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对这项计划采取过行动，无疑是因为长城穿越的地区太偏远太贫瘠。可是，七十年之后，这条线路引起了我这个驾驶员的好奇。自东向西，由沿海至内地——我一直向往着，在中国进行一次这样的陆路之旅。在我的《中国汽车司机地图册》里，这个标志是一条条平行线，时不时地被细小的道路——通常是细如毛细血管的那一类——拦腰切断。在有些地方，这样的小路沿着废墟延绵数公里。带有垛口的标志仍旧唤起我儿时同样的反应：沿着这道城墙，穿越整个国家，多么神奇啊！顺着这道城墙，我可以穿过中国的一个个小镇，一路走到青藏高原的边上。一旦有了这个想法，我就不会动摇，尽管朋友们警告我，不要单独长距离地开车。不过，这其实也在考试题中出现过：
347题如果别的驾驶员对你进行善意的提醒，你应该：
A)胸襟开阔地仔细听取。
B)毫不听取。
C)听取，但不予理睬。
在北京，我租了一辆轿车，向着渤海边上的山海关——长城的起点——一路驶去。以那里为起点，我开车向西穿越河北全境，感受了丰收的季节。时值中秋，地里的庄稼已经收割过半。只剩下玉米棒子兀立在地里，其他的农作物散放在公路上——一行行的花生、一堆堆的向日葵、一排排的红辣椒。农民们把这些作物仔细地码放在柏油马路的一侧，因为柏油马路是最好的晒场和分拣场。对于壳类作物，则一捆捆地摆放在道路中间，确保路过的车辆从上面碾压而过。这样做是违法的——很难想象还有别的做法，既公然违背交通安全法规，又违背食品卫生法规。不过，在中国的农村地区，没有人去计较这种行为，因为用别人的轮胎完成脱粒工作是最简便的方法。
不过，刚开始的时候，对于从食物上碾压而过，我颇感为难。旅途的第一天，每驶近铺晒着农作物的路段时，我就急踩刹车，摇下车窗问道：“我开过去没有问题吧？”农民们有些急不可耐地大声喊道：“开，开，开！”于是，我就开过去了，只听见小米、高粱、小麦在我的车轮下噼啪爆开。第二天，我再也不问他们。第三天，我一看见谷物堆，就加速行驶。驶近铺着农作物的路段时，我就踩下油门——噼啪！咔嚓！从后视镜里，我看见人们拿着耙子扫帚，冲上公路。那就是我在秋收时节作出的贡献——开着车子忙脱粒。
河北的山峦十分陡峭，岩石裸露，我开车驶过的几个村子，名字同样粗犷：牛心山，双峰村，山神庙。长城俯瞰着这些红砖碧瓦的小镇，在高高的田野之上横过山脊。转过一座座山丘时，我总会瞥上一眼。这些建筑物主要是16世纪的明朝人修建的，他们的做工可真细致——石砌的基座，灰砖砌成的墙体，依旧牢牢地附着在山脊上。城墙有时会向下斜入山谷，在这样低洼的地势里，只会被人们像收割田里的庄稼那样不留茬子。砖砌的墙面如今荡然无存：残留的只有基座和夯土筑成的内墙结构，满是不平的坑洼，以及剥落的残渣。这样裸露的墙体横过山谷的地面，再顺坡而上爬到一定高度后，灰砖才又重现身影。在谷地的两侧，留下一条水平方向的破坏痕迹，似乎在表明曾有一股洪流横扫河北大地。不过，这股洪流是人类。而留下的那条水迹宣示着一种动机，它的高度，精确地显示着人们愿意爬到多高去取用免费的灰砖。
在营房村，我停下车来察看其中一段光秃秃的城墙，一个叫王国安(音译)的农民在路上遇到了我。“我小的时候，外形好看多了，”他说，“‘文革’中毁了很多。”
他说的，是1966年至1976年的那场政治运动。在那场运动中，毛泽东支持中国人民向传统的和“封建的”事物发起进攻。长城的好些段落就是在这个时期遭到毁坏的，王国安还记得，营房村的有些村民拆毁当地的防御工事，把其中的材料用于别的建设项目。
他带着我去他家后院，那里堆放的一摞摞旧城墙砖足有一米多高。“这些都是从长城上取下来的，”他说，“根据灰浆你就看得出来——过去他们就用这种灰浆。这是从村里一个很高大的城台上取下来的。”
我问是否还有人在摧残那个防御工事，他摇了摇头。“政府再也不让干了，”他说，“这些墙砖最先是在四十年前取下来的。先用来盖房子，房子最近塌了。如果要修点别的什么，还用得着。”
在这些人口密集的地方，一切都是潜在的资源。河北的大小跟华盛顿州差不多，但人口是它的十一倍——总共有六千八百万之多。山坡被开垦成梯级台地，用来种庄稼；公路用来晾晒农作物；路过的车辆则充当脱粒机的双重角色。如果有取得到的墙砖，当然要利用，有时候还得用过一次再一次。体格健壮的人也有两种日子要过——在农田里劳作一段时间，然后涌入城市，跟随建筑队做活，修筑道路，或者在工厂的流水线上劳作。在一张名片上，我看见过列出最多的工种数是二十七种。那是在山西，就在跟河北交界的边上，一场葬礼上，我遇到了这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