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朵上的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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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众所周知，腐败现象层出不穷。大家可能会好奇，美国有没有腐败呢？
当然也有。这两年闹得最沸沸扬扬的两个腐败案例，一个涉及前国会议员 Randy
Cunningham，作为前国会国防拨款委员会成员，他曾经接受一个国防产品承包商240 万
美元的贿赂，并利用他在国会的权力，以“特殊专款”的方式间接给该承包商拨款。另一个案
例涉及一个政治游说集团成员Jack Abramoff，他曾经用免费餐免费票免费旅行等方式大
量给国会议员行贿，换取他们给自己的客户多开一些“特殊专款”。
当然，最后RandyCunningham和JackAbramoff都落入了法网。06年3月，Randy
Cunningham 被判入狱 8年 4 个月，Jack Abramoff也被判 5年 10 个月。共和党 06 年
底输掉中期选举，不能说没有这两位共和党员的“功劳”。
然而，客观地说，类似的公然腐败在美国并不常见。拿Cunningham的事件来说，涉案资
金两百多万美元，就已经成了“现代国会史上最耸人听闻的受贿案”（《华盛顿邮报》语）。
挖掘报道该案的《圣地亚哥联合报》也因此得了2006年的普利策奖。至于免费餐免费旅游
等等罪行也天天上新闻头条，只能说美国人在腐败方面比较孤陋寡闻而已了。
不过我在这里想讨论的，并不是这种公然的腐败案――因为这在美国并不多见，至少没有成
为一个制度性问题。我想讨论的是另一种更模棱两可的“政治腐败”。
细心的读者也许会发现，我上面说的两个案例，都涉及到一个词汇，“特殊专款”，这个词近
两年在美国媒体上频频出现，在英文里，叫earmark，如果直译，就是“耳朵上的记号”。
什么叫earmark? 它一般是指国会议员各自根据其选区或者集团需要，插入预算报告中的
“相关项目专款”，比如自己选区需要修一条公路了，就加入交通预算草案中；或者需要某学
校需要某种计算机软件了，就加入教育预算草案中等等。一般来说，在审核程序中，它是在
预算草案出来后，由议员各自紧急加入的，所以它的透明性、合理性很可疑。比如，在一个
非常惊心动魄的案例里，2004年11月17日，国会的拨款委员会审核批准了一项“外交行
动预算草案”，但是，在接下来的 72 小时里，也就是草案提交整个国会批准之前，各路议
员纷纷出马，加入了 11，772 个 earmarks，总额达 160 亿美元。显然国会议员不可能
在三天之内阅读分析这些“记号”，该议案还是顺利通过。
Earmark 算不算腐败呢？一方面，大多数议员在加 earmark 的时候，并没有接受任何贿
赂或礼物，所以他的行为并不违法。甚至，从其选区的角度来说，我们选你干什么去了？不
就是希望你给我们拉修路费、教育资金吗？所以你给我们争取“特殊专款”，这才是合格的“民
意代表”。正是因此，许多议员不但不以加 earmark 为耻，反而以此为荣。比如北卡州的
一个议员，专门把自己争取到的“特殊专款”做成一张地图，这里是他为当地一个宇航中心争
取的两百万，那里是他为了一个地方学校争取到的三百万，显得他“为民请命”不辞辛苦。
但是另一方面，earmark 又是成为议员笼络人心、争取选票的手段。议员可以对真正的公
共利益漠不关心，只追逐自己的地区利益或者集团利益，从而使有限的公共资金流到了无足
轻重的地方。说白了，用公共资金为自己“搞政绩”，从而拉选民争捐款。比如，最著名的一
个案例，阿拉斯加州两个议员极力推动一个两亿两千多万美元的“特殊专款”，要给一个只有
50 个人的孤岛造一座桥，这事后来成了笑谈，称其为“哪儿也不到的桥”。
各种调查都表明，earmark的现象近年来在美国议会中剧增。根据一个叫“公民抵制政府浪
费”组织的数据，1995年国会里只有1439起earmark，到2005年，已经窜到了13997
起。
Earmark 算不算“腐败”，这实际上涉及到民主的一个核心问题：被选举出来的官员到底代
