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1章 在东北“点了一把火”(3)

　　陈烈民取出一块黑色方巾说，可不可以请邓副主席亲自为仓库保管员蒙上眼睛？邓小平说可以啊，于是就动手折叠黑色方巾，蒙上了姑娘头部，细细扎紧。

　　邓小平说，没有勒痛你吧，姑娘？

　　小何连声说没有、没有，邓小平又说现在看不见了吧，小何说看不见了。任燕自告奋勇说去检查一下，在小何头部四周查看了下以后证实说，真的看不见了，绑得很好。

　　陈烈民接着就把一册厚厚的仓储物品单递到邓小平手中，对邓小平说，您可以翻到任何一页，点任何物品。

　　随着邓小平的翻动页码和用手指点，陈烈民高声喊，十公斤外包装光明牌浅灰色聚氨酯漆一桶！扁嘴钢丝钳一把！手提式灭火器一只！

　　只见蒙眼姑娘敏捷如猴，在各式储品架前闪电般穿梭，甚至还攀援一架短梯爬上爬下，只一会儿工夫，便把邓小平用手指点过的三件储藏品全部取到了客人面前。

　　陈烈民宣布说，我们的这位全国劳模，按邓副主席指点蒙眼取来三件物品，共计时间二十七秒，平均取一件物品九秒钟！

　　仓库里一下子就爆发了掌声。穆大江低声赞叹说，真神啊，这本事怎么练出来的？而任燕则是快速地作着记录。

　　小何姑娘要解蒙眼布，邓小平示意说等一等，说着就悄悄向前走了两步，从旁边的一只储架上取下一把小号钳工锉刀，举手向大家示意一下，接着就递到陈烈民手里。

　　陈烈民会意，高声宣布说，小号半圆形钳工锉刀一把。

　　蒙着双眼的姑娘马上灵巧地转身，走了几步，冲着柜架上伸手取物，却不料没取着东西，她往左一伸手，摸着一件东西，但马上扔下了，往后一伸手，又摸着另一件工具，也马上扔下了。

　　姑娘显然蒙了，呆了一会，半晌，难受地说，首长，我没能完成任务。

　　众人一下子都笑了起来。邓小平说快把小何姑娘的蒙眼布解下来吧。任燕闻声向前，手脚麻利地解下了姑娘脸上的黑色方巾。

　　邓小平说，小何同志，你要找的钳工锉刀，在这里。不好意思，我事先取下来了，让你犯了难。钳刀，我熟悉啊，我早年在法国就当过钳工，前几年在江西的拖拉机厂，也是天天都用它，我取下它是情不自禁。总之，小同志，我祝贺你，你通过了考验，完全合格！

