他让激进的朱莉娅弹得一手好钢琴，让暴躁的马蒂奥成为一个书迷，让美瑞娜在失去马蒂奥之后得到儿子，让尼古拉在女儿离开后重新得到爱情。他端详、雕刻、安抚每一个辗转反侧的灵魂，让你觉得世界可以变得更好，正在变得更好，还会变得更好一只要你像尼古拉的父亲所提醒的那样，不放弃身边的任何一个人，发掘他们的动人之处：“你要让朱莉娅弹琴，告诉她她有多美好，你要说，朱莉娅，为我演奏吧”。
They Just Give Up
每当你情绪低落寻死觅活时，总有一些喜剧发生让你破涕为笑，重新鼓起生活的风帆，比如胡紫微同学发表输出价值观的重要奥运演说，比如重庆人民对求精中学的热情捍卫，比如恒源祥广告商破罐子破摔的决心。
有一次和D走在一起，那天刮大风下大雨，大街上好多人的伞都被吹得东拉西扯。我们走着走着，看到路上被丢弃的一把伞，散了架，半边支着，半边瘫软在地。D说：They just give up。我们大笑。
恒源祥的广告就让我想起这种“they just give up”的大无畏精神，虽然我不明白为什么大无畏的“they just give up”精神这么具有喜剧效果，这么让人觉得人生如此有趣，死了多么可惜。基本上满足于用简单重复来表达一腔（此处可填人“义愤”、“热情”、“热血”等等具有高温感的一系列褒义词）的行为都可以被称做“they just give up”的精神，比如在一个句子后面打上无数感叹号，比如上千沈阳球迷花半个小时重复呐喊“小日本，操你妈”，比如把故宫造到999间，比如用一百万个小高炉来赶超英美，比如中学女教师用让男同学陆续到床上报道的方式来树立生活的信心。
这些行为表明，所谓自暴自弃，并不在于智力、想象力和勇气的枯竭，而在于当事人已经不打算对这种枯竭加以掩饰。
同理，当一个人放弃个体的具体性，比如关注自己是不是需要去生殖医院，转而融人集体的荣辱感中，关注重庆人民是不是需要去生殖医院，这也是一个“they just give up”的重大时刻。
They just give up me to become us，但，自暴自弃的最高表现形式并不是枯竭或者对枯竭的不加掩饰，而是通过投入集体的怀抱来升华这种枯竭，赞美这种枯竭，顶礼膜拜这种枯竭。这种升华充分体现在重庆人民沈阳球迷以及恒源祥广告腔的声音里。摆脱了智力想像力和勇气的负担，你就摆脱了自我，也就是，光荣地融入了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啦。
送你一颗子弹
Send You A Bullet是一个巴西纪录片。影片分两个线索：一个是讲述一个巴西腐败政客Jader的贪污、被起诉，被释放、重新当选议员的故事；一个是讲圣保罗市蔚然成风的“绑架富人”现象，在这条线索上，导演采访了被割掉耳朵的一个女孩、撕过票的蒙面绑匪、专门做再造耳朵手术的外科医生、每天在胆战心惊中研究防身术的商人
有点像我几年前看的另一个绑匪电影：secuestro express。只不过那是一个故事片，场景在委内瑞拉。看来绑架流行很可能不仅仅是巴西现象或者委内瑞拉现象，而是一个拉美现象。
那个胆战心惊的商人说他最吃惊的是，有一次他遭抢，抢劫犯在大街上抢了他的钱之后，竟然公然站在几米之外慢悠悠地数钱。抢劫犯一点也不害怕，被抢的人胆战心惊，这就是巴西。巴西在向一个非常危险的方向前进，它可能会变得更糟。”
也是，有钱人随时随地可能被绑架，那谁还敢到你这个国家或者城市来投资？而投资萎缩伤害的仅仅是有钱人吗？有钱人不去圣保罗投资还可以去北京去盂买，而失去就业机会的巴西人却不可能随随便便移民到北京或者孟买。
但是绑匪不会或者不想明白这个道理。他说他抢来的钱有一部分分给贫民窟里的穷人看病，即使他说的是真的，他间接伤害的穷人可能比他直接帮助的穷人要多得多，这一点，他未必明白。
某经济学家说过，一个坏的经济学家和一个好的经济学家，区别就在于前者只计算看得见的经济成本，而后者还加上看不见的。那么，可不可以说，一个坏的绑匪和一个好的绑匪，区别就在于前者只计算看得见的行为收益，而后者还加上看不见的行为收益呢？好吧，绑匪哪有好坏之分，根据定义他就不可能好到哪里去，用康德的话来说，他的行为违反了“绝对律令”。
