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仍然心惊肉跳，无法从过度的神经紧张中自拔，我好像还得等待一年多，才勉强从剧烈的精神创伤中恢复过来。
纪尧姆·阿波利奈尔
基斯林、藤田、莫迪利阿尼和阿波利奈尔都被人爱上了，毕加索也未逃脱爱情的追逐。费尔南德离他远去了，爱娃去世入土了，加比、帕克莱特和其他人被他遗忘了。现在身材高大、容光焕发、端庄富贵的奥尔加·科克罗瓦出现在了毕加索的画布上。她芳龄25岁，俄罗斯人，俄罗斯芭蕾舞团的芭蕾舞演员，父亲是沙皇军队的将军。毕加索在罗马佳吉列夫处结识了她。他一直跟随她到了那不勒斯和佛罗伦萨。二人后来又在巴黎重逢，接着，又一起随同奥尔加所在的芭蕾舞团到了巴塞罗那。
毕加索已经不是原来的毕加索。他西装革履，脖子上系领带，手腕上带链表，西装口袋上别手帕花结。他的西班牙朋友们都认不出他了。他依附的俄罗斯芭蕾舞团的赫赫声名也为他带来了耀眼的光环。这是他多年从事绘画未能得到的。
恋爱仍然在持续着……1917年3月，吕比对阿波利奈尔说她怀孕了。孩子未能成活。不知是否属于偶然，阿波利奈尔那个时期正在准备一出戏：《蒂雷亚斯的乳房》。戏的中心思想是法国的人口增长问题。该戏于1917年6月24日在巴黎蒙马特尔的勒内-莫贝尔剧场上演。散发出去的节目单的封面装饰画是毕加索的一幅作品，该剧打出的旗号是毕加索。该戏剧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比《滑稽剧》的震动还大。它成为“1917年先锋派最重大的事件”。［摘自米歇尔·德科丹为纪尧姆·阿波利奈尔的《腐朽的巫师》写的前言。］
编写《蒂雷亚斯的乳房》剧本的思想来自皮埃尔·阿尔贝-比罗。1916年11月的一天晚上，阿尔贝-比罗和纪尧姆·阿波利奈尔在《SIC》杂志社办公室。比罗说他希望他的杂志《SIC》不仅仅出版新诗，也出版现代戏剧剧本。于是，阿波利奈尔向他推荐了他于1903年写的一部悲剧：《泰莱丝的故事》，并且建议用古希腊神话中泰贝斯神“蒂雷亚斯”代替剧本中的主人公泰莱丝，于是其女主人公改成了男的，并且赋予了他男子的权威。这部作品使人们回忆起了古希腊最伟大的诗人阿里斯托芬的作品《女人聚会》。
比罗同意了阿波利奈尔的意见。后者着手改写剧本，无疑需要进行深刻的重大修改。最显著的是在原版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序幕，该序幕充分体现了作者的深层思想：
我给您带来一个剧本，其目的是改造人们的思想行为习惯……（台词）
他否定过去：
战前的戏剧艺术既无崇高的思想境界，也无高尚的道德情操。人们在观看这类戏剧纯粹是浪费晚上长长的时间。（台词）
他提倡妇女与男子在社会生活中扮演同样的角色，发挥相同的作用：
我也希望当议会议员、律师和部长，在公共事务中发挥领导作用。（台词）
他表现出强烈的反军国主义的思想：
他们用大炮轰炸，不仅炸毁人间的一切，连天空的星斗也炸灭了。（台词）
所有这些思想都通过剧本用大量的反串演员、音响效果和夸张的表演表现出来，但也正是这些表演在观众中激起了强烈的抗议。不仅因为该戏表现出和平主义（阿波利奈尔身上近来才出现这一倾向），也表现出失败主义，而且还因为在这个男人上前线遭到大屠杀的年代，尽管应该重视和鼓励生育，但也不应该让女人在戏剧舞台上摘掉乳罩冲着观众放出无数的气球，象征着挤出丰满的乳汁。