　　掌声又一次在仓库里噼噼啪啪地响了起来，小何不好意思地笑了。

　　邓小平说，小何姑娘，可以告诉我，你的月工资是多少吗？

　　姑娘说，四十二元五角。

　　邓小平转脸问陈烈民，你看，合理吗？

　　陈烈民说，不合理。

　　邓小平说，实在太低了。她可以是八级，至少是七级。

　　陈烈民马上说，我们要研究，我们改正。

　　邓小平向众人说，大庆人艰苦奋斗、白手起家的精神，大庆人对工作一丝不苟、兢兢业业的作风，都在这位小同志的身上得到了体现，我们得向你学习啊！

　　这时候有个气喘吁吁的女工跑进仓库，挤到小何身边，一个劲跟小何打手势使眼色。

　　小何在跟那位女工咬了几句耳朵之后，忽然神色大变。

　　陈烈民对小何说，小何，首长夸奖你了，你也说几句啊。

　　小何想说什么，却张张嘴没说出话来，随后一直咬着嘴唇，脸色越发显得苍白。

　　邓小平发觉有异，问小何出什么事了。小何憋不住，说家里房塌了，她爸爸也伤着了。邓小平马上叫她回家，后来对陈烈民说，我们也上她家去看看吧。

　　陈烈民低声说，小何的爸爸就是当年英雄钻井队的队长，听说他当年还向您汇报过工作。邓小平说，那就更应当去看看他了。

　　邓小平一行赶到家属宿舍区何队长家时，看见医务人员已经赶到了，正在动员何队长去医院拍个片，而何队长则捂着腰，坐在倒塌的泥墙边连声说不碍事、不碍事。

　　小何说，爸爸您怎么老说不碍事，您站起来试试。

　　何队长使劲想站，却一直站不起来，一张脸痛苦得像歪瓜裂枣似的。

　　这时候邓小平一行快步走了过来。何队长一见邓小平就两眼放光，想站却站不起来，连声说邓副主席好。

　　邓小平连声说，你别站起来，你伤着了。我记得你啊，你就是英雄钻井队的何队长啊。十多年前，我们在井台上谈得很好啊。

　　何队长忽然泪眼蒙蒙了，哽咽着说，邓副主席，“四人帮”打倒您，我们不服啊，您是最关心我们工人冷暖的啊。邓小平说，这些话回头再说吧，赶紧送医院。

　　医务人员请老何上担架，而老何还在说不碍事、不碍事。

　　陈烈民大声说，老何，你听邓副主席的！

　　担架七手八脚地就被迅速抬走了，陈烈民示意小何也赶快跟着父亲去医院。

　　邓小平围着塌了半边的这座“干打垒”走了一圈，又看看屋里的几件简陋的家具，心情不免沉重起来，于是对陈烈民说，去你那里吧，有几句话跟你们讲一下。

　　陈烈民没想到，邓小平对他以及他的班子成员所讲的话，会是这么沉重。

　　不仅是他，在会议室里的所有班子成员都感觉到了这种沉重，笔尖也沉重，心情也沉重。

　　邓小平是这样说的，每句话都说得很缓慢：“干打垒”的艰苦生活，只能代表大庆过去的光荣历史。现在让工人们再住“干打垒”，不是自豪，不是成绩，不是光荣，只能说是我们的工作跟不上。工人们还是在拼命地干活，他们的居住条件竟是这个样子！如果社会主义老是让我们的产业工人住在这样简陋的房子里，还要这个社会主义干什么？

　　邓小平顿了顿，又说，所谓先生产、后生活，短期讲讲是可以的，长期讲不行！那么优秀的钻井队长，没有累倒在钻井平台上，却倒在“干打垒”里，叫人心疼。

　　陈烈民说，我们有责任，是我们欠债了。

　　邓小平看看大家，缓了口气，说，大庆的工人阶级为国家的石油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大庆的红旗是毛主席亲自树立的，是全国工业战线的榜样。大庆工人阶级越是艰苦奋斗，我们大庆的领导班子越是要关心工人的生活，倾听他们的合理要求，要千方百计地让他们住得安心，吃得可口，有病能得到及时的、高质量的治疗，孩子有幼儿园可以进，有小学、初中、高中可以读。

　　陈烈民说，是，是。

　　邓小平说，我再说一遍，大庆工人的工资太低了，应该提高。房子，要盖得好一点，要盖楼房。我以后再来大庆，不希望再看到遍地的“干打垒”，我要看到工人住进漂亮的楼房。你们要把油田建成美丽的大庆。我说的，你们不反对吧？

　　这时候，所有的与会者都放下笔，鼓起了掌。

　　邓小平最后又强调说，经费不够，好好盘算一下，要算好账。扩大再生产和保障职工生活要注意兼顾，黑龙江省委要专门研究大庆问题，给予支持。

　　邓小平是在傍晚离开大庆的。他在对大庆的领导班子说出了要关心、改善职工群众的生活那番话以后，感觉到心情舒畅多了，但是他没想到，他的车队在离开大庆厂区的时候，却忽然遇到了“路阻”。那是成百上千名闻讯而来的工人与家属冲着他的车队欢呼，一下子把道路阻得严严实实。

　　邓小平看见的是一片挥动的手臂：邓副主席！邓副主席！让我们看看邓副主席！

　　于是他赶紧从汽车上走下来，向大家挥手，但是欢呼声始终不息：邓副主席好！感谢小平同志！

　　邓小平显然被这样热烈的场面感动了，他不停地朝四面八方挥手。

　　陈烈民挤到邓小平前面，大声喊，同志们，别挤着了！邓副主席还要赶到哈尔滨去，大家感谢邓副主席对大庆的关怀，想多和邓副主席在一起，心情可以理解，可是小平同志工作日程很紧。

