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底，还是伟大的画家创造了伟大的画商。
达尼埃尔-亨利·卡恩维莱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谁外出狩猎，谁就失去自己的位置。德国公民卡恩维莱，财产——绘画收藏品——全部被查封，被迫移民瑞士，最后完全丧失掉支持其画家朋友们的能力。从那以后，他长期以来在画商中一直占有的第一把交椅空了。不久以后，有人接他的班，占了那把交椅。
谁来得最快，它就属于谁。获得者是莱昂斯·罗森伯格。听取了安德烈·勒韦尔和马克斯·雅各布的建议，罗森伯格购买了格里斯、勃拉克、莱歇和毕加索的一些绘画作品。在他对画商生意还知之甚少的情形下，就莫名其妙地成为立体派画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几年之后，他建议米罗将他的画《农庄》切割成数块，卖给他的一些顾客。因为他生活拮据，还住公寓套房……但这一切最终是海明威战胜了其他业余画商而获得了最后的胜利，稳稳地占据了统治地位，坐上画商中的第一把交椅……
莱昂斯·罗森伯格购买绘画作品付费十分低廉，但有时还比卡恩维莱高一些。然而，由于独此一家别无他门，大部分画家只能听天由命，忍气吞声。也因为如同马克斯·雅各布记载的那样，因为“不卖给他，大批的画家就可能被迫去当司机或去工厂当工人”。［摘自马克斯·雅各布给雅克·杜塞的信《书信来往》］
在莱昂斯·罗森伯格手下的画家中，惟独判断力灵敏的毕加索不甘心俯首帖耳，他最后离开了莱昂斯·罗森伯格，把他的作品卖给前者的弟弟保罗·罗森伯格。保罗·罗森伯格成为两次大战之间毕加索的主要画商。
莫迪利阿尼以毕加索为榜样，也更换了门户。他选择的画商是保尔·纪尧姆，后来又选择了利奥波德·斯波罗斯基。此人是现代艺术的重要捍卫者，也是现代艺术展展品目录的出版商之一。他是波兰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就读于巴黎的索邦大学。他端庄的外表和得体的服装，掩盖了他实质上的极度贫困。他完全不敢奢望得到他的顾客拥有的任何东西，但他有一颗金子般的善心。当利奥波德·斯波罗斯基首次见到阿姆多·莫迪利阿尼时，就对他说：
“您相当于两个毕加索！”
“如何见得？您能够证实吗？”
“应该就此进行商谈。”
这一幕发生在一次诗歌绘画展览期间。基斯林负责介绍参展作品。
阿姆多·莫迪利阿尼和他未来的画商朝小拿波利丹酒吧走去。莫迪利阿尼刚刚做了两次绘画模特，挣了两张纸币。他把其中的一张放在了为受战争之害的艺术家组织流动作品展的意大利—智利画家奥尔蒂兹·扎拉特的帽子里。
他们二人坐下来，十分理智地要了两杯奶油咖啡。他们又要了一杯，给了一个与他们属于同一类的画家。那个人身上穿的大衣破旧，衬衣差得不能再差了，脚上的鞋也不合适，而且连连咳嗽，嗓子嘶哑。于是阿姆多将第二张纸币，即最后一张偷偷地扔在地上。
接着，他弯腰从地上捡起那张纸币，在桌子上方边晃边喊：
“请看呐！十法郎！”
他将纸币放在那位画家面前，说：“这是你的，它在你的椅子下面。”
那位画家想要与他平分，意大利画家（阿姆多·莫迪利阿尼）却嚷嚷道：