表谁？是仅仅代表那些选举了他的人，还是整个公共利益？如果是公共利益，那么民主的要
害不仅仅在其“代表性”，而在于对于公共利益是什么的“理性判断”，但是如果加入这种主观
的分析和思考，这种主观性的限度又何在？代议民主制中的“代议”二字又如何保证？局部利
益既是公共利益的组成部分，也可能成为它的障碍。当年美国的开国之父们一再担忧的“派
系问题”，就是如何把局部利益控制在整体利益之下。
Earmark 虽然是美国政治中近些年才猖獗起来的现象，但是没有 earmark 的形式却有
earmark 的实质的“特殊利益”却始终存在。英语中“猪肉桶”这个词（pork-barrel），也是
指政治家们争先恐后地瓜分公共资源这个“猪肉桶”，以争取选票或者政治捐款。比如，很多
人认为“农业补贴”，就是一块“猪肉”。波士顿地区花了一百四十多亿的一个交通改善项目（俗
称“大坑”），也常常被认为是“猪肉”的典型。
“耳朵上的记号”也好，“猪肉桶”也好，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具有了专业性，这就是美国普遍
的“游说集团”现象。华盛顿周围，逡巡着一大批专业的游说集团，类似充斥北京的各地、各
企业的“办事处”。游说集团代表着某行业、某集团或者某地区的利益，努力从参众两院中“挤
钱”。本来，这也的确是帮助议员们“倾听民情”、“接近基层”的机会，是民主制度里宝贵的
传统之一，但是，如前所说，局部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往往只有一线之隔，把握不好，就因
小失大。专业化了的游说集团，甚至可以凭其与国会的关系建立“猪肉”市场，“拍卖”其政治
资源，所以在局部利益、游说集团、议员的三角关系之间，出现前述的两个腐败案例，也就
不足为奇了。Earmark 现象近 10 年的猛增，也和游说集团的商业化趋势相关。有人干脆
说，earmark成了游说集团的“自动提款机”。
两起重大腐败案， 上“哪也不到的桥”这样的笑话，美国earmark改革的呼声也日趋强烈。
加
由于各方压力，2006年国会中的earmark大幅下降。2007年1月5日，众议院通过改
革议案，规定所有所有的earmark都必须公开标明倡议议员姓名、用途、成本，议员也必
须证实自己与此earmark没有利益相关性，宗旨就是提高earmark的透明性。
当然了，有些乐于为自己的选民“请命”议员还是不服气。对于他们来说，我为我的选民争取
利益，何罪之有？一个伊利诺州的女议员就说，她“还将为自己的选区而斗争”。看来，一个
政治家太死心眼了也不行，因为你对你的选民“负责”，很可能就是对更广大选民的“不负责
任”。
咱们美国工人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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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以前，我一个哥大的博士同学突然宣布不读了，问他去干什么，他说： 我要去做一个
“
地铁售票员” 听了之后，我大笑，一个常青腾大学的博士生，辍学转当地铁售票员？我完
。
全把他说的话当成一个笑话了。
直到前些天，目睹了7 百万纽约人因为3 万交通工人罢工，在寒冷的清晨步行几个小时去
上班上学，才渐渐明白我那个同学所说的话，很可能不是一个笑话，而是一个现实的计划。
一个纽约公交工人平均年工资为6 万3 千美元，同时还享有终生医疗保险、养老保险，55
岁就可以退休拿养老金。而且，由于公交工人是“国企”工人，所以抱的基本是铁饭碗，不
可能被随便解雇。这个待遇的分量是什么呢？要知道，美国人的年家庭平均收入为4 万5 千
美元左右，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家庭有两个成人都是纽约公交工人的话，那么这在美国就是
一个相当富足的家庭了。同时，美国人平均的退休年龄是65 岁。哥大一般的系院里，刚受
雇佣的年轻教授一般年收入是4 到6 万美元之间――而且要当一个教授，要接受10 年左
右的高等教育训练，这个过程的艰辛不说，竞争惨烈难找工作不说，往往还要使在读学生背