看不见的不仅仅是他，而是拉美大陆。拉美民粹主义成风，思想基础往往在此：民众往往愿意为了暂时的、直接的利益分配而牺牲长远的、间接的收益。这种短视也恰恰为腐败官员提供了机会。起诉Jader的检察官在Jader重新当选议员之后痛心地说：这样一个假公济私的人，竟然还能再当选议员，实在令人悲哀。仔细想想，为什么呢？Jader玩的无非是民粹主义那一套：用短期的救济发放等等小恩小惠来笼络地方选民，小恩小惠是直接的、现实的、看得见摸得着并且有一个集中的受益群体的，而制度扭曲的代价却是间接的、长远的、看不见摸不着并且分散在全民甚至接下来几代人当中的。民粹主义式的救国，是饮鸩止渴。改善贫困向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的利益再分配，一种是间接的投资激励。前者往往可以成为政客发家的捷径。直接的小恩小惠，加上政客充满激情的民粹主义口号，可以造就查韦斯、卡斯特罗这种“拉美英雄”。问题是，拉美人民热血也沸腾过了，有钱人也给诅咒过了，能国有化的都国有化了，也庇隆过了，也格瓦拉过了，也卡斯特罗过了，他们所指望的繁荣富强以及均贫富等贵贱就是迟迟不肯来临。当然，你永远可以诅咒美国。
对于失败的格瓦拉们来说，幸亏还有美国。
我想象，假设中国各大城市也开始绑匪成风，中国的经济萧条估计为时不远了。哦，忘了，这事其实几十年前早发生过了，只不过当时绑匪是穿着制服，而且是独家经营。
看完电影，同看电影的×有感于最后绑匪说自己给穷人医药费，说：“弄半天是个罗宾汉啊！”
我不以为然。穷人很多，但不是所有的人都用杀人放火去解决贫困问题，所以不能用社会根源来为个人暴行辩护。阶级当然是一个客观存在，但如果阶级可以为一个人的行为言论辩护，那么我们为什么还需要法院对案件一个一个地做个案分析？只要是富人，就通通送进监狱，只要是穷人，就通通放走好了。
影片结尾的时候，记者问绑匪：“你绑架那些人，割掉他们的耳朵，事后会想起这件事这个人吗？”
“不想。”他说。
也许，他也只有通过“不想”来逃避这件事情的沉重，因为一个人认识论的飞跃恰恰就发生在“想”的那一刻，因为人道主义的起点在于一个人面对另一个受苦的人并且心里“咯噔”一声：如果我是他呢？
在祖国的怀抱里
1 房地产广告
早上吃早饭时，铺在餐桌上的报纸，上面有一则房地产的大型广告，建议国外的同学们学习一下，了解一下国内广告媒体日新月异的语言：
大标题：梦是唯一的真实，WE也包括在内（注：WE是房产名称）。
副标题：物质形态的WE，影响意识形态的WE。WE是空间的费里尼。
正文：事实1：绝大多数WE的参观者，都因空间意态在现实与超现实之间自由游走，而产生多层梦境世界的可能性。
事实2：试图藉着打破／拆解记忆碎片，再予以天马行空的混合重构，也许有益于探索WE；但挣脱当今的主流生活经验，或者更有利于研判WE的诗意蒙太奇。
事实3：擅长造梦的电影艺术家与深谙解梦的心理科学家，在意识形态也许阴差阳错，但是对WE却产生了跨界的相通感应。
说实话，有时候真想赖在国内不回美国了，如果说美国的情景喜剧只是在晚间几个小时内逗人一乐的话，在中国，全国人民都在向行为艺术家进化，前后左右都是情景喜剧。上至新闻联播的主播，下至广告词写手，那种不动声色的幽默感，那种推陈出新的汉语“蒙太奇”，对于我这样又喜欢看电影又不愿掏钱买票的人来说，真是一场不散的宴席。
2 摇滚沙拉
在外面吃饭，有人点一道叫摇滚沙拉的菜，说是招待“国际友人”。
两个穿红旗袍的小姐，一个举着一个塑料圆柱体，里面装了一筒蔬菜。另一个托着一个盘子，里面放了无数小碟子。拿蔬菜的小姐，把碟子里的东西一样一样往蔬菜筒里倒：花椒、西红柿酱、蜂蜜……然后，她关上盒子，先在左边使劲摇，边摇边说：“摇一摇，欢迎宾客到。”然后换到右边摇，说：“摇二摇，幸福自然来。”又换到前面晃，说：“摇三摇，身体健康最重要。”最后放下蔬菜简，说；“摇四摇，财源滚滚来！”
大家热烈叫好。
我心里只是难过。真的有必要这样么？只是一个沙拉而已。我亲爱的祖国啊，真的有必要吗，只是一个沙拉而已。
没有你们就没有他们
