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到最后也没有正面回答我，只是说：“我再想想，因为，台里确实给我下了死命令，我没办法。”
没过多久，罗明副台长的电话就来了，召回的金牌随之而来。
“小水！”罗台的语气不容商量，“台里决定了，而且有关部门也跟凤凰卫视商量了，中国记者不能待在伊拉克，你们已经完成了你们的使命，现在必须得撤。你们和凤凰卫视一块撤。”
我脑子又“嗡”了一下，还不死心：“罗台，你得相信我，我们在现场，这两天爆炸没停，空袭没停，确实非常危险。但是我们在巴格达有一些屏障，有一些房子和地下室，都可以保证安全。要现在往外撤，先不说我们来的多不容易，起码我们撤出去没有安全系数……”
“这事没商量！”罗台打断我的话，“铁板钉钉了！你不信去问问凤凰的闾丘。这是商量好的，她也得撤。”
赵化勇台长就在罗台身边，他接过电话，命令一模一样。两位领导轮番上阵，我都有点急了，甚至带上了哭腔：“那不行，你要这样那我不走。”
罗台也急了：“小水，你要不走，还是那句话，关窗口！我们也没办法，因为这是我们接到的死命令。”
不到10天时间，事情多次逆转，让人难以适应。我们又一次遇到了强制撤离。我们欢喜得太早了，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进入伊拉克，回到巴格达，回到我应该在的地方，把眼睛瞪出满满的血丝，每天几十条几十条的新闻在往北京发，很多档很多档的这种连线，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最后“撤退”两个字吗？
我还记得我将撤退的命令传达给所有人时，大家那种沮丧的神情。我们失魂落魄地坐在新闻中心二楼平台的一块砖头上，活像三个捡到烟头的乞丐。沙尘暴把巴格达的天空蒙上一层阴郁的灰黄，“走还是不走”，成为前途未卜的一个沉重话题。
其实有得选吗？这根本就不是一道选择题，必须走。
我几乎控制不住自己了：“我自己干，我就违反纪律，怎么着？再也不听中央电视台的调遣了！我就要待到这个战争结束，我可以到阿布家里去住……”
冀惠彦拍拍我，长叹一声，说：“我们出来代表的是中央电视台，我们是有单位的人。如果说单位现在不让你做这件事，而且将来不会给你这个平台，我们干吗冒这个风险？”
冀惠彦这番话，当然是有情绪的，但是这种反话正说的方式，一下子点通了我那贲张得几乎要爆开的穴道，刚刚炙烤得要沸腾起来的情绪，一下子冷成了冰，心里也刮起了凄迷的沙尘暴。
我事后才知道，因为我们再次进入伊拉克报道，中央电视台在伊拉克报道的整个形象，一下子又转回正面。但这并不是我的目的，我不需要为了我个人的荣辱去前线搏杀，也不需要为了挣一个名分而“作秀”。
我是一个记者，我热爱这份工作，面对这场战争，我觉得可以好好施展一下才华，这就是我的战场。我有这个能力，所以我就这么干！但冀惠彦说得对，如果我的老板我的东家不让我做，就算我冒着生命危险留下来，我也做不成，我最后可能变成孤家寡人，或者成了一个单干户，我给谁发新闻？
这件事一下子变得无奈，后有追兵，前有堵截——跟凤凰卫视一捆绑，没辙！
后来碰到闾丘露薇，她已经定了车，准备第二天清早走。台里也安排我们从叙利亚出去，而不是约旦那条“死亡公路”——它已经被封死了，而且的确不安全。中国驻叙利亚大使馆会派人在叙利亚的边境口岸等我们，我们只能再一次无奈地撤退了。
第二次撤退比第一次更加无奈。上一次的撤退，是与战争爆发点失之交臂，那时我们还无法判断是否会开战；但是这一次，我们已经身处战争当中，却离开了战场，离开了“新闻发生时，我们在现场”的原则。
我的内心一直在挣扎，个人的价值，个人的利益，团队、同事、战友，还有这么多年培养了我、给了我机会的中央电视台，我怎么面对这一切？怎么面对前功尽弃的事实？我怎么面对自己的新闻理想和热情？但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只能选择遵守命令，我还没有自私到为了要单打独斗和蛮干，而影响中央电视台声誉的分上。这个机构、这个平台成就了我，至今我仍对此心存感念，所以我不应该也不会做危害它的事情。
还有一个原因，很多领导和同事，也可能因为我们的鲁莽，甚至一意孤行受到影响。综合这些考虑，无可奈何，我们三人达成了一致：没办法，我们已经尽力了。
告别的时刻最难忘记，告别的时刻心情也最复杂。我经历过许多告别的时刻，对于巴格达，我告别了战争火线，却留下一段难以愈合的伤口。
3月29日，我们和凤凰卫视一起从巴格达出发，奔向叙利亚边境。这一路我们三个人都不说话，沉默着望向窗外，看着车窗外闪过的伊拉克的景象，熟悉的一切一切。远处一股一股浓烟直冲天空，那是原油在熊熊燃烧，一个曾经富裕的国度，如今化作废墟和焦土，到处弥漫着痛苦和绝望的气息。它看不到未来，看不到前行的路，它的眼前荒草丛生、火海汪洋。
走了一段路，我招呼了一下冀惠彦，做了一个拍摄的手势。他心领神会，掏出随身带的一个微型摄像机。我忽然想把我们这种状态记录下来。如果把我们出发时候的表情和现在对比，一定是一组极具张力的画面。“冀惠彦，说两句。”我把镜头对准他，“说啥？要我说，我就说伊拉克我再也不会回来了，我他妈恨死你了！”