排练开始了。那简直不能叫做排练，用皮埃尔·阿尔贝-比罗自己的话说，应该叫做“谩骂大表演”［摘自1964年出版的皮埃尔·阿尔贝-比罗的札记《纪尧姆·阿波利奈尔》］。整个排练构成了毫无任何专业水平可言的大杂烩：演员中没有一个是专业演员（阿波利奈尔曾经考虑过扮演其中的一个角色）；名义上是由塞尔日·费拉特设计制作的布景直到开幕时才临时凑上；因为在战争年代找不到必要的乐器，由一个会弹两下钢琴的妇女代替了一整个乐团为该戏剧伴奏；签字负责音乐效果的是热尔梅娜·阿尔贝-比罗，实际却是诗人马克斯·雅各布在领导合唱队。
阿波利奈尔从来不喜欢音乐。1917年，加沃大厅举行了一场音乐会。正当舞台上演奏塞扎尔·弗兰克的一部作品的时候，深感无聊的他却当场作了一首诗，中场休息时，他乘机悄悄地溜了……在《蒂雷亚斯的乳房》的排练中，阿波利奈尔突然为伴奏的女钢琴家鼓掌叫好，但他赞美的不是她的演奏技术，而是她的身材窈窕和动人的相貌；他也赞美法国著名作曲家萨蒂，只因为萨蒂是他的朋友。无论怎么说，他对《蒂雷亚斯的乳房》怀着浓厚的兴趣，因为这关系到捍卫文艺先锋派的重大事业。
《蒂雷亚斯的乳房》的剧本改写结束之后，比罗问诗人阿波利奈尔在封面上应该写什么剧名。阿波利奈尔提议写《蒂雷亚斯的乳房》。比罗觉得这个剧名不足以表达他们的思想，还必须赋予这部戏剧自己的特点。阿波利奈尔又提议：
“悲剧。”
“不，作为剧名，这太短。观众可能以为它反映的是立体主义的悲剧。”
阿波利奈尔考虑了一会儿，说：“咱们就写一部超自然主义的悲剧吧。”
比罗反驳说：“绝对不行。我们既不是自然主义，也不是超自然主义。”
“那么，咱们就只能写《蒂雷亚斯的乳房》，算是超现实主义戏剧。”
此话一出口，安德烈·布勒东和菲利普·苏波就不断地使用这个剧名，并且向纪尧姆·阿波利奈尔表示祝贺，祝贺他成功地将该剧从原来的《泰莱丝的故事》改写为超现实主义的《蒂雷亚斯的乳房》。
《蒂雷亚斯的乳房》排演时，布勒东出席观看，他十分失望。他不仅对作品不满意，对演员也不满意。第一幕结束时，他发现一个身穿英国军装的观众在乐池边气愤之极，他从枪套中拔出手枪，威胁要开枪。那是雅克·瓦谢。布勒东终于说服他，使他息怒了。两个人继续观看了排演，没有再加以干预。瓦谢之所以被激怒，主要因为“一方面抒情诗枯燥乏味，另一方面反复出现立体主义的服装和布景”。［摘自安德烈·布勒东的《与安德烈·帕里诺的谈话》］
那部剧只是一场歇斯底里、构成超现实主义系列丑闻的序曲。该戏剧一面世，整个新闻界和公众舆论都爆炸了。尽管皮埃尔·阿尔贝-比罗十分谨慎，但作品仍然被指责为立体主义，阿波利奈尔在当中遭受侮辱，毕加索也因为剧本采用了他的画做封面插图而被钉在了民族艺术的耻辱柱上。立体主义被看成是受到“德国艺术”影响后产生的艺术，而且1917年法国的艺术界受到的德国艺术的影响比1914年大得多。
然而，在巴黎的一些画家自认为属于正统的纯立体主义的拥护者。他们声明坚决地属于立体主义派。甚至在《蒂雷亚斯的乳房》上演之后，他们向新闻界的种种评论提出强烈抗议，声明他们的作品与“文学界和戏剧界某些突发奇想的心血来潮毫无关系”。
《蒂雷亚斯的乳房》在巴黎蒙马特尔的勒内-莫贝尔剧场上演的第二天，即1917年6月25日，阿波利奈尔被分派到战争部的新闻办公室，即新闻审查署工作。于是，他写信给《信息报》、《SIC》、《Excesior》、皮埃尔·勒韦迪的杂志《南北》、皮埃尔·阿尔贝-比罗的杂志。过去，阿波利奈尔曾经和安德烈·比利一起在《巴黎午时》工作过，他仍然没有丢弃那时令朋友十分欣赏的好斗精神。他给《巴黎午时》寄去一些从伦敦、东京和纽约传来的消息，但这是一些虚假消息……
阿波利奈尔继承保尔·福尔的传统，召集大家每星期二的下午五点至七点之间在福乐尔酒馆聚会。马克斯·雅各布把这些聚会叫做“保尔·福乐尔星期二”，皮埃尔·勒韦迪把这些聚会叫做“星期二野兽派”。