　　工人们仍然一阵接一阵欢呼：小平同志好！大庆工人感谢您！小平同志保重身体！

　　陈烈民说，请大家放心，邓副主席对大庆工作的指示，对工人同志们的关心，我们会尽快落实的！现在，请大家让出一条道来！小平同志，您请上车吧。

　　整整“路阻”了一刻钟，车队才得以开动，直奔哈尔滨。

　　坐在第四辆车上的任燕流着眼泪，靠在车窗边，一个劲地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着感想。旁边坐着的穆大江副社长对她说，傻丫头，哭什么？

　　任燕掏出手帕，揉揉眼，说，我知道小平同志为什么受人爱戴了，他最知道人民群众在想什么，他的心总是与人民群众贴在一块儿。

　　到了哈尔滨，住下来以后，任燕忽然有种冲动，她很想通过饭店总机给在北大的夏建国挂个电话，说说她心里的感受，但是她后来还是忍住了。由于纪律的缘故，她这趟出来，不能给亲朋好友挂任何电话，甚至也不能让亲朋好友知道她这一趟出差的名目。当然她也知道，夏建国与田源他们正在忙着悄悄地排演，精心酝酿着舞台上的一声“惊雷”。任燕觉得上上下下的努力都是在往一个目的奔的，那就是正本清源，让一切扭曲的事物都回归到本来的朴素面目。

　　中国的政治气候，是越来越见暖和了。

　　但是任燕以及她的上司穆大江怎么也没想到的是，邓小平会在东北的这块丰饶的黑土地上，直接向“两个凡是”开炮。那一刻他们惊得眼珠子都圆了。

　　那是在吉林长春，两天以后。

　　邓小平在哈尔滨住了一夜，次日上午就跟黑龙江省委班子谈了话。也只谈了半天，他下午就动身赶往了吉林。他打算在吉林的王恩茂书记那里说些更为尖锐的话。

　　当然，他对黑龙江的工作是满意的。尤其是省委书记杨易辰及时组织省委班子学习《光明日报》文章之举，他相当赞赏。这说明黑龙江的领导同志肯动脑筋，着眼于破除框框解决实际问题。于是他对黑龙江的班子讲了这样的话：我们国家的体制，包括机构体制等，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人浮于事，机构重叠，官僚主义发展。“文化大革命”以前就这样。办一件事，人多了，转圈子。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总的说来，我们的体制不适应现代化，上层建筑不适应新的要求。过去讲发挥两个积极性，无非中央和省市，现在不够了，现在要扩大到基层厂矿，要加强基层企业的权力。比如大庆，决定它引进的建设项目，从头到尾应由大庆负责，包括自己派人出去考察，每项技术怎么引进，怎么学，同外国人来往，签订合同等。

　　他的这些话，也使黑龙江的领导班子觉得新鲜，议论热烈。大家似乎都渐渐明白了，怎么从一个更高的层面去思索和判断问题。

　　伴随着南下专列的哐当哐当声，邓小平一直闭眼端坐在车厢里，整理着自己的思绪。

　　要从一个什么样的角度，直接点明“两个凡是”的荒谬呢？这个问题不好讲，但是必须讲。在北京讲有难度，那就在东北讲。总之必须“破题”，必须由他邓小平自己来破。

　　看来，这是历史的责任。

　　一个扎小辫子的列车员姑娘过来倒开水的时候，邓小平才微微睁开眼。

　　九月的东北平原在微微旋转。从窗外看去，田野上劳动的人不多，插着的红旗与标语牌却不少。

　　这时候，由于火车颠动了一下，茶杯里滚烫的水晃了些出来，列车员姑娘的鞋面湿了。

　　王秘书看见了，紧张地走过来说烫脚了吧，快脱掉鞋。列车员姑娘不肯，连说不烫、不烫。邓小平说脱下来看看吧，看看有没有起泡。

　　姑娘还是不肯脱鞋。其他的列车员姑娘闻讯赶了过来，将这位小辫子姑娘扶到座位上坐下，小心翼翼地脱下她的黑色布鞋。脚上倒是没有起泡，但大家惊奇地发现，姑娘的袜子是露出三个脚趾头的，破得厉害，大块的补丁已经脱线。