又把《他人的生活》看了一遍，记忆中这是唯一一个我主动看第二遍的电影。重新看一遍的原因很简单：看第一遍时太囫囵吞枣了，没留心一个关键问题，那个“坏人”是怎么变成“好人”的。确切地说。我很想知道一个腐朽大厦的倒塌，是从哪个裂缝开始的。
《他人的生活》情节已经众所周知：1984年，东德秘密警察Wiesler被派去监听一个剧作家Georg，结果他不但没按计划搜集该作家的反动言行，反而被他和女友的爱情和勇气所打动，最后背叛组织暗中救助了他。
带着清晰的问题意识再看第二遍，我遗憾地发现，导演其实根本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坏人”并没有“变好”，他简直从来就是好的。电影开始不久，在其上司Crubitz表示要通过监听搞倒谁谁谁时，他就问：“难道这就是我们当初为什么加入组织？”一个竟然追问为什么的人，怎么可能是一个好的秘密警察。在听Georg弹贝多芬时，他竟被感动得泪流满面。一个追问为什么的人，以及一个多愁善感的人。所以该片最大的问题似乎并不是“坏人”怎么变成“好人”，而是“好人”怎么能允许自己做那么多年的“坏事”。Wiesler在成为片中的英雄之前，做了20年的秘密警察劳模。如果他可以劳模20年而不羞愧，那么他应该也可以这样劳模下去；如果他会那么轻易被监听对象所打动，那么他也不可能这样劳模20年。
电影里真正的“坏人”似乎只有两个，一个是部长Hempf，另一个是警察头子Crubicz。区区二人可以对这么多人的命运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原因就在于“他们”把“你们”也变成了“他们”。他们以保卫国家的名义吸纳了无数秘密警察，他们发展艺术家中的内奸，他们逼迫Christa告密，他们让Georg们保持沉默……如果没有“你们”，“他们”什么都不是，只是一群小丑而已。
但“你们”又是谁呢？“你们”可能周末带孩子去父母家尽享天伦之乐，“你们”路上看到车祸可能会打911帮助呼救，“你们”可能看到电视剧里坏人欺负好人时气愤填膺，然而你们在做着这一切的同时，也会像Wiesler那样爬到别人的楼顶阁楼上——当然不仅仅阁楼，还有可疑分子家门口，单位，言论的字里行间——说：看，这个混蛋，竟然拿民主德国的自杀率来做文章，把他给抓起来！
“他们的信念是什么？”有一次我试图和一个朋友讨论这个问题：“他们怎么说服自己，一个人把一件事情诚实地说出来，就应该被抓起来？真的，他们是怎么说服自己的？这事首先令人困惑，其次才令人沮丧。他们怎么能够在窃听骚扰跟踪袭击迫害诚实正直的人之后，一转身，对自己的孩子说：孩子，你要做一个好人。
那个朋友说：“不需要信念，就是个趋利避害的本能”。
我还以为道义感羞耻感内疚感也是人的本能呢。
可能也正是因此，Wielser这个人物太理想化了；他作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拒绝被彻底机器化，羞耻感犹存。电影甚至把他描述得很可怜，一个人住冷冰冰的单身公寓，在电梯里被小孩子当面骂成“坏蛋”，招来的妓女甚至不愿意多停留半个小时。而现实生活中，那些变成“他们”的“你们”，可能过得比谁都好：他们在饭桌上谈笑风生，在亲友中春风得意，在生意上左右逢源。也正因此你们还在趋之若鹜地变成他们。
如果该电影展示的是1984年东德现实写照的话，那么5年之后的巨变一点都不奇怪。当电梯里的孩子都可以羞辱秘密警察而他只能哑口无言时，只能说这个社会已经变心了。事实上从故事情节来看，当时东德的控制手段已经贫乏到完全依靠胁迫：听不听话？不听我就让你没饭吃。当统治者的统治手段已经贫乏到仅剩胁迫时，它就气数将近了。我们从小就说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也许历史唯物主义偶尔也会走神，物质基础也会被上层建筑拐跑。至于上层建筑又是如何变心的，那个20年的秘密警察是怎么突然从“他们”转变成“我们”的，电影没有说清，我没有找到答案，看来还得接着找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