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个故事：两只困倦的刺猬，由于寒冷而拥在一起。可因为各自身上都长着刺，于是它们离开了一段距离。但又冷得受不了，于是又凑到一起。几经折腾，两只刺猬终于找到一个合适的距离：既能互相获得对方的温暖而又不至于被扎。
“刺猬”法则就是人际交往中的“心理距离效应”。领导者要搞好工作，应该与下属保持亲密关系，这样做可以获得下属的尊重。
与下属保持心理距离，避免在工作中丧失原则。
中国传统认为好的领导者应该是恩威并济，但何时用恩，何时用威，才是真正奥妙所在。
先施以威后给以恩
《三国演义》第十九回 有一段关于曹操收降张辽的故事：“却说
武士拥张辽至。操指辽曰：‘这人好生面善。’辽曰：‘濮阳城中曾相遇，如何忘却？’操笑曰：‘你原来也记得！’辽；‘只是可惜’，操曰：‘可惜甚的？’辽曰：‘可惜当日火不大，不曾烧死你这国贼！’操大怒曰：‘败将安敢辱吾！’拔剑在手，亲自来杀张辽。辽全无惧色，引颈待杀。这时，刘备攀住操臂膊，云长跪于面前。刘备曰：‘此等赤心人，正当重用。’云长曰：‘关某素知文远忠义之志，愿以性命保之。’操掷剑笑曰：‘我亦知文远忠义，故戏之耳。’乃亲释其缚，解衣衣之，延之上坐。辽感其意，遂降。”
从这一则故事里，我们看到曹操在一刹那之间变换了两副面孔：满脸杀气和满脸笑容。这确是“要杀则亲自拔剑，不杀则解衣延坐；怒便加一倍怒，爱亦加一倍爱。奸雄权势，奸不可及。”（毛宗岗的夹批）。
其实，曹操的“怒和爱”，只不过是古代御人术“恩威并济”的翻版，即先施以威后济以恩。这种御人术后来也被张飞学到了。
张飞生擒严颜，要严颜投降，严叱说：“但有断头将军，无降将军！”飞大怒，喝左右斩来。严颜喝说：“贼匹夫！要砍便砍，何怒也！”张飞为其英雄气概所感动，乃亲释其缚，低头下拜请谅。严感其恩义，乃降。
张飞释严颜和曹操释张辽，确是一个模样，是否张飞也向曹操学来，不得而知。而曹操释张辽，张飞释严颜，是因张辽、严颜都忠勇，这种人值得用。曹操能释张辽，因曹操是奸雄；张飞能释严颜，因张飞是英雄。奸雄和英雄虽有差别，但其性格有共同之处：喜不怕死的硬汉子，厌贪生畏死之人。如吕布被曹操所擒时，既向曹操求饶，又求刘备代说情，尽管吕布百般哀求，曹操还是把他宰了。而曹操释张辽，正是被其英雄气概所折服之故。曹操能用张辽，说明其慧眼识人，张辽也因曹操的提拔才能成为魏国名将。
诸葛亮寓情于法
诸葛亮对于犯罪的人，能治之以法、动之以情，即执法不忘情，使被判罪的人心服而无怨。
李严渊后改名李平）是刘璋旧部，刘备入蜀时归降，后因平叛乱有功，被授尚书令之职，刘备临危遗诏托诸葛亮与李严辅后主。为团结对敌，诸葛亮很尊重他，但李严为人图谋私利，喜耍两面手法。
建兴九年春，诸葛亮出军祁山，李严负责督运粮事，因运粮不济，怕诸葛亮见罪，便谎报军情告急，说东吴将兴兵寇川，要诸葛亮回师。为了遮饰己过，又妄奏后主说：“臣已办备军粮，行将运赴丞相军前，不知丞相何故忽然班师。”
诸葛亮回成都后查知此事，大怒说：“匹夫为一己之故，废国家大事！”令人召至，欲斩之，因念他也是托孤大臣，乃上表废为庶人。
历史上，凡托孤大臣之间发生内讧，势败者往往被夷三族，而诸葛亮却仍让李严过着富裕的生活，留其子丰在丞相府任中郎参军，并谆谆教诲。
诸葛亮在处分李严后教导李丰说：“吾与君父子戮力以奖汉室，此神明所闻，非但人知之也，表都获典汉中，委君于东关者，不与人议也。谓至心感动，终始可保，何图中乖乎！昔楚卿屡绌，亦乃克复，思道则福，应自然之数也。愿宽慰都获，勤追前阙。令员解任，形业失故，奴婢宾客百数十人，君以中郎参军居府，方之气类，犹为上家。若都获思负一意，君与公琰推心从事者，否可复通，逝可复还也。详思斯戒，明吾用心，临书长叹，涕泣而已。”对一个犯严重错误的人，犹如此多情，要其子加以宽慰，使其改过自新；对其子则力加勉励，使其奋发向上，其意诚，其情切，李严父子能不感恩戴德？
又如廖立，为人高傲，自谓才智宜为诸葛亮之贰，而竟位在李严等人之下，故很不满，于是常发牢骚，口出怨谤，造成了不良影响。因此诸葛亮认为“羊之乱群，犹能为害，况立托在大位，中人以下识真伪邪？”便废廖立为民。
但廖立甚敬佩诸葛亮其人，对己受到处分并无怨言。他闻诸葛亮在五丈原病逝，垂泣说：“吾终为左衽矣！”李严闻此噩耗，纵声大哭，因激动过度，病发而死。
盖李严、廖立都相信诸葛亮能复收己，使能以补前过，度诸葛亮死后，后人不能用之故也。严于执法的人，使受处分者毫无怨恨是很难的，诸葛亮之死，使廖立垂泣，李严伤心致死，这不仅是没有怨恨，而是对诸葛亮非常爱戴了。