“完全用不着，我刚刚发了一大笔财！”
于是，莫迪利阿尼第二次当模特的收入，就这样为了另一个人的幸福而付之东流了。
那个画家请莫迪利阿尼喝了杯咖啡，告辞了。
斯波罗斯基是一位非常古怪的年轻人。穿着讲究，衣裤裁剪合体，胡须修剪整齐，口音与苏丁相同，十分渴望同意大利画家阿姆多·莫迪利阿尼合作……他向莫迪利阿尼提议为他提供模特儿与一切必要的物质材料，一天再付给他15法郎。
15法郎对毕加索来说只算一种少得可怜的施舍，而对莫迪利阿尼来说却是一笔可观的意外收获……
意大利人（阿姆多·莫迪利阿尼）窘迫地盯着斯波罗斯基，心想自己的这把骨头也只值一杯烧酒，而这位画商却提议给他连做梦也不敢想的一个如此美妙的天赐良机（因为是每天都付给他15法郎）。他看得出来此人也并不富裕：扒拉一下他的领带，就可以轻而易举地看到衣服上的纽扣掉了，衬衣上补了补丁，胸脯扁塌，立即便会明白此人与他自己处于同样的饥饿状态。而他却提议每天付给自己15法郎，这怎么可能呢！
“我还有一些很有天赋的朋友。”里窝纳人说。
他谈到了苏丁，他正打算罗列他的同志们中手头拮据的人的名单时，画商用一个手势打断他的话。
“我必须坦率地向您解释……”
他说他的确一无所有，正在巴黎的索邦大学学习法国文学，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将他滞留在法国。迫于形势，他当了艺术、书籍与雕刻作品的经纪人。他了解自己，明白他善于言辞，具有谈判的天赋与才能。他阿姆多·莫迪利阿尼过去没有，现在仍然没有这方面的天赋。他阅读《诗歌和散文》杂志作品时，发现阿姆多·莫迪利阿尼的才华，他愿意为使他更好地发挥这一才华而贡献自己的一切，并且愿意保护他。
同意还是不同意呢？
阿姆多将整个身体靠在酒馆的桌子上，直勾勾地盯着邻桌上单独饮着咖啡的一位美国女郎。她正在描眉毛。莫迪利阿尼也许是在回顾他与另外一位画商间一次会面的情形：那是在同保尔·纪尧姆签署合同之前。那个家伙同他就一批画的合同进行谈判，那位画商出价很低，很低很低，越来越低。莫迪利阿尼估计对方出的价钱已经到谷底的时刻，他夺过那些画，在孔中穿了一根绳子后，径直地去了卫生间，将那些画挂在抽水马桶的水箱上。然后，他返回谈判桌前，对画商讲：“我都给您了，您去用它们擦屁股吧。”
阿姆多·莫迪利阿尼将刚才写满了字的那页纸从纸夹中扯下，撕得粉碎……
“同意不同意呢？”利奥波德·斯波罗斯基再次问他。
莫迪利阿尼将他画的肖像递给那个美国女郎。她夺过画，仔细地端详着。她着迷、高兴、快乐、满足、陶醉、感激与幸福的心情交织在一起。当她的面部显露出心醉神迷时，莫迪利阿尼说：“请上三杯黑啤酒！”
服务生立即送上三杯黑啤酒。
“请您签上您的名字。”美国女郎要求道。
“圣人并非都是天使。”利奥波德·斯波罗斯基指出。
莫迪利阿尼接过女郎递过来的画，说：
“为何一定要签字呢？”
“价值，将来有一天，您或许会成为名人呢！”女郎惊叹道。
莫迪利阿尼在肖像画整个画面的对角线上用苍劲有力的笔法书写了构成他家姓的十个字母，然后将画递给那个美国女郎。她欣喜若狂地接住画，脸上带着兴奋、感激与怀疑交织在一起的心情仔细地观赏着它，接着突然近乎发疯似的将它撕毁了。
