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为这次旅行做准备工作时，一个北京司机向我推荐了《中国汽车司机地图册》。这本地图册由“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整个地图册把中国划分成一百五十八个小方格，其中包括了一张台湾的公路图——因为政治的原因，大陆出版的任何地图都会把它包括进去，尽管不会有“中国地图”的用户开车去台北。当然，更不可能有中国的驾驶员开车前往中国南海中部的斯普拉特利群岛。目前，有五个国家为这块领土正争得不可开交。斯普拉特利群岛上没有百姓居住，不过，中国人民认为自己对它拥有主权，并且对此深信不疑。《中国汽车司机地图册》因此用一页纸的篇幅，画出这个岛链。只有地图，没有道路，全书仅此一处。
在琢磨了这本地图册之后，我决定往西走。从地图上看，东部和南部显得密密麻麻，到处都是星罗棋布的城市，以及纵横交错的路网。邓小平在1978年提出以发展市场经济为目的的改革开放政策，自那以来，沿海地区的发展非常快。全国上下都朝着这个方向前进：我开车周游中国的时候，大约有九千万人离开了农村，他们大多数去了东南沿海地区，惯常的农村生活正让位于工业城镇的快速发展。可在北部和西部，很多地方仍旧以农业为主，因此在地图上看来仍留有发展空间，也因此吸引着我。翻到西部地区的页面时，道路逐渐稀少，城镇也逐渐稀少。有些页面差不多一半的纸面上全是散开的小点，用来表示一片片的沙漠。不过，西部省份涵盖的范围要广得多——仅藏北那一页就代表着整个中国十五分之一的陆地面积。在地图上看，这一块跟台湾大小差不多。《中国地图》中找不到比例尺，有时用极小的数字标出城镇之间的公里数，至于别的数字，只能任使用者自己推测了。
多数情况下，道路也没有被标示出来。高速公路用粗大的紫色线条绘制，犹如大动脉；国道用红色线条绘制，犹如连接在较大城市之间的静脉血管。省道用更细的红色线条绘制，绘制县乡道路的线条愈加细小——仿佛是在偏远山区汩汩流淌的毛细血管。我很喜欢沿着这样的小路开车，但是没有哪条道路标出了名称。北京地区的那一页上面画出了七条高速公路，十条国道，一百多条更小的道路，但仅有国道进行了数字编号。就毛细血管一样细小的县乡道路，我问过一个北京司机。
“他们不会给小路起名字”，他说。
“那么，你怎么知道自己到了哪儿呢？”
“有时候，会有一些标志，标出下一个城镇的名称，”他说，“如果没有标志，你可以把车停下来，问问别人，怎样才能到你要去的地方。”
驾驶员考试题也涉及到这个问题：
352题如果别的驾驶员停车向你问路，你应该：
A)不告诉对方。
B)耐心细致地予以回答。
C)给他指一条错误的道路。
《中国地图》里无名无姓的道路密如蛛网，多如牛毛，要找出一条确切的道路横穿西部，可能性几乎为零。不过另一个符号倒不那么令人迷惑。这个标志出现在东北部的海滨城市山海关，自东向西横贯河北省，一路穿越山西省、陕西省，以及内蒙古自治区。即便进入满地黄沙的宁夏和甘肃，这个标志也十分清晰，仿佛是利落地插入天河的飘带。《中国地图》里面，很容易理解的就是这一部分：甚至在我很小的时候，我也能认出，那就是长城。在我的童年时期，无论何时，只要我看见中国的地图，就会默念：沿着这道城墙，穿越整个国家，多么神奇啊！
有一段时间，中国人甚至做过这样的考虑：把长城改造成一条公路。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注意到，汽车正在改变着美国的地理格局。一些在美国受过教育的城市设计者们，支持各个城市把原来具有防御功能的城墙拆掉，并把拆下来的材料用于修建适合于汽车行驶的环城公路。到1931年，先后有二十多个城市采用了这样的策略，其中就有南方的广州市，他们拆掉的建筑物具有八百年以上的历史。不可避免的是，现代人把注意力投向了长城。1923年，上海的《申报》刊登了一篇文章“长城筑路之废物利用”，其作者雷胜(音译)对政府刚提出的一项使类似建筑物现代化的议案表示支持。在雷胜看来，这种做法是“一次难得的良机”。他写道：“长城起自山海关，终于玉门关，蜿蜒数千里，且为直线。改造成马路后，它将连接北京、山西、陕西，以及甘肃各地，使经商更易……”这项议案喧闹一时——1931年，颇具影响力的《学生杂志》都对它表示了支持。其中一篇文章写道，有了取自长城的砖石，“所需资金甚少，可以达到填补交通设施之大不足，自东向西，由沿海至内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