　　邓小平叹口气，说，女娃，是担心我们看见破袜子，所以不脱鞋吧？

　　小辫子姑娘听了这话，一张脸越发涨得红了。

　　邓小平说，家里过得怎么样？

　　小辫子姑娘低着头不吭声，旁边的一位列车员姑娘代为回答说，小秦是最节省的了，三十元的工资要寄二十元回家，她弟弟妹妹要读书。

　　小辫子姑娘一听这话，眼睛就红了。

　　邓小平说，铁路局发奖金吗？

　　几个列车员姑娘都抢着回答说，没有，加班再多也没有，说物质刺激是资本主义流毒。其中一位列车员姑娘说，首长，我们工资不多啊，生活都很紧张。上个月有同事的父亲生病住院，还是靠向工会借的二十元钱救急。

　　这时候，一位男列车员挤进来，低声说，首长，其实我们不该说这些，我们领导不让说。

　　邓小平说，让你们说什么？

　　男列车员说，揭批“四人帮”，人心喜洋洋。

　　这话说了以后，大家都不说话了，没有一个人觉得可笑。

　　邓小平看着那位小辫子姑娘说，女娃子，你袜子这么破，不是你害羞的问题，是我该害羞的问题。我是党中央的副主席、国务院的副总理，是我没有把这个家当好。

　　穆大江听了这话，马上对身后的任燕做了个手势，要她赶快记下小平同志的这句话。这时候，大家又听邓小平这样说，一线职工的薪酬长期过低，管理上又没有奖金制度，不能体现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这是全国性问题，闹得大家都过穷日子。你们刚才说人心喜洋洋，谁相信这是真话呢？但假话说多了，连自己都以为是真的。

　　火车长鸣了一声。

　　邓小平加重语气说，总之一句话，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

　　邓小平的这句话说完以后，列车又长长地鸣叫了一声。前方就是长春站了，吉林省委第一书记王恩茂与他的班子成员都站在站台上。

　　邓小平下榻于长春市的南湖宾馆，刚歇下，王恩茂就登门拜访。他已经召集了一个有厅局以上领导同志参加的干部大会，他希望邓小平在这个大会上讲讲话。

　　邓小平说，你王恩茂，这两个月来好几次捎信给我，请我来长春讲讲话，到底想听我讲什么？

　　王恩茂说，一直想当面请教您，小平同志。现在，我们面对的实际问题很多，但您说过，许多实际问题的解决，要靠理论的突破。可是理论问题，又该怎么突破呢？说破了天，也绕不过十一大路线吧？

　　邓小平说，你们不是学过《光明日报》那篇文章了吗？

　　王恩茂说，学过了，但还是不解渴啊。这篇文章说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只是说了一个哲学道理，具体该怎么落实呢？吉林省大大小小那么多问题，“光机所”的平反工作还没有完全解决，企业管理的规章制度迟迟建立不起来，旧设备到底该改造还是换新的……成堆的问题都卡在那儿，推都推不动，这把人急的，光讨论哲学问题有什么用啊？

　　邓小平问，“光机所”的事，都查清楚了？

　　王恩茂说，按照您的批示，我们派工作组反反复复调查了，情况是清楚了，一百六十个受牵连的，基本上都平反了。还有十个，留了尾巴，平反不下去啊，天天闹，头痛着呢。这十个人里有一个，曾经执行刘少奇指示很坚决，刘少奇单独接见过，当面给予过表扬；有一个，说是跟“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有关联；有几个在国外的经历查不实，说是有疑点；还有三个年轻人，跟“四五天安门事件”有关系，去过天安门广场。“光机所”原来管事的那几个人说，刘少奇案、薄一波案是中央定的，是毛主席定的，你们敢一风吹我们就告到中央去！如果彻底平反，那就是反党、反毛主席，帽子可大了！

　　邓小平说，你认为呢？

　　王恩茂说，睡不着觉，头痛。

　　邓小平问，你先说，我们现在开展的真理标准大讨论，目的到底是什么？

　　王恩茂想了一想，迟迟疑疑说，小平同志，有些问题，我们可是不敢想啊。

　　邓小平说，是啊，有些问题，你们确实是不敢想。但是，你们当真没有想过？

　　王恩茂说，当然想过啦，但是很多同志都有困惑，甚至我们省委常委会也看不清未来的道路。比如说，“两个凡是”，能突破吗？毛主席说过的话、定过的案子，能更改吗？许多同志问，我们下一步到底该怎么走啊？所以啊，这次小平同志来长春，无论如何得请您给我们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