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看门人？是的，然而，是艺术家们居住房子的看门人。
安德烈·萨尔蒙
年轻姑娘们解放了。偷情的事情时有发生，晚上开始，早晨结束。桑德拉斯认为这是因为爆发了战争。战争将许多男人都赶到了前线，女人们就寻找他们的替身填补床上的空当……恋爱使人们像麦秆似的头脑疯狂地燃烧着，燃烧着。
基斯林爱上了20岁的金发女郎勒妮-让。这位姑娘整整齐齐的刘海儿直垂眉梢，热情活泼，意大利未来主义者的衣着打扮：穿裤子，差配鞋（两只鞋不同）。
由于继承了在1914年之前他常与之狂饮的美国雕塑家的遗产，新郎基斯林有能力组织一个盛况空前、在战争时期本区内最豪华的婚礼：整个蒙巴那斯的人都受到邀请；迎亲队伍从基斯林的住处——约瑟夫-巴拉街出发，狂热而且醉醺醺的人们在去区政府的途中，在罗童德和多姆歇歇脚，在多姆酒馆，尚邦老爹还给大家些吃的喝的以便增强体力。迎亲队伍遇到酒馆便喝，于是参加的人愈来愈多。在新郎基斯林与新娘勒妮-让在副区长先生面前交换信物，相互表达自己“愿意娶（嫁）对方”的心愿之时，副区长先生才发现他从未见过如此杂七杂八、衣冠不整的迎亲队伍。他们当中混杂了许多休假军人，他们的军鞋将婚礼大厅中的地板踩得喀喀作响。新娘祝她的郎君是“可笑的小波兰人”，而新郎娶的却是一位共和国卫队指挥官的千金小姐。面对如此杂乱的场面，基斯林失望了。他是经受过考验的反对军国主义者，却有了一位军人岳父！简直是耻辱！简直是他极大的不幸！
酒席之后，一对新人从圣日耳曼大街兜了一圈，最后回到基斯林的作坊。马克斯·雅各布在那里模仿象征性诗人朱尔·拉福格扮演着新郎的角色，莫迪利阿尼在他后面跑着、追着，恳求他让自己背诵但丁、兰波和波德莱尔或随便谁的诗作，只要让他扮演喜剧角色就行。莫迪利阿尼冲进基斯林画室隔壁的小卧室内，出来时头上顶着新人的被褥。他爬上一张桌子，扮演魔鬼朗诵《麦克白》，然后扮演《哈姆雷特》Hamlet，莎士比亚悲剧剧名和该剧中的主人公……勒妮-让愤怒得大声叫喊起来，她不能允许他人乱动她的新婚被褥，哪怕是为了背诵诗词也不行。随之而来的，是阿姆多·莫迪利阿尼白尾海雕般的喊叫声和萨洛蒙太太的咒骂声，与楼梯上乱哄哄的嘈杂声、歇斯底里的尖叫声混成一片。
萨洛蒙太太是看门人。她是一个倔强固执的布列塔尼人，小小个头，滑稽可笑，活像个巫婆。但是她对住在这里的小艺术家们忠诚老实，对工作兢兢业业认真负责，在街上她的同行们面前处处为她的房客们辩护。
夏天，她横躺在大门前睡觉；冬天，她人虽然回到房屋内，但从来都同卢梭海关一样，总是和衣睡觉。她时刻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任何人、任何事别想逃过她的眼睛。外面有人一抬脚一投足，她都会箭一般地从屋里冲出。无论白天还是晚上，她始终用严厉而警觉的目光护卫着她卵翼之下的所有雏鸟。
她对基斯林有着一种特殊的爱。基斯林负伤从前线归来的时候，她鼓励他多喝牛奶止渴。他每次出去或回来时，她从观察岗楼冲出来，整整她的鹰钩鼻子，问道：“奶呢？”她得到的答复是：“明天喝！明天喝！”
他常常亲吻她那乱蓬蓬的头发，而她对他的举动满肚子的不高兴。
勒妮-让刚来时，萨洛蒙太太总把她当做一只小小雏鸟看待。她希望小两口的温馨生活能够把基斯林的心收回来。因为以前他总是每天拂晓才回家，总是喝得醉醺醺，而且很少是单独回来。
但她很快就失望了。夫妻生活并未让她的保护对象改邪归正。基斯林作坊的门时刻是敞开的：从上午九点起，这个门为模特儿们开着，她们接连不断地来到画布后面等待着；下午为朋友们开；晚上为寻欢作乐而开。这位可怜的萨洛蒙太太不得不时刻忍耐基斯林家留声机发出的可怕的噪音。
“嘈杂的声音震耳欲聋，我整天被搅得心烦意乱！”
她从此以后，就十分厌恶法国女歌星弗雷埃尔的歌声和阿根廷探戈的乐曲。