莫迪利阿尼向斯波罗斯基转过身去，拿自己的酒杯与后者的碰杯之后，以坚决的态度说：“同意。”
画商斯波罗斯基每天都外出争夺画廊。莫迪利阿尼从不要求他结账，但常向他提出预支要求，以支付吃饭、喝酒与送花的开销……斯波罗斯基能给多少就给多少，确实无力给他时，就典当妻子的首饰、去罗童德玩扑克、与其他画商搞非正常交易或向其他商人借。有时，人们见他坐在罗童德酒馆的餐桌旁，连续两天什么也不吃。
马克斯·雅各布和其他一些艺术家的命运几乎不比他强多少：马克斯·雅各布经常怀抱着自费出版的作品沿桌子叫卖。其他人由于没有自己的浴室，习惯性地到罗童德洗澡。画商斯波罗斯基和其他人一样在从酒馆的柜台经过时，也许顺手牵羊地捎带走一些面包头。在手头十分拮据的情形下，发现一个绘画作品的业余爱好者来到他的面前时，他就手举莫迪利阿尼的作品叫卖，常常以五年之后的售价百分之一的价格甩卖掉。
斯波罗斯基完全地忠实于阿姆多，他全身心地支持他，维护他，为他牺牲自己的一切，为使阿姆多过得好一点，可以将自己的一切都给他。为阿姆多他戒了烟，冬天不烧煤，甚至不吃饭。他这样做的原因，一方面是出于对阿姆多的一片爱心，也因为他十分敬佩阿姆多。如果不是有一天在日内瓦的一份报纸上发表的一篇弗朗西斯·卡尔科的文章引发了几个瑞士人的收藏热情（他们以低廉的价格购买了他的几幅裸体画作品）的话，除斯波罗斯基以外的其他任何人都不相信莫迪利阿尼。画商为保护他的画家，始终不渝、日复一日地艰苦奋斗着。
斯波罗斯基千方百计地到处寻找顾客，甚至到瓦万街的商人中去寻找。在万般无奈的情形下，莫迪利阿尼就直接同他们洽谈生意。弗朗西斯·卡尔科讲述过一件事：一天，他的画商在南方，阿姆多遇见画商的妻子——昂卡。他要求她做他的绘画模特，因为他必须卖两幅画给一位理发师。她接受了他的恳求，条件是他还必须画第三幅送给她。全部画完之后，第三幅画还未干透，昂卡·斯波罗斯基决定第二天再来取。但她第二天来取时，三幅画全部不见了：两幅在理发师处，第三幅被他卖给了临时来的一位顾客。
昂卡为莫迪利阿尼做过许多次绘画模特，他们夫妇俩的朋友——路尼阿也一样。只要手中有哪怕是五个法郎，莫迪利阿尼都去找职业模特或购买画笔、颜料和画布等必不可少的材料，另加一瓶酒。
阿姆多在旅馆的住处作画，然后送到他的画商位于约瑟夫-巴拉街的家中。他工作的条件与谢龙强加给他的条件绝不能同日而语。后者在战前总是将画家关在他位于保埃迪街画廊的地窖里，只给他手头预备一瓶酒，画完后才给他自由。
在斯波罗斯基这里，莫迪利阿尼每天都是下午来。几个钟头他就结束一幅画。他从不批评模特儿。画完之后，他经常同主人一起吃昂卡从附近小铺子里买来的芸豆，然后离开其画商的家。有时，他夜间还回来要求预支几个法郎。画商夫妇俩将楼上的灯熄灭，假装已经入睡。
莫迪利阿尼也带他的朋友到画商斯波罗斯基家，苏丁是第一位。他不停地坚持请求画商关心照顾一下他的这位朋友，但他始终没有能够说服这位波兰画商。也许是他的妻子昂卡不同意。因为苏丁的行为举止令她不舒服，而她十分赏识莫迪利阿尼，只是不喜欢他同苏丁在一起。她一直责备莫迪利阿尼每天在吃饭时才起床。
莫迪利阿尼经常同一位年轻姑娘来。从1917年春天起，这位姑娘就代替了他以前的模特儿。人们叫她“可可核”，原因是她的头发褐里透红，而皮肤光亮白净。她叫让娜·埃布戴尔纳(图54)。