治国不能不讲法，诸葛亮治乱国用重刑，纠正了刘璋治蜀时的混乱状态，使“军民安靖”。但其可贵之处在于：法严而民无怨，民畏而爱之。我们知道法治的主旨是为了教育人，使人人遵守法纪，保证国泰民安，在这方面，诸葛亮的法治收到了最佳的效果，之所以能如此，正如上面所述，是因诸葛亮能正确处理情与法的关系，德威并重，做到寓情于法，使情法交融，这是运用法律治国的最高超的艺术，是实行法治最佳之法。
大德治世
有人说丞相诸葛亮是个吝惜赦免宽大的人。对此诸葛亮回答道：“治理天下要依靠大的德行，而不能靠小的恩惠。所以匡衡（汉元帝时任丞相）和吴汉（东汉光武帝时任大司马）都不愿意做赦免宽大的事。先帝（刘备）也说过：‘我曾在陈元方、郑康成之间周旋，每每看到他们的书启文告，对于治乱的道理谈得十分详尽，却从不曾涉及赦免宽大。如像刘景升父子那样，年年都在赦免宽大，对于治理国家又有什么益处呢？’”等到费祎执掌蜀国政事，开始实行姑息宽大的政策。蜀国也就因此而削弱了。
子产对子太叔说：“只有有德的人，才能以宽宥制服老百姓。其次不如严厉些。烈火熊熊，老百姓看见它就感到害怕，因而很少有因玩火而死的；而水看起来十分柔弱，老百姓就轻视它，常在水中玩耍，因此死在水里的人很多。所以宽宥是很难的事。”太叔执政时，不忍心严厉而宽大无边，因此郑国盗贼极多。太叔对此十分后悔。
孔子说：“政策过于宽大老百姓就会简慢无礼，老百姓简慢无礼就用严厉的刑法来纠正，刑法一严厉老百姓就受到伤害，老百姓遭到伤害又对他们实行宽宥政策。用宽宥来补充严厉，用严厉来补充宽宥，政治因此而和谐。”商鞅看见有人把灰掉在路上，也要处以严刑，这过于残酷了；梁武帝看见有人被处以死刑，就泪流满面，并将他放了，这又太宽大无边了。《论语》主张“赦小过”（赦免小的过失），《春秋》斥责“肆大眚”（放纵有罪的人），将二者结合起来，就得到领导艺术的和谐了。
让懒人负责考勤
一位小职员，上班迟到，下班提前开溜。主任多次诚心诚意跟他谈，但他散漫到底，就是迟到早退，吊儿郎当。批评罚奖金，他全认了，真拿他没办法。最后主任让他当班组长，负责班组工作，当然还有班组考勤。起初他不肯干，别人一听说让他当组长也哈哈大笑，以为主任是在开玩笑，但主任坚持这么做，小职员也就干了。真是意想不到，他不仅负责好了班组日常工作，自己再也不迟到早退，而且干得比别的班组长还出色。这是通过恩威并重，让没有责任心的人重新恢复自尊心和自信心的好点子。
古人曾有用盗贼当警察的先例，就很好地证明了恩威并重的奥妙。
扶沟县有条蔡河，流出县境。沿河岸有些不法刁民，不从事生产，专门干拦河抢劫船上人钱物的勾当，每年必有十几只船被烧毁，以显示他们的威风。宋神宗时，程颢作扶沟知县，刚刚上任时，就捕捉到其中的一个，让他交代出他的同伙，一共逮捕了数十人。
程颢不再追究他们过去的罪恶，让他们分开居住，以拉船为生，并且监督那些在河上作恶的人，从此后，县境内再也没有发生过烧船的事。
让抢船的人以拉船为生，使他们将心比心，推己及人，深悟到过去作恶的错误，改邪归正，天下太平。这就是太程先生之所以成为真正道学家的原因。
韦尔奇的棒子和胡萝卜
《美国商业周刊》专文介绍奇异公司执行总裁杰克.韦尔奇，文中引用密歇根大学管理学：一位教授的话：“20世纪有两个伟大的企业领导人，一个是‘通用’的斯隆，另一个则是韦尔奇。但俩人比起来，韦尔奇又略胜一筹。因为韦尔奇为新世纪的经理人树立了一个榜样。”
韦尔奇重视底线和结果是有名的。当年他新官上任三把火，公开宣称，凡是不能在市场维持前两名的实业，都会面临被卖或被裁撤的命运。很多员工抱怨韦尔奇的要求太严。无论在生产上打破多少纪录，韦尔奇总嫌不够。员工就像柠檬，被韦尔奇把汁都挤干了。
很多年前，有一位奇异的中层主管在韦尔奇面前第一次主持简报，由于太紧张，两腿发起抖来。这位经理也坦白地告诉韦尔奇：“我太太跟我说，如果这次简报砸了锅，你就不要回来算了。”在回程的飞机上，韦尔奇叫人送一瓶最高级的香槟和一打红玫瑰给这位经理的太太。韦尔奇的便条写道：“你先生的简报非常成功，我们非常抱歉害得他在最近几星期忙得一塌糊涂。”任何一个好的领导人，都应该懂得用“棒子和胡萝卜”原理去获得一个好的结果。在这方面，韦尔奇是其中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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