上一屁股债务――难怪我的同学要“明智”地转行去做地铁工人了。
纽约公交工人活得这么爽，为什么还要罢工呢？这部分当然是因为他们 身在福中不知福”。
“
不用去非洲，就让他们到中国来旅游一圈，看看中国沿海一些血汗工厂的打工妹或者国企倒
霉的下岗工人，估计他们肯定会死死抱住自己的岗位，给啥也不换了。然而，更重要的，当
然是美国工会的势力。
美国有无数个大大小小的工会，一般按行业组织，比如汽车工人工会，服务行业工会，甚至
分得更细，理发员工会，清洁工工会，保姆工会等等。当然，在每一个行业里面，工会之间
对成员的竞争也很激烈，竞争的结果，就是每一个行业会出现一个或几个较大的工会，其他
的小工会，作为子工会，加入这些大的母工会。这些小工会与母工会有一些协商、庇护、资
助关系，但小工会有自己的董事会、财政来源，所以具有相当的独立性。
工人加入工会是自愿的，条件是交成员年费，好处当然是工会会出面和雇佣者协商劳工合同，
就劳动条件、工资、福利等等与雇佣者讨价还价。谈拢了，当然好。谈不拢，工会可以号召
工人弟兄们起来罢工、示威。如果这个工会的号召力足够强，可以把一定区域内的某个行业
或某个工厂搞瘫痪，雇佣者当然得给工会“面子”了。对于政治家来说，由于工会在左右工
人的选票方面的号召力，它同样是一个“大爷” 也得罪不起。正是因为工会在左右经济、
，
政治方面的“势力”，美国工人的待遇在有工会以来，一直在“扶摇直上”。社会地位另论的
话，就“舒服”程度来说，在美国做一个“蓝领工人” 确是非常“舒服”的职业。比如，
，的
长期生活在美国的人很容易注意到，美国的建筑施工速度非常慢，与中国一年一栋高楼的速
度完全无法相比――这也难怪，美国建筑工人8 点上班，5 点下班，上午一个长长的“咖
啡时段”，下午一个长长的“咖啡时段” 午饭吃它两个小时，五年能盖好一栋楼就不错了。
，
又比如，美国普通的白领，根本请不起保姆甚至“小时工”，许多女人选择做家庭主妇，辞
职在家带孩子，往往不是“兴趣”使然，而是实在请不起保姆。再比如，一般的中国人会注
意到，美国的“空中小姐”远远不如中国的“空中小姐”年轻漂亮，很多根本不修边幅的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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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妈还“赖”在“空中小姐”的职位上，这其实也与美国工会对“空中工人”的保护相关，
这种保护使年龄歧视、外貌歧视很难发生。
这次带领纽约地铁工人“闹事”的，就是美国“交通工人工会”的纽约子工会“地方100”。
由于公交工人是“国企”工人，他们的合同是与纽约州政府的“都市交通局”签订的。05 年
12 月，上一个合同到期，新的合同进入协商阶段。正是在这个关头， 地方 100”与“都市
“
交通局”爆发了针锋相对的“阶级斗争” 经过漫长、激烈的讨价还价，双方在很多问题上
。
都达成了一定妥协和共识，然而，在养老金的问题上，谈判被卡住了：都市交通局”提出，
“
以后新录用的工人必须抽取收入的6%作为自己的养老金筹款，这比现有合同增加了两个百
分点，而“地方100”坚称它不会“出卖”以后新录用的工人，坚决不妥协。
于是，2005 年12 月20 日凌晨3 点，“地方100”宣布罢工，地铁、公车系统陷入瘫痪。
这是纽约交通工人25 年来的第一次罢工，时逢寒冷的冬天，对于依赖公交系统的7 百万纽
约市民来说，罢工无疑是“雪上加霜”。以后的三天，成了“长征”的三天，人们在零下几
度的天气里，迎着寒风，一步一步向自己的办公室或者学校“挺进”。如果说第一天大家还
有点“新鲜感”，还有种走路的“振奋”的话，到第三天，人们已经开始怨声载道了，有的
“群众”干脆在接受采访时说： 把那些工会的人给抓起来，扔到监狱去，就这么办算了！”
“
在所有这些愤怒的人中，纽约市长布鲁伯格无疑是最生气的。在他看来，谈不拢再接着谈啊，
你罢什么工啊。他在20 号的声明中说：交通工人工会将他们的私利摆在了公共利益之上，
“
这不但是对公共服务这个概念的羞辱，而且是通过让这个城市给他们下跪来达到他们的目
的”。更重要的是，根据纽约州的泰勒法，公共行业的工人罢工是违法的举动。布鲁伯格抓