让娜·埃布戴尔纳在莫迪利阿尼的画室听过课。她非常温柔、十分腼腆、心不在焉，整天多愁善感、难以琢磨，清亮透彻的绿眼睛像一潭清清的泉水，深沉而漂亮的目光温馨诱人，纤细柔弱的身材美丽而动人。但她总像一头受惊的小动物，时刻想在大人物的圈子里寻觅一个小小的栖身之地。她的父母欧多克西和阿希尔·卡奇米尔均为虔诚的天主教徒，对女儿的管教十分严格。他们不同意女儿和一个意大利艺术家、犹太人、身无分文而且比她大许多岁的人联姻。她当时年仅19岁，而莫迪利阿尼为35岁。然而，他们二人之间的恋情已经发展到了如胶似漆、难舍难分、寸步不离的地步。
斯波罗斯基在大茅草屋街找到一间艺术家作坊，恰好在保罗·高更以前占用过的那一间的对面。不同于在豪华地段开著名店铺的商人，他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关心着他的保护对象。
晚些时候，有些人，特别是达尼埃尔-亨利·卡恩维莱，谴责斯波罗斯基在选择保护对象方面缺乏严肃认真的态度，被选中的画家不可靠。但是，所有这些责备都无法掩盖一个基本的事实，即他选择的对象——莫迪利阿尼的确是一位地地道道的画家。正因为他正确地选择了保护对象，在1916年至1920年期间，斯波罗斯基与莫迪利阿尼合作完成了他们计划中的差不多全部绘画作品——卓越的系列裸体画。由于命运使然，命中注定，在意大利画家逝世十二年之后，他的画商也随他而去了。斯波罗斯基临终时彻底破产了，与莫迪利阿尼临终时一样穷困潦倒。莫迪利阿尼去世的那天上午，让娜·埃布戴尔纳搬回到她父母家——阿姆尧特街乙8号。
巴黎的盛宴达尼埃尔-亨利·卡恩维莱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谁外出狩猎，谁就失去自己的位置。德国公民卡恩维莱，财产——绘画收藏品——全部被查封，被迫移民瑞士，最后完全丧失掉支持其画家朋友们的能力。从那以后，他长期以来在画商中一直占有的第一把交椅空了。不久以后，有人接他的班，占了那把交椅。
谁来得最快，它就属于谁。获得者是莱昂斯·罗森伯格。听取了安德烈·勒韦尔和马克斯·雅各布的建议，罗森伯格购买了格里斯、勃拉克、莱歇和毕加索的一些绘画作品。在他对画商生意还知之甚少的情形下，就莫名其妙地成为立体派画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几年之后，他建议米罗将他的画《农庄》切割成数块，卖给他的一些顾客。因为他生活拮据，还住公寓套房……但这一切最终是海明威战胜了其他业余画商而获得了最后的胜利，稳稳地占据了统治地位，坐上画商中的第一把交椅……
莱昂斯·罗森伯格购买绘画作品付费十分低廉，但有时还比卡恩维莱高一些。然而，由于独此一家别无他门，大部分画家只能听天由命，忍气吞声。也因为如同马克斯·雅各布记载的那样，因为“不卖给他，大批的画家就可能被迫去当司机或去工厂当工人”。［摘自马克斯·雅各布给雅克·杜塞的信《书信来往》］
在莱昂斯·罗森伯格手下的画家中，惟独判断力灵敏的毕加索不甘心俯首帖耳，他最后离开了莱昂斯·罗森伯格，把他的作品卖给前者的弟弟保罗·罗森伯格。保罗·罗森伯格成为两次大战之间毕加索的主要画商。