阿波利奈尔在巴黎的歌剧院广场偶然遇见过一次路易丝，他们之间的恋情彻底枯竭了。从那以后，他一直同雅克琳娜住在圣日耳曼大街的一套公寓房里一起生活。他们的套房在最高层，人们去他家必须爬无数的楼梯。为在开门之前看清来人的面貌，阿波利奈尔从门里在楼梯的踢脚板上挖了一个小洞。来访者如果不是朋友，他不开门。门扇上钉着一张纸条：“请勿打搅人。”［摘自1970年出版的安德烈·布勒东的《等距离投影》］
他套房里的过道弯弯曲曲。过道里堆满书籍、小雕塑品和到处拣来的许多小东西。这是一个很奇特的地方，在一排排杂七杂八的小物件中间，他奇迹般地安放了一些既大又笨重的家具。墙壁上已经挂着一些画，沿墙根堆放着许多，等待朋友们帮忙往墙上挂。因为阿波利奈尔笨手笨脚，不砸伤三根手指，他就挂不起一幅画。
在他的那套房子里，阿波利奈尔最喜欢的房间是餐厅。那个房间既狭小又黑暗，里面有几把椅腿长短不一的椅子和一张桌子，摆放在桌子上的盘子、碟子也残缺不全。房子里还有一个厨房和一间办公室。办公室里小小的窗户前摆放着一张桌子。房间里的一个室内楼梯通向卧室。一个推拉玻璃门外有一个小平台，从那里可以看见巴黎高低不平的房顶。
阿波利奈尔负伤之后，正是在这座房子里养伤，并且渐渐地康复起来。接着，他患了肺气肿。他童年时代的朋友勒内·达利兹在战场上牺牲，令他十分痛苦。达利兹经常同他一起参加各种活动。他时刻在手臂下夹一把雨伞，常常面对着镜子，看着日渐苍老的面容说：“生活对人的折磨多么厉害啊！”
那时的阿波利奈尔达到了荣誉的顶峰：到处得到他人的承认，到处有人请他参加这样那样的项目，许许多多的新项目在等待着他。但是，他逐渐地抛弃了许多在前线生活的欢乐，开始对前途担忧，情绪愈来愈暴躁。朋友们到他家进晚餐时，个个小心翼翼，特别注意迁就他，不激怒他。他们看着放在刚进门处桌子上显著位置的那顶在太阳穴处被打了一个洞的炮兵钢盔，心里非常不安。
1918年1月，阿波利奈尔发生肺充血，又被送进了医院。不久之后他出院了，那时的战局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巴黎的盛宴纪尧姆·阿波利奈尔
基斯林、藤田、莫迪利阿尼和阿波利奈尔都被人爱上了，毕加索也未逃脱爱情的追逐。费尔南德离他远去了，爱娃去世入土了，加比、帕克莱特和其他人被他遗忘了。现在身材高大、容光焕发、端庄富贵的奥尔加·科克罗瓦出现在了毕加索的画布上。她芳龄25岁，俄罗斯人，俄罗斯芭蕾舞团的芭蕾舞演员，父亲是沙皇军队的将军。毕加索在罗马佳吉列夫处结识了她。他一直跟随她到了那不勒斯和佛罗伦萨。二人后来又在巴黎重逢，接着，又一起随同奥尔加所在的芭蕾舞团到了巴塞罗那。
毕加索已经不是原来的毕加索。他西装革履，脖子上系领带，手腕上带链表，西装口袋上别手帕花结。他的西班牙朋友们都认不出他了。他依附的俄罗斯芭蕾舞团的赫赫声名也为他带来了耀眼的光环。这是他多年从事绘画未能得到的。
恋爱仍然在持续着……1917年3月，吕比对阿波利奈尔说她怀孕了。孩子未能成活。不知是否属于偶然，阿波利奈尔那个时期正在准备一出戏：《蒂雷亚斯的乳房》。戏的中心思想是法国的人口增长问题。该戏于1917年6月24日在巴黎蒙马特尔的勒内-莫贝尔剧场上演。散发出去的节目单的封面装饰画是毕加索的一幅作品，该剧打出的旗号是毕加索。该戏剧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比《滑稽剧》的震动还大。它成为“1917年先锋派最重大的事件”。［摘自米歇尔·德科丹为纪尧姆·阿波利奈尔的《腐朽的巫师》写的前言。］