音乐刚刚停止，接着响起画家推动上面坐着模特儿的带滑轮座台发出的刺耳的噪音：他根据光线的需要将它拉过来，推出去，向左转又向右转。好不容易选择好角度之后，他又需要喘口气，休息一下，边声嘶力竭地唱一段滑稽小曲，同时跳起震天动地的舞蹈。
这还仅仅是在最上面的一层发出的嘈杂声，还没有算其他层的呢。因为住在约瑟夫-巴拉街3号的不仅仅基斯林一户房客。安德烈·萨尔蒙在搬到6号之前也住在此。每天晚上，一位遛狗的人总告诉他该回家睡觉了。每到晚上11点，这个遛狗的人按照惯例总说一个词“坏蛋”。一天晚上11点，一个人被小虫子咬了，他却出口骂了狗的主人，后者在固定的时刻仍然用同样的“坏蛋”回敬了他。
人们都不知道那些狗的名字，它们的主人住在斯塔尼斯拉斯街，在《法国信使》杂志工作，名字叫保尔·莱奥托。
汽车制造商埃托尔的弟弟、动物画家朗布朗·布加过去住在约瑟夫-巴拉街3号的底层，1915年自杀身亡。1914年，朱勒·帕森从最上面一层搬走，去了巴黎十四区的蒙巴那斯。
后来搬进这两间房子来的房客给萨洛蒙太太制造了许多麻烦。尤其是最后进来的那位，即画商利奥波德·斯波罗斯基。他住进了二层的一个两间套。他同许多人合住，有画商的妻子昂卡·斯波罗斯基，这没有什么不正常；还有一位朋友，上了前线的一位波兰人的妻子——路尼阿，这有点儿奇怪；阿姆多·莫迪利阿尼在别处生活，却在两间中的另一间内作画。波兰夫妇俩倒很慷慨，然而同座房子里的其他房客无法忍受他们的嘈杂。
上下楼的人从不间断，整天乱哄哄：莫迪利阿尼上基斯林家中取颜料；基斯林下楼来取回他的颜料；基斯林在楼梯上遇见萨洛蒙；阿波利奈尔推开门，一位模特儿寻找画家；勒妮-让晕过去；路尼阿到处打听她与阿姆多之间是否有私情，昂卡听了恶心得简直想呕吐；有人报告说苏丁要来；苏丁上到利奥波德·斯波罗斯基家；而利奥波德·斯波罗斯基却夹着莫迪利阿尼的最后几幅画在往楼下走……
萨洛蒙太太密切关注着来来往往的人们。当他们喧哗过分时，她就想：他们的同行中有人在前线为保卫祖国牺牲了，也就原谅他们了。她辛苦一整天，晚上躺到床上时，仍然竖起耳朵，准备应付随时可能出现的比五六个诗人和画家的大叫大笑更加刺耳的喧哗吵嚷声。
巴黎的盛宴安德烈·萨尔蒙
年轻姑娘们解放了。偷情的事情时有发生，晚上开始，早晨结束。桑德拉斯认为这是因为爆发了战争。战争将许多男人都赶到了前线，女人们就寻找他们的替身填补床上的空当……恋爱使人们像麦秆似的头脑疯狂地燃烧着，燃烧着。
基斯林爱上了20岁的金发女郎勒妮-让。这位姑娘整整齐齐的刘海儿直垂眉梢，热情活泼，意大利未来主义者的衣着打扮：穿裤子，差配鞋（两只鞋不同）。
由于继承了在1914年之前他常与之狂饮的美国雕塑家的遗产，新郎基斯林有能力组织一个盛况空前、在战争时期本区内最豪华的婚礼：整个蒙巴那斯的人都受到邀请；迎亲队伍从基斯林的住处——约瑟夫-巴拉街出发，狂热而且醉醺醺的人们在去区政府的途中，在罗童德和多姆歇歇脚，在多姆酒馆，尚邦老爹还给大家些吃的喝的以便增强体力。迎亲队伍遇到酒馆便喝，于是参加的人愈来愈多。在新郎基斯林与新娘勒妮-让在副区长先生面前交换信物，相互表达自己“愿意娶（嫁）对方”的心愿之时，副区长先生才发现他从未见过如此杂七杂八、衣冠不整的迎亲队伍。他们当中混杂了许多休假军人，他们的军鞋将婚礼大厅中的地板踩得喀喀作响。新娘祝她的郎君是“可笑的小波兰人”，而新郎娶的却是一位共和国卫队指挥官的千金小姐。面对如此杂乱的场面，基斯林失望了。他是经受过考验的反对军国主义者，却有了一位军人岳父！简直是耻辱！简直是他极大的不幸！
酒席之后，一对新人从圣日耳曼大街兜了一圈，最后回到基斯林的作坊。马克斯·雅各布在那里模仿象征性诗人朱尔·拉福格扮演着新郎的角色，莫迪利阿尼在他后面跑着、追着，恳求他让自己背诵但丁、兰波和波德莱尔或随便谁的诗作，只要让他扮演喜剧角色就行。莫迪利阿尼冲进基斯林画室隔壁的小卧室内，出来时头上顶着新人的被褥。他爬上一张桌子，扮演魔鬼朗诵《麦克白》，然后扮演《哈姆雷特》Hamlet，莎士比亚悲剧剧名和该剧中的主人公……勒妮-让愤怒得大声叫喊起来，她不能允许他人乱动她的新婚被褥，哪怕是为了背诵诗词也不行。随之而来的，是阿姆多·莫迪利阿尼白尾海雕般的喊叫声和萨洛蒙太太的咒骂声，与楼梯上乱哄哄的嘈杂声、歇斯底里的尖叫声混成一片。