莫迪利阿尼以毕加索为榜样，也更换了门户。他选择的画商是保尔·纪尧姆，后来又选择了利奥波德·斯波罗斯基。此人是现代艺术的重要捍卫者，也是现代艺术展展品目录的出版商之一。他是波兰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就读于巴黎的索邦大学。他端庄的外表和得体的服装，掩盖了他实质上的极度贫困。他完全不敢奢望得到他的顾客拥有的任何东西，但他有一颗金子般的善心。当利奥波德·斯波罗斯基首次见到阿姆多·莫迪利阿尼时，就对他说：
“您相当于两个毕加索！”
“如何见得？您能够证实吗？”
“应该就此进行商谈。”
这一幕发生在一次诗歌绘画展览期间。基斯林负责介绍参展作品。
阿姆多·莫迪利阿尼和他未来的画商朝小拿波利丹酒吧走去。莫迪利阿尼刚刚做了两次绘画模特，挣了两张纸币。他把其中的一张放在了为受战争之害的艺术家组织流动作品展的意大利—智利画家奥尔蒂兹·扎拉特的帽子里。
他们二人坐下来，十分理智地要了两杯奶油咖啡。他们又要了一杯，给了一个与他们属于同一类的画家。那个人身上穿的大衣破旧，衬衣差得不能再差了，脚上的鞋也不合适，而且连连咳嗽，嗓子嘶哑。于是阿姆多将第二张纸币，即最后一张偷偷地扔在地上。
接着，他弯腰从地上捡起那张纸币，在桌子上方边晃边喊：
“请看呐！十法郎！”
他将纸币放在那位画家面前，说：“这是你的，它在你的椅子下面。”
那位画家想要与他平分，意大利画家（阿姆多·莫迪利阿尼）却嚷嚷道：
“完全用不着，我刚刚发了一大笔财！”
于是，莫迪利阿尼第二次当模特的收入，就这样为了另一个人的幸福而付之东流了。
那个画家请莫迪利阿尼喝了杯咖啡，告辞了。
斯波罗斯基是一位非常古怪的年轻人。穿着讲究，衣裤裁剪合体，胡须修剪整齐，口音与苏丁相同，十分渴望同意大利画家阿姆多·莫迪利阿尼合作……他向莫迪利阿尼提议为他提供模特儿与一切必要的物质材料，一天再付给他15法郎。
15法郎对毕加索来说只算一种少得可怜的施舍，而对莫迪利阿尼来说却是一笔可观的意外收获……
意大利人（阿姆多·莫迪利阿尼）窘迫地盯着斯波罗斯基，心想自己的这把骨头也只值一杯烧酒，而这位画商却提议给他连做梦也不敢想的一个如此美妙的天赐良机（因为是每天都付给他15法郎）。他看得出来此人也并不富裕：扒拉一下他的领带，就可以轻而易举地看到衣服上的纽扣掉了，衬衣上补了补丁，胸脯扁塌，立即便会明白此人与他自己处于同样的饥饿状态。而他却提议每天付给自己15法郎，这怎么可能呢！
“我还有一些很有天赋的朋友。”里窝纳人说。
他谈到了苏丁，他正打算罗列他的同志们中手头拮据的人的名单时，画商用一个手势打断他的话。
“我必须坦率地向您解释……”
他说他的确一无所有，正在巴黎的索邦大学学习法国文学，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将他滞留在法国。迫于形势，他当了艺术、书籍与雕刻作品的经纪人。他了解自己，明白他善于言辞，具有谈判的天赋与才能。他阿姆多·莫迪利阿尼过去没有，现在仍然没有这方面的天赋。他阅读《诗歌和散文》杂志作品时，发现阿姆多·莫迪利阿尼的才华，他愿意为使他更好地发挥这一才华而贡献自己的一切，并且愿意保护他。