编写《蒂雷亚斯的乳房》剧本的思想来自皮埃尔·阿尔贝-比罗。1916年11月的一天晚上，阿尔贝-比罗和纪尧姆·阿波利奈尔在《SIC》杂志社办公室。比罗说他希望他的杂志《SIC》不仅仅出版新诗，也出版现代戏剧剧本。于是，阿波利奈尔向他推荐了他于1903年写的一部悲剧：《泰莱丝的故事》，并且建议用古希腊神话中泰贝斯神“蒂雷亚斯”代替剧本中的主人公泰莱丝，于是其女主人公改成了男的，并且赋予了他男子的权威。这部作品使人们回忆起了古希腊最伟大的诗人阿里斯托芬的作品《女人聚会》。
比罗同意了阿波利奈尔的意见。后者着手改写剧本，无疑需要进行深刻的重大修改。最显著的是在原版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序幕，该序幕充分体现了作者的深层思想：
我给您带来一个剧本，其目的是改造人们的思想行为习惯……（台词）
他否定过去：
战前的戏剧艺术既无崇高的思想境界，也无高尚的道德情操。人们在观看这类戏剧纯粹是浪费晚上长长的时间。（台词）
他提倡妇女与男子在社会生活中扮演同样的角色，发挥相同的作用：
我也希望当议会议员、律师和部长，在公共事务中发挥领导作用。（台词）
他表现出强烈的反军国主义的思想：
他们用大炮轰炸，不仅炸毁人间的一切，连天空的星斗也炸灭了。（台词）
所有这些思想都通过剧本用大量的反串演员、音响效果和夸张的表演表现出来，但也正是这些表演在观众中激起了强烈的抗议。不仅因为该戏表现出和平主义（阿波利奈尔身上近来才出现这一倾向），也表现出失败主义，而且还因为在这个男人上前线遭到大屠杀的年代，尽管应该重视和鼓励生育，但也不应该让女人在戏剧舞台上摘掉乳罩冲着观众放出无数的气球，象征着挤出丰满的乳汁。
排练开始了。那简直不能叫做排练，用皮埃尔·阿尔贝-比罗自己的话说，应该叫做“谩骂大表演”［摘自1964年出版的皮埃尔·阿尔贝-比罗的札记《纪尧姆·阿波利奈尔》］。整个排练构成了毫无任何专业水平可言的大杂烩：演员中没有一个是专业演员（阿波利奈尔曾经考虑过扮演其中的一个角色）；名义上是由塞尔日·费拉特设计制作的布景直到开幕时才临时凑上；因为在战争年代找不到必要的乐器，由一个会弹两下钢琴的妇女代替了一整个乐团为该戏剧伴奏；签字负责音乐效果的是热尔梅娜·阿尔贝-比罗，实际却是诗人马克斯·雅各布在领导合唱队。
阿波利奈尔从来不喜欢音乐。1917年，加沃大厅举行了一场音乐会。正当舞台上演奏塞扎尔·弗兰克的一部作品的时候，深感无聊的他却当场作了一首诗，中场休息时，他乘机悄悄地溜了……在《蒂雷亚斯的乳房》的排练中，阿波利奈尔突然为伴奏的女钢琴家鼓掌叫好，但他赞美的不是她的演奏技术，而是她的身材窈窕和动人的相貌；他也赞美法国著名作曲家萨蒂，只因为萨蒂是他的朋友。无论怎么说，他对《蒂雷亚斯的乳房》怀着浓厚的兴趣，因为这关系到捍卫文艺先锋派的重大事业。
《蒂雷亚斯的乳房》的剧本改写结束之后，比罗问诗人阿波利奈尔在封面上应该写什么剧名。阿波利奈尔提议写《蒂雷亚斯的乳房》。比罗觉得这个剧名不足以表达他们的思想，还必须赋予这部戏剧自己的特点。阿波利奈尔又提议：
“悲剧。”
“不，作为剧名，这太短。观众可能以为它反映的是立体主义的悲剧。”
阿波利奈尔考虑了一会儿，说：“咱们就写一部超自然主义的悲剧吧。”
比罗反驳说：“绝对不行。我们既不是自然主义，也不是超自然主义。”
“那么，咱们就只能写《蒂雷亚斯的乳房》，算是超现实主义戏剧。”
此话一出口，安德烈·布勒东和菲利普·苏波就不断地使用这个剧名，并且向纪尧姆·阿波利奈尔表示祝贺，祝贺他成功地将该剧从原来的《泰莱丝的故事》改写为超现实主义的《蒂雷亚斯的乳房》。
《蒂雷亚斯的乳房》排演时，布勒东出席观看，他十分失望。他不仅对作品不满意，对演员也不满意。第一幕结束时，他发现一个身穿英国军装的观众在乐池边气愤之极，他从枪套中拔出手枪，威胁要开枪。那是雅克·瓦谢。布勒东终于说服他，使他息怒了。两个人继续观看了排演，没有再加以干预。瓦谢之所以被激怒，主要因为“一方面抒情诗枯燥乏味，另一方面反复出现立体主义的服装和布景”。［摘自安德烈·布勒东的《与安德烈·帕里诺的谈话》］