萨洛蒙太太是看门人。她是一个倔强固执的布列塔尼人，小小个头，滑稽可笑，活像个巫婆。但是她对住在这里的小艺术家们忠诚老实，对工作兢兢业业认真负责，在街上她的同行们面前处处为她的房客们辩护。
夏天，她横躺在大门前睡觉；冬天，她人虽然回到房屋内，但从来都同卢梭海关一样，总是和衣睡觉。她时刻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任何人、任何事别想逃过她的眼睛。外面有人一抬脚一投足，她都会箭一般地从屋里冲出。无论白天还是晚上，她始终用严厉而警觉的目光护卫着她卵翼之下的所有雏鸟。
她对基斯林有着一种特殊的爱。基斯林负伤从前线归来的时候，她鼓励他多喝牛奶止渴。他每次出去或回来时，她从观察岗楼冲出来，整整她的鹰钩鼻子，问道：“奶呢？”她得到的答复是：“明天喝！明天喝！”
他常常亲吻她那乱蓬蓬的头发，而她对他的举动满肚子的不高兴。
勒妮-让刚来时，萨洛蒙太太总把她当做一只小小雏鸟看待。她希望小两口的温馨生活能够把基斯林的心收回来。因为以前他总是每天拂晓才回家，总是喝得醉醺醺，而且很少是单独回来。
但她很快就失望了。夫妻生活并未让她的保护对象改邪归正。基斯林作坊的门时刻是敞开的：从上午九点起，这个门为模特儿们开着，她们接连不断地来到画布后面等待着；下午为朋友们开；晚上为寻欢作乐而开。这位可怜的萨洛蒙太太不得不时刻忍耐基斯林家留声机发出的可怕的噪音。
“嘈杂的声音震耳欲聋，我整天被搅得心烦意乱！”
她从此以后，就十分厌恶法国女歌星弗雷埃尔的歌声和阿根廷探戈的乐曲。
音乐刚刚停止，接着响起画家推动上面坐着模特儿的带滑轮座台发出的刺耳的噪音：他根据光线的需要将它拉过来，推出去，向左转又向右转。好不容易选择好角度之后，他又需要喘口气，休息一下，边声嘶力竭地唱一段滑稽小曲，同时跳起震天动地的舞蹈。
这还仅仅是在最上面的一层发出的嘈杂声，还没有算其他层的呢。因为住在约瑟夫-巴拉街3号的不仅仅基斯林一户房客。安德烈·萨尔蒙在搬到6号之前也住在此。每天晚上，一位遛狗的人总告诉他该回家睡觉了。每到晚上11点，这个遛狗的人按照惯例总说一个词“坏蛋”。一天晚上11点，一个人被小虫子咬了，他却出口骂了狗的主人，后者在固定的时刻仍然用同样的“坏蛋”回敬了他。
人们都不知道那些狗的名字，它们的主人住在斯塔尼斯拉斯街，在《法国信使》杂志工作，名字叫保尔·莱奥托。
汽车制造商埃托尔的弟弟、动物画家朗布朗·布加过去住在约瑟夫-巴拉街3号的底层，1915年自杀身亡。1914年，朱勒·帕森从最上面一层搬走，去了巴黎十四区的蒙巴那斯。
后来搬进这两间房子来的房客给萨洛蒙太太制造了许多麻烦。尤其是最后进来的那位，即画商利奥波德·斯波罗斯基。他住进了二层的一个两间套。他同许多人合住，有画商的妻子昂卡·斯波罗斯基，这没有什么不正常；还有一位朋友，上了前线的一位波兰人的妻子——路尼阿，这有点儿奇怪；阿姆多·莫迪利阿尼在别处生活，却在两间中的另一间内作画。波兰夫妇俩倒很慷慨，然而同座房子里的其他房客无法忍受他们的嘈杂。
上下楼的人从不间断，整天乱哄哄：莫迪利阿尼上基斯林家中取颜料；基斯林下楼来取回他的颜料；基斯林在楼梯上遇见萨洛蒙；阿波利奈尔推开门，一位模特儿寻找画家；勒妮-让晕过去；路尼阿到处打听她与阿姆多之间是否有私情，昂卡听了恶心得简直想呕吐；有人报告说苏丁要来；苏丁上到利奥波德·斯波罗斯基家；而利奥波德·斯波罗斯基却夹着莫迪利阿尼的最后几幅画在往楼下走……
萨洛蒙太太密切关注着来来往往的人们。当他们喧哗过分时，她就想：他们的同行中有人在前线为保卫祖国牺牲了，也就原谅他们了。她辛苦一整天，晚上躺到床上时，仍然竖起耳朵，准备应付随时可能出现的比五六个诗人和画家的大叫大笑更加刺耳的喧哗吵嚷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