住这个法律上的“辫子” 敦促法院对工会做出处罚。
，
众所周知，在这个人口老龄化的时代，养老金问题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欧洲近几年的工人
罢工，也往往与养老金问题相关。这次纽约公交系统在养老金问题上双方爆发冲突，并不出
人意料。在“地方100”看来，这次妥协，可能是将来工人福利进一步被侵蚀的开端。对“都
市交通局”来说，交通工人的待遇已经比其他公共行业的从业人员（警察、公立学校的教师、
消防员）要高了，55 岁就开始领退休金在私营行业也是闻所未闻。对白领阶层来说，交养
老金的份额就不是百分之四、百分之六的问题，全国平均而言，白领阶层对自己养老金的贡
献率为32%左右。更重要的是，长远地看，按照现在的养老金和医疗保险支出，可以推算出
“都市交通局”在2009 年将要背上10 亿美元的赤字。 如果一个巨浪即将打过来，你要在
“
这个巨浪到来之前就闪开，而不是等它打到你之后才开始闪避”。
纽约的舆论越来越“一边倒”，甚至连“地方100”的母工会“全美交通工人工会”都宣布
他们不支持罢工，并敦促工人立刻返回岗位，同时法院也开始传唤“地方100”的领导人，
在这种形式下，“地方100”结束了罢工，三天之后就回到了谈判桌。
这次罢工， 地方100”和“都市交通局”两败俱伤，所以一回到谈判桌，双方“口气”都
“
软了不少。几天之后，双方达成了新的协议。“都市交通局”不再要求提高工人对养老金的
贡献率，但是双方同意工人对医疗保险的贡献率要提高1.5%。同时，作为补偿， 都市交通
“
局”会部分返还工人已提交的养老金，使每个工人能得到8000 美元左右的现金收入。当然，
这只是双方高层达成的协议，对工会来说，它还需要得到几万工人的投票批准，对于“都市
交通局”来说，也需要董事会的批准。协议能否获得通过，仍然是一个悬念。
在这整个“戏剧”中，我印象最深刻的，首先是没有任何人能够对“小人物”的命运随意地
拍板钉钉。“都市交通局”不能随意决定其员工的工资待遇，必须与工会定期协商，决定合
同内容；市长不能随意下令逮捕谁，只能“督促”法院采取行动；联邦政府不能干预州内事
物，只能象征性地表示关注；甚至“地方100”工会本身也不能决定合同的有效性，他们只
是代表工人协商合同，只有工人的投票才能决定合同的有效性。
其次是工会的势力。没有人任何人能任意鱼肉“小人物”，恰恰与工会强大的势力相关。一
个文明的社会，必须给予劳动者政治上的声音，这一点至关重要。然而，就美国的某些行业
来说，这种保护有时候已走到了“矫枉过正”的地步。在一个全球竞争的时代，对劳动力的
过度保护，已经削弱了美国许多行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通用汽
车在日本同行面前的节节败退，最近开始大量裁员和关闭工厂。通用的市场眼光固然有失误，
美国汽车行业的“军事化的”强大工会也令其喘不过气来。据通用公司声称，在他们每一辆
汽车价格中，有1500 美元是用来付其员工和退休员工的养老金。中国的轻工产品对美国市
场的全面“霸占” ，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中国对工人缺乏保护、美国对工人过度保护的结果。
正是因此，美国竟然出现了工人自发地抵制工会势力的奇特现象：许多工人自发地打出了 我
“
们要工作，不要工会”的口号。美国工人的“工会加入率”也连年持续下跌，从战后的33%
下跌到今天的12%左右。
众所周知，政治是一种斗争的艺术，然而，同样重要却经常被忽略的是，政治也是一种妥协
的艺术。在一个协商性的政治里，没有任何一方可以为所欲为。“地方100”工会最大的教
训恐怕也在这里，煽动群情激愤等固然姿态华美，然而当它滑出法律的轨道，为了一个团体
的利益而置公共利益于不顾时，这种华美也就沦为小题大做的滑稽了。毕竟，一个既得利益
集团争取更多的利益，有别于一个真正的弱势群体捍卫自身的基本权利，因而也缺乏广泛的
社会呼应。这已经不是一个高呼“失去的只有锁链，赢得的却是整个世界”的时代了，更务
实的做法是回到谈判桌前，在法律的框架内解决问题，失去的只有1.5%的医疗保险，赢得
的却是整整7百万人的安宁。