那部剧只是一场歇斯底里、构成超现实主义系列丑闻的序曲。该戏剧一面世，整个新闻界和公众舆论都爆炸了。尽管皮埃尔·阿尔贝-比罗十分谨慎，但作品仍然被指责为立体主义，阿波利奈尔在当中遭受侮辱，毕加索也因为剧本采用了他的画做封面插图而被钉在了民族艺术的耻辱柱上。立体主义被看成是受到“德国艺术”影响后产生的艺术，而且1917年法国的艺术界受到的德国艺术的影响比1914年大得多。
然而，在巴黎的一些画家自认为属于正统的纯立体主义的拥护者。他们声明坚决地属于立体主义派。甚至在《蒂雷亚斯的乳房》上演之后，他们向新闻界的种种评论提出强烈抗议，声明他们的作品与“文学界和戏剧界某些突发奇想的心血来潮毫无关系”。
《蒂雷亚斯的乳房》在巴黎蒙马特尔的勒内-莫贝尔剧场上演的第二天，即1917年6月25日，阿波利奈尔被分派到战争部的新闻办公室，即新闻审查署工作。于是，他写信给《信息报》、《SIC》、《Excesior》、皮埃尔·勒韦迪的杂志《南北》、皮埃尔·阿尔贝-比罗的杂志。过去，阿波利奈尔曾经和安德烈·比利一起在《巴黎午时》工作过，他仍然没有丢弃那时令朋友十分欣赏的好斗精神。他给《巴黎午时》寄去一些从伦敦、东京和纽约传来的消息，但这是一些虚假消息……
阿波利奈尔继承保尔·福尔的传统，召集大家每星期二的下午五点至七点之间在福乐尔酒馆聚会。马克斯·雅各布把这些聚会叫做“保尔·福乐尔星期二”，皮埃尔·勒韦迪把这些聚会叫做“星期二野兽派”。
阿波利奈尔在巴黎的歌剧院广场偶然遇见过一次路易丝，他们之间的恋情彻底枯竭了。从那以后，他一直同雅克琳娜住在圣日耳曼大街的一套公寓房里一起生活。他们的套房在最高层，人们去他家必须爬无数的楼梯。为在开门之前看清来人的面貌，阿波利奈尔从门里在楼梯的踢脚板上挖了一个小洞。来访者如果不是朋友，他不开门。门扇上钉着一张纸条：“请勿打搅人。”［摘自1970年出版的安德烈·布勒东的《等距离投影》］
他套房里的过道弯弯曲曲。过道里堆满书籍、小雕塑品和到处拣来的许多小东西。这是一个很奇特的地方，在一排排杂七杂八的小物件中间，他奇迹般地安放了一些既大又笨重的家具。墙壁上已经挂着一些画，沿墙根堆放着许多，等待朋友们帮忙往墙上挂。因为阿波利奈尔笨手笨脚，不砸伤三根手指，他就挂不起一幅画。
在他的那套房子里，阿波利奈尔最喜欢的房间是餐厅。那个房间既狭小又黑暗，里面有几把椅腿长短不一的椅子和一张桌子，摆放在桌子上的盘子、碟子也残缺不全。房子里还有一个厨房和一间办公室。办公室里小小的窗户前摆放着一张桌子。房间里的一个室内楼梯通向卧室。一个推拉玻璃门外有一个小平台，从那里可以看见巴黎高低不平的房顶。
阿波利奈尔负伤之后，正是在这座房子里养伤，并且渐渐地康复起来。接着，他患了肺气肿。他童年时代的朋友勒内·达利兹在战场上牺牲，令他十分痛苦。达利兹经常同他一起参加各种活动。他时刻在手臂下夹一把雨伞，常常面对着镜子，看着日渐苍老的面容说：“生活对人的折磨多么厉害啊！”
那时的阿波利奈尔达到了荣誉的顶峰：到处得到他人的承认，到处有人请他参加这样那样的项目，许许多多的新项目在等待着他。但是，他逐渐地抛弃了许多在前线生活的欢乐，开始对前途担忧，情绪愈来愈暴躁。朋友们到他家进晚餐时，个个小心翼翼，特别注意迁就他，不激怒他。他们看着放在刚进门处桌子上显著位置的那顶在太阳穴处被打了一个洞的炮兵钢盔，心里非常不安。
1918年1月，阿波利奈尔发生肺充血，又被送进了医院。不久之后他出院了，那时的战局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