同意还是不同意呢？
阿姆多将整个身体靠在酒馆的桌子上，直勾勾地盯着邻桌上单独饮着咖啡的一位美国女郎。她正在描眉毛。莫迪利阿尼也许是在回顾他与另外一位画商间一次会面的情形：那是在同保尔·纪尧姆签署合同之前。那个家伙同他就一批画的合同进行谈判，那位画商出价很低，很低很低，越来越低。莫迪利阿尼估计对方出的价钱已经到谷底的时刻，他夺过那些画，在孔中穿了一根绳子后，径直地去了卫生间，将那些画挂在抽水马桶的水箱上。然后，他返回谈判桌前，对画商讲：“我都给您了，您去用它们擦屁股吧。”
阿姆多·莫迪利阿尼将刚才写满了字的那页纸从纸夹中扯下，撕得粉碎……
“同意不同意呢？”利奥波德·斯波罗斯基再次问他。
莫迪利阿尼将他画的肖像递给那个美国女郎。她夺过画，仔细地端详着。她着迷、高兴、快乐、满足、陶醉、感激与幸福的心情交织在一起。当她的面部显露出心醉神迷时，莫迪利阿尼说：“请上三杯黑啤酒！”
服务生立即送上三杯黑啤酒。
“请您签上您的名字。”美国女郎要求道。
“圣人并非都是天使。”利奥波德·斯波罗斯基指出。
莫迪利阿尼接过女郎递过来的画，说：
“为何一定要签字呢？”
“价值，将来有一天，您或许会成为名人呢！”女郎惊叹道。
莫迪利阿尼在肖像画整个画面的对角线上用苍劲有力的笔法书写了构成他家姓的十个字母，然后将画递给那个美国女郎。她欣喜若狂地接住画，脸上带着兴奋、感激与怀疑交织在一起的心情仔细地观赏着它，接着突然近乎发疯似的将它撕毁了。
莫迪利阿尼向斯波罗斯基转过身去，拿自己的酒杯与后者的碰杯之后，以坚决的态度说：“同意。”
画商斯波罗斯基每天都外出争夺画廊。莫迪利阿尼从不要求他结账，但常向他提出预支要求，以支付吃饭、喝酒与送花的开销……斯波罗斯基能给多少就给多少，确实无力给他时，就典当妻子的首饰、去罗童德玩扑克、与其他画商搞非正常交易或向其他商人借。有时，人们见他坐在罗童德酒馆的餐桌旁，连续两天什么也不吃。
马克斯·雅各布和其他一些艺术家的命运几乎不比他强多少：马克斯·雅各布经常怀抱着自费出版的作品沿桌子叫卖。其他人由于没有自己的浴室，习惯性地到罗童德洗澡。画商斯波罗斯基和其他人一样在从酒馆的柜台经过时，也许顺手牵羊地捎带走一些面包头。在手头十分拮据的情形下，发现一个绘画作品的业余爱好者来到他的面前时，他就手举莫迪利阿尼的作品叫卖，常常以五年之后的售价百分之一的价格甩卖掉。
斯波罗斯基完全地忠实于阿姆多，他全身心地支持他，维护他，为他牺牲自己的一切，为使阿姆多过得好一点，可以将自己的一切都给他。为阿姆多他戒了烟，冬天不烧煤，甚至不吃饭。他这样做的原因，一方面是出于对阿姆多的一片爱心，也因为他十分敬佩阿姆多。如果不是有一天在日内瓦的一份报纸上发表的一篇弗朗西斯·卡尔科的文章引发了几个瑞士人的收藏热情（他们以低廉的价格购买了他的几幅裸体画作品）的话，除斯波罗斯基以外的其他任何人都不相信莫迪利阿尼。画商为保护他的画家，始终不渝、日复一日地艰苦奋斗着。
斯波罗斯基千方百计地到处寻找顾客，甚至到瓦万街的商人中去寻找。在万般无奈的情形下，莫迪利阿尼就直接同他们洽谈生意。弗朗西斯·卡尔科讲述过一件事：一天，他的画商在南方，阿姆多遇见画商的妻子——昂卡。他要求她做他的绘画模特，因为他必须卖两幅画给一位理发师。她接受了他的恳求，条件是他还必须画第三幅送给她。全部画完之后，第三幅画还未干透，昂卡·斯波罗斯基决定第二天再来取。但她第二天来取时，三幅画全部不见了：两幅在理发师处，第三幅被他卖给了临时来的一位顾客。