短短两句话，活像两根刺，如鲠在喉。
走到一半路程的时候，这种迟滞的气氛，因为一群不速之客的出现，转化成惊险的画面。
在我们两辆车的前方，不知什么时候，从沙漠里突然冒出来十几辆装甲越野车，特种部队！大兵们个个武装到牙齿，防弹背心、钢盔、对讲机，手里端着M16自动步枪，像一道闸口把我们堵住了。
大兵们把我们团团围住，黑洞洞的枪口对准我们，用英文高喊：“下车！你们是哪里人？干什么的？身份证件！”
我忙用英文回答：“我们是中国人，我是中国记者！我们这儿有护照。”
闾丘露薇和她的摄像师，冀惠彦、杨小勇和我，我们几个人排成一排，举着手，半蹲着。我习惯把护照放在裤兜里，便放慢了语速说：“我现在伸手，来掏我的护照，你看清楚了，我可没什么东西。”
这是有经验教训的。1996年，我在亚特兰大差点被一个美国警察射杀，就是因为被询问时动作太大，美国人差点当场开枪！所以一定要声明，我是好人，我没有恶意。
两个大兵冲到我跟前，我把护照掏出来给他们看，然后是其他几个人的。他们仔细检查之后说：“你们真的是中国记者？”
我忙说：“是的，我们现在要离开伊拉克。”
我们雇的司机是伊拉克人，这些士兵又拿枪指着他们，让他们全都趴下。那些司机都吓坏了，浑身颤抖，五体投地趴在地上，像是虔诚的教徒做祷告。特种部队的人拿枪管捅他们，有一个司机很机灵，一边趴下，一边顺手就把我们出发前插在挡风玻璃前的中国国旗拿起来，举在手里，“CHINA”、“CHINA”地喊，意思就是“我是给中国人干活的，我是这几个中国人的司机”。
五星红旗帮了我们的忙，这些特种兵在了解了我们身份之后，态度客气了些，气氛也有所缓和。他们说：“这是个误会，我们在执行特种任务。现在有很多恐怖分子，我们也要防止萨达姆家族的人逃跑。我们把这条路都已经封锁了，这一带很不安全。”
后来我们才知道，这帮人是协助美军进驻伊拉克的澳大利亚特种兵。也就是说，在伊拉克战争开战第9天的时候，在距离巴格达不到三四百公里的地方，而且是在伊拉克西部，已经有了美英联军的特种部队。
他们得知我们要去叙利亚，有一个长官模样的人过来对我们说：“这一段路很不安全，你们现在上车跟着我们，我们送你们过这段路，然后你们再往前去。”
他们的装甲吉普车在前面开道，前后跟着我们两辆车，大概开了有一二十公里后，他们跟我们挥手再见。又是几百公里，看到了边境，看到了我们中国驻叙利亚大使馆的车和人，再后来，我们来到了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
当天晚上，驻叙利亚的女大使，还有使馆里的所有同志给我们接风洗尘和压惊。“你们是中国的记者，你们是报道伊拉克战争的功臣”，这样的话当然听了不少。但是我们几个都打不起精神来，坐着喝闷酒，还借着酒劲说了一些气话。有些话是针对闾丘露薇说的，因为我们那时候觉得闾丘露薇不仗义，她要是不出去，坚持跟我们攻守同盟，我们也许能够在伊拉克赖下来。
现在我已经有些释怀，我用冀惠彦跟我说的那段话，去理解闾丘露薇当时的处境。如果她拒绝她的老板，也许也会变成一个孤家寡人，又如何施展她的新闻理想？但是在当时，我们除了一吐不快之外，完全无话可说，像霜打的茄子，蔫了。
当我们报道组结束伊拉克之行，走出北京的机场时，我满心憔悴，近乎绝望崩溃，只想洗个澡，睡上一大觉，然后大哭一场，哭他个昏天黑地。
从战场回到国内的我们，没有被追究违命之责，相反得到了莫大的包容和赞誉。台领导亲自拿着鲜花到机场接我们，报道组还被邀请做了几场汇报演讲，台里表彰我们“扞卫了中央电视台的荣誉，为中央电视台伊拉克战争报道工作做了不可磨灭的功绩”。我个人也受到了不少厚遇，从“中国十大杰出青年”到“五一劳动奖章”，各种荣誉如潮水般涌来……
在许多人眼中，伊拉克战争报道无疑是我职业生涯的高峰。但没人理解，“伊拉克”三个字，在我心中有多痛。
2003年我们两进两出，却没能将这场战争全程报道下来，对于一个有新闻理想的记者而言，这是毕生的缺憾；而由此在网上引发的口诛笔伐，固然我是个大大咧咧的西北人，相信时间会证明一切，一直低调对待，但总有字句会灌进耳朵，在内心溅起波澜；并且，当年为了留在巴格达，我编造了一些谎言，为了保护团队保护央视，很多事情回国后不能坦然说出……种种复杂情绪郁结于心，一层一层，裹出一个坚实的茧，偶尔碰触，便隐隐作痛。
十年后回头来看，2003年出征巴格达，以斗志昂扬开始，却以郁闷和无奈告终。我感觉我的生命时钟在那一刻忽然慢了那么几秒，随后这十年的步伐，就一直别扭在这几秒钟之上。有时夜深，我不敢回想那片沙尘暴中隆隆的炮火，那些清晰的爆炸声，就像我心头伤口“嗞嗞”开裂的声音一般。我那错过的“几秒钟”，足以划开一道伤口，即便十年之功，也无法让它痊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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