金融危机里的左中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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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金融危机，左翼埋下了种子，而右翼则积极地施肥浇水，“军功章”里，有你的一半，
也有我的一半
“如果说这场金融危机对这次总统大选有什么直接影响的话，一个时事评论员写道，就是
” “
结束了麦凯恩的竞选。 本来9月初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后，共和党选情已经出现转
”
机，民调显示奥巴马和麦凯恩支持率不相上下，但一场金融危机的巨浪打过来，共和党选情
立刻回冷，麦凯恩与奥巴马的支持率开始节节拉开。
奥巴马当然知道如何将这场金融危机打成选举牌。在最近的总统竞选辩论中，他慷慨激昂地
控诉道：正是麦凯恩支持的布什政府的经济政策、去管制化的市场至上论，导致了目前的华
尔街危机。
毛主席说过，有人的地方就有左中右。反映到最近的美国金融危机问题上，当然也不例外。
以奥巴马为代表的左翼对金融危机的理解是：是金融界的贪婪、共和党的自由市场至上的原
则导致了这场金融危机。正是基于这个理解，民主党把持的众议院才对最初的政府救市方案
进行了否决， 凭什么我们要拿纳税人的钱去挽救那些贪得无厌的华尔街银行家？”甚至有
“
些左翼评论员不无幸灾乐祸地就此宣告资本主义的“终结”，认为这场危机恰好反映了资本
主义的内在弊端和必然崩溃。
右翼则对左翼的这种说法嗤之以鼻。与左翼那种“都怪银行家”的论调相反，右翼更倾向于
“都怪那些超前消费买房的穷人”这种看法。在他们看来，这次金融风暴的根源在于次贷危
机，而所谓“次贷”，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就是银行给缺乏消费能力的人贷款买房。有些人
不名一文，却大摇大摆地到银行要求贷款买房，银行则抱着“反正房子会涨价”的心态给他
们进行抵押贷款。
两方谁对谁错呢？我想来想去，只能各打五十大板。奥巴马“都怪共和党、都怪去管制化”
的说法，在我看来不过是政客一贯的混淆视听。其实不管政治派别如何，大家基本能达成共
识的一点是，这次金融危机的起源是次贷危机，而当年基于“保护弱势群体”的理念主张放
松对穷人贷款限制的，恰恰是民主党政府和国会代表。1977年卡特政府批准、1990年代克
林顿政府屡次修改的“社区再投资法案” 求房地美和房利美（“两房” 等贷款公司降低
，要 ）
中低收入者贷款的门槛、甚至规定给低收入人群的贷款额度。2005年，当时还在共和党控
制之下的国会曾经动议规范“两房”的贷款标准，却遭到民主党的一致反对。众所周知，最
近的金融危机第一声“号角”，就是两房大规模亏损吹响的。也就是说，民主党一直在推动
房地产贷款按照福利原则而不是市场原则运作，所以恰恰是政府干预市场、而不是“全盘自
由主义”埋下了这场金融危机的祸根。
当然另一方面来说，“银行家的贪婪”肯定也通过金融杠杆将这种潜在的危机放大了数倍。
为了尽快将次贷兑现，华尔街精明绝顶的银行家们将次贷“包装”成优质证券，将这个烫手
的山芋一个接一个环节地往下传，直到穷人付不起房贷的消息传来、大家发现次贷它就是“次”
贷、怎么包装乌鸡也变不了金凤凰为止。等次贷这个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牌倒下，全球金融
危机也就为时不远了。这其中的关键是次贷的证券化，而在次贷的证券化过程中，可以说“华
尔街的贪婪”功不可没。
可以说，这场金融危机，左翼埋下了种子，而右翼则积极地施肥浇水，“军功章”里，有你
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正是因此，把这场危机打成选举牌，变成政党相互攻击的武器，是
件可悲的事情。大难临头，解决问题最紧要，化悲痛为棍棒却似乎不大光彩。“凭什么拿纳
税人的钱去挽救那些贪得无厌的华尔街银行家”这种说法固然颇煽情，但一个人身无分文却
要买车买房，不贪得无厌吗？泡沫破灭的时候，大家气愤填膺。泡沫高涨的时候，大家不也
都“同去、同去”了吗？要我说，贪婪的银行家固然可恶，但其实每个人心中都有个银行家。