昂卡为莫迪利阿尼做过许多次绘画模特，他们夫妇俩的朋友——路尼阿也一样。只要手中有哪怕是五个法郎，莫迪利阿尼都去找职业模特或购买画笔、颜料和画布等必不可少的材料，另加一瓶酒。
阿姆多在旅馆的住处作画，然后送到他的画商位于约瑟夫-巴拉街的家中。他工作的条件与谢龙强加给他的条件绝不能同日而语。后者在战前总是将画家关在他位于保埃迪街画廊的地窖里，只给他手头预备一瓶酒，画完后才给他自由。
在斯波罗斯基这里，莫迪利阿尼每天都是下午来。几个钟头他就结束一幅画。他从不批评模特儿。画完之后，他经常同主人一起吃昂卡从附近小铺子里买来的芸豆，然后离开其画商的家。有时，他夜间还回来要求预支几个法郎。画商夫妇俩将楼上的灯熄灭，假装已经入睡。
莫迪利阿尼也带他的朋友到画商斯波罗斯基家，苏丁是第一位。他不停地坚持请求画商关心照顾一下他的这位朋友，但他始终没有能够说服这位波兰画商。也许是他的妻子昂卡不同意。因为苏丁的行为举止令她不舒服，而她十分赏识莫迪利阿尼，只是不喜欢他同苏丁在一起。她一直责备莫迪利阿尼每天在吃饭时才起床。
莫迪利阿尼经常同一位年轻姑娘来。从1917年春天起，这位姑娘就代替了他以前的模特儿。人们叫她“可可核”，原因是她的头发褐里透红，而皮肤光亮白净。她叫让娜·埃布戴尔纳(图54)。
让娜·埃布戴尔纳在莫迪利阿尼的画室听过课。她非常温柔、十分腼腆、心不在焉，整天多愁善感、难以琢磨，清亮透彻的绿眼睛像一潭清清的泉水，深沉而漂亮的目光温馨诱人，纤细柔弱的身材美丽而动人。但她总像一头受惊的小动物，时刻想在大人物的圈子里寻觅一个小小的栖身之地。她的父母欧多克西和阿希尔·卡奇米尔均为虔诚的天主教徒，对女儿的管教十分严格。他们不同意女儿和一个意大利艺术家、犹太人、身无分文而且比她大许多岁的人联姻。她当时年仅19岁，而莫迪利阿尼为35岁。然而，他们二人之间的恋情已经发展到了如胶似漆、难舍难分、寸步不离的地步。
斯波罗斯基在大茅草屋街找到一间艺术家作坊，恰好在保罗·高更以前占用过的那一间的对面。不同于在豪华地段开著名店铺的商人，他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关心着他的保护对象。
晚些时候，有些人，特别是达尼埃尔-亨利·卡恩维莱，谴责斯波罗斯基在选择保护对象方面缺乏严肃认真的态度，被选中的画家不可靠。但是，所有这些责备都无法掩盖一个基本的事实，即他选择的对象——莫迪利阿尼的确是一位地地道道的画家。正因为他正确地选择了保护对象，在1916年至1920年期间，斯波罗斯基与莫迪利阿尼合作完成了他们计划中的差不多全部绘画作品——卓越的系列裸体画。由于命运使然，命中注定，在意大利画家逝世十二年之后，他的画商也随他而去了。斯波罗斯基临终时彻底破产了，与莫迪利阿尼临终时一样穷困潦倒。莫迪利阿尼去世的那天上午，让娜·埃布戴尔纳搬回到她父母家——阿姆尧